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的社会转型适逢媒介变革，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话语出口，社交平台上的政治沟通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本书关注的是：在社交媒体这样一个新兴的直接政治交互平台上，在新的话语场域规则（这种规则既有媒介技术的“功能性”一面，也有权力结构的“社会性”一面）下，中国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沟通问题，主要是由媒体连接的政治沟通的效率、状态，也即由媒体连接的政治话语关系状态。我们将它概括为“媒体话语关系”。为了避免对这种抽象概念表述的误解，下面我们进一步作几点阐释和说明。
（1）我们关注政治话语关系，主要是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的话语关系状态，是一种超越主体的视角，也是一种建构主义视角。它不同于国内媒体与政治沟通相关各类研究普遍隐含的主体视角，不局限于以政府或媒体视角考虑政治沟通实践中的困难，也不仅将政治沟通视为信息流动，而是将政治沟通看作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互动、意义协商和权力博弈。
（2）这种研究视角也有别于国内“网络集体行动”“新媒体事件”研究的事件本体视角以及“官民话语对抗”的短期话语关系视角，是以主体间的长期话语关系视角来看待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的政治沟通。它不仅仅停留在对事件或行动中的话语关系进行分析、阐释，而是对由话语主体之间长期话语互动积累而成的话语关系状态进行评估和检讨，以期对现实的政治沟通和社会发展有所助益。
（3）面向社会治理来思考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话语关系问题。以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良治为方向，从当前体制下的权力关系出发，对社交平台场域中的良性话语关系状态进行规范性、价值性讨论，不回避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工具性质，通过识别当前政治话语关系存在的问题来帮助构建良性话语关系、提升政治沟通的效率。
实际上，本书的这些特点，也恰是创新之处。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研究的精力、文本的体量有限，本书将研究焦点限定为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话语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平台场域中政治话语关系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依然与传统媒体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仅将传统媒体场域中的话语关系作为影响因素加以考虑。
本书的研究目标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社交平台场域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关系状态进行描述和阐释；二是以当前体制条件下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的实现为目标，对社交平台场域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话语关系的实际状态进行检讨，并提出改善的建议。
因而，本书有望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创新：
首先，目前国内关于社交平台场域中政治沟通问题的研究，或者采取立足于政府或媒体的传统主体性视角，将政治沟通问题归结为政府或媒体的传播技能问题；或者以事件本体视角和短期话语关系视角聚焦于话语事件本身，忽略其作为各种社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两种研究视角均有所局限，因而对现实政治沟通的改善难有裨益。本书将政治沟通看作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互动、意义协商和权力博弈，以一种主体间的长期话语关系视角考察社交平台场域中由媒体连接的政治沟通的运转效率。这一路径能够帮助话语主体更加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政治沟通问题，有益于改善政治沟通效率。
其次，国内既有研究发现了社交媒体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融合”及“对抗”，在政府话语、媒体话语普遍改变话语风格主动与公众话语交互的同时，官方与民间的话语冲突依然存在。本书通过深入考察社交平台场域中政治沟通的成效发现，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互动实现了表层融合但存在深层隔阂、存在形式上的对语但缺少实质性的对话，社会问题的实质面被回避和悬置，可能加深话语之间的隔阂、造成“逆反”。研究从现实的权力关系出发剖析政治话语关系发现，所谓话语“对抗”实际上包含着“监督”和“逆反”两个层面，政治沟通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监督”而是“逆反”。因而，要改善话语关系、提升政治沟通效率，就需要增进主体之间的实质性对话，重视监督性、冲突性议题对于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与作用。
最后，国内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网络舆论引导、危机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均提出了增进政治认同和促进政治沟通的传播策略。这些策略往往着力于提升政府、媒体的传播技能，并不重视各主体之间就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而形成的对话效果，常常在与公众话语交锋时遭遇对抗式解读和戏谑式再造，无法真正达成预期的传播目标。本书主张，良性的话语关系建立在话语主体之间良性权责关系的基础上，要消除话语隔阂、改善政治沟通效率，需要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共同努力。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媒体在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工具性与监督政府实现民主政治的公共性之间，面临着两重身份角色的撕扯和尴尬，媒体监督和公众参与应当给予制度化的保障。
