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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组织或机构）所连接的政治话语关系状态是一个集合多重研究视角的问题域。它既关乎民主政治的动员、参与、协商、监督，又涉及话语权力的调配、争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还连接着社会冲突、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认同等复杂命题。本书采取综合性的研究框架，着重对中国社交平台场域中由媒体连接的政治沟通话语关系状态进行评估和规范性探讨。相关理论资源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新媒体与民主参与理论；二是政治话语竞争与霸权理论；三是社会冲突、集体行动与新媒体事件；四是政治认同与政府形象。
新媒体之于民主参与的影响，或者说新媒体时代的民主参与，是当前社交平台政治话语沟通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公民政治参与关乎民主的实现，是所有民主社会政治沟通的基本目标，也是民主政治过程的关键环节。关于新媒体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早在互联网发展之初，未来学家们已经对此进行了预测。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理论、丹尼尔·贝尔（Dnaei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阿尔文·托夫勒（A.Toffler）第三次浪潮理论对人类社会“信息化阶段”的设想，以及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数字化生存”的未来主义式预言均对此作出了论断，认为媒介技术的变革将逐步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相关讨论更为热烈。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社会理论影响颇大，他通过《信息时代三部曲》（2000，2004，2010）描述了一种去等级的、扁平化结构的充满民主想象的“网络社会”理念：网络建构了社会的新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流动性作为网络社会新动力机制的核心，支配着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和社会互动，使网络社会的信息流动和人际互动在实时的时间中接合，空间和时间被抽离或者“虚化”，从而形成一个流动性的全球社会。
随后他又出版了《传播权力》（2009），首次提出大众自传播的自治概念，认为当代互联网被全球多媒体网络与“创造性受众”之间的矛盾所影响，全球多媒体网络试图将互联网商品化，而“创造性受众”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建立由互联网公民控制而不受企业控制的传播自由权，大众自传播允许传播对象“监视权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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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论者们也谈到了“参与式社交媒体”。如，塔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认为，“新网络”已经造成“新经济民主”；豪（Howe）提到，社交媒体的众包是一种“朝着更商业民主化的趋势的表现”；本科勒（Benkler）指出，由于共同对等生产，“文化变得越来越民主，即自我反省和参与”；布伦斯认为，产用合一允许人们参与互联网文化；杜驰得出结论，“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技术对使用它们的人已经进行了明显的……参与式接触”
。这些著述都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技术乌托邦色彩，乐观预期新媒体的民主潜能，认为它将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直接民主的实现。
另一路学者继承了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角，对互联网技术的政治价值进行了反思，对技术能否改善民主提出质疑，提醒人们注意技术的内在问题及其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负面影响。如约翰·伯克（John Burke）认为“网络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却构成了对社会的控制”
。R.舍普（R.Scheps）更尖锐地指出，过度依赖技术会导致内在问题，互联网技术及其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它并不是政治的福音，而是民主的幻象——技术帝国主义。
初生牛犊的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则直接挑战学术权威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他深入到本体论的层面，论述网络隐喻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时所体现出来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有根本的区别，还指出卡斯特错误地把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定位于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工作者，从而在