要在社交平台场域中政府、传播、公众之间纷繁芜杂的话语表达中透析三者之间的话语关系状态，描绘其骨骼和脉络，解释其权力动因和建构作用，并非易事。这种阐释性的分析最终还需要建基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就话语主体之间的话语关系而言，任何话语表达都处在对话主体之间的长期的话语关系之中，与之前和之后的话语产生互动关系，以之前的话语表述为“原料”并作用于它们，同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话语加以预期和“启发”。这种话语关系外化为文本特征，主要体现为由话语言说主体的复合性、文本的对话性（双声和复调）、文本的互文性而形成的复合嵌套结构，以及文本的互动特征。同时，文本的意义并非客体化于文本之中，应当在由话语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开放场景中加以考察，以深入阐释话语的文本结构、表述框架、修辞策略等。因而本书以媒体连接的政治话语互动所生产出的文本实体作为研究对象，创造性地在综合借鉴语言学的对话性、互文性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话语的复合嵌套结构、互动特征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并结合框架理论等来考察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话语交互过程，全面展现中国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话语生态。关于话语言说主体的复合性、文本的对话性（双声和复调）、文本的互文性，以及框架理论将在后文中详细介绍，此处不作赘述。
本书的两项研究目标，分别属于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上述分析框架主要针对经验研究，对于规范研究则采用“实然—应然”相对照的分析框架，即将通过经验研究获得的关于媒体话语关系的描述作为“实然”，与中国当前体制情境下和社会、媒介发展水平下以实现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为目标的“应然”判断进行对照检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针对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研究方法。
（1）针对第一项研究任务，需要展现社交平台场域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关系状态，既要保证研究对象在时间序列上有一定的持续和延展，又要保证话语研究的精度。我们使用了内容分析和批判的话语分析（CD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能够实现研究对象的广度和事件跨度，后者能够确保话语研究的精度和深度。首先依照社交平台场域中政治话语沟通的实际状况，将文本的复合嵌套结构、互动特征以及话语框架操作化为可识别、可量化的文本特征，用以进行内容分析，以全面掌握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沟通状况，进而在此基础上运用批判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文本结构、表述框架、修辞策略进行深入的阐释，以深度揭示政治沟通的成效。
由于在不同性质的议题中，政治话语生态可能存在差异，我们除对媒体话语关系的基本状况（日常话语）作总体性考察外，考虑到民主政治和社会治理是本书考察政治话语生态的两个现实根基，依据媒体在其中的两项基本职能（宣传和监督），区分出两种性质的议题——宣传性议题和监督性议题，以及社交平台上出现的政治沟通障碍——传播失灵现象，分别进行深入考察。本书通过对媒体话语关系的总体性考察，结合监督性、宣传性议题、传播失灵现象上的详细考察，全面、深入地描绘社交平台上媒体话语关系。
对于宣传性议题和监督性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行议题选择，应当遵循典型性、新近性、可行性、内部差异大的原则，选取新近发生的受全社会普遍关注且普遍参与的、具有一定时间跨度和演变过程、文本搜集具有可行性的议题，同时还应兼顾所选议题发生的时间的接近性。关于具体的文本搜集和研究设计将在所涉各章中详细介绍。
（2）针对第二项研究任务，需要对社交平台场域中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话语生态进行价值、规范的讨论，以明确良性话语关系为何，作为检讨的依据。我们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借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理论资源，对中国媒体话语生态作出应然判断，并以此为据反观中国媒体话语关系存在的问题。
这些研究方法，与其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一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有效性也总是有限的。正如詹姆斯·保罗·吉所言：有效性不是个人的，也永远不会是“永恒的”，如果其他人分析我们的语料或相似的语料，它们的发现要么支持或改进我们的结论，要么挑战我们的结论，因为，有效性是社会的。
除绪论部分外，本书主体包括三个部分，即“媒体话语关系的分析框架”“媒体话语关系的深描”“媒体话语关系的检讨与改善”。
图1-1 本书的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即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借鉴话语理论和语言学理论资源，从三个方面展示了媒体话语关系中的政治运行，建构起本书的主要分析框架。第一、第二节分别说明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话语关系：（1）媒体话语本身作为一种复合嵌套体系，复现各政治力量之间的话语竞争及复杂对话关系；（2）媒体话语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中介机制、关联机制，参与、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第三节说明了媒体话语关系的视角是一种超越主体的间性视角，媒体的话语生产受制于现实的权力关系，话语关系的优化与提升不可能单纯依赖媒体的专业技术能力来实现。第二章对媒体话语的理论阐释为即将展开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涉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运用前文建构起的分析框架，考察媒体话语关系，以推论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政治沟通状态。第三章就社交平台上媒体话语关系的基本状况进行总体扫描，对媒体日常话语生产之对话性进行描写和反思。第四、第五章分别就宣传性议题、监督性议题中媒体话语关系进行深描，以此考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中，由媒体中介的政治沟通状态。第六章就社交平台上出现的传播失灵现象进行案例分析，对其表征、本质、因由进行深入考察。这四章使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解析媒体话语关系的实然状况，对媒体话语的自身结构、权力倾向、媒体话语与政府及公众话语的交互过程、对话结果进行描写，展现政治话语竞争的张力和冲突。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第八章，就前一部分描绘的媒体话语关系进行检讨并提出改善的建议。第七章从社会治理的视角，以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的实现为目标，对政治沟通中的良性话语关系进行应然层面的探讨，并分析了其中政府、媒体、公众的权利和责任。第八章以此为依据，检讨当前中国社交平台上的媒体话语关系状态，并就各方主体如何改进话语沟通实践提出建议。
[1] [美]曼纽尔·卡斯特尔与邱林川提出的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具备信息传播技术使用能力的社会中下层。参见Cartier Carolyn，Castells Manuel & Jack Qiu Linchuan，“The Information Have-Less：Inequality，Mobility，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40（2）：9-34.
[2] Castells Manuel，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80，97，136，413.
[3] Carpentier N.，“Participation Is Not Enough：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of Mediated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24（4）：407-420.
[4] Hindman Matthew，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96.
[5] Hyung Lae Park， Interne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New Digital Divide ，Germany：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AG & Co.KG，2010，p.169.
[6] Himelboim I.，“Civil Society and Online Political Discourse：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Unrestricted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38（5）：634-659.
[7] Williams R.， Ma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12.
[8] Vicari S.，“Blogging Politics in Cuba：the Framing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Cuban Blogosphere”， Media，Culture & Society ，2014，36（7）：998-1015.
[9] Papacharissi Z.& de Fatima Oliveira M.，“Affective News and Networked Publics：The Rhythms of News Storytelling on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62（2）：266-282.
[10] Gleiss M.S.，“Speaking up for the Suffering（br）Other：Weibo Activism，Discursive Struggles，and Minimal Politics in China”， Media，Culture & Society ，2015，37（4）：513-529.
[11] Wallis C.，“New Media Practices in China：Youth Patterns，Processes，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5：406-436.
[12] Shubo L.，“The online public space and popular ethos in China”， Media，Culture & Society ，2010，32（1）：63-83.
[13] Valentino Nicholas A.& Sears David O.，“Event-Driv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readult Socialization of Partisanship”， Political Behavior ，1998，20（2）：127-154.
[14] Stockman D.& Gallagher M.，“Remote Control：How the Media Sustains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1，44（4）：43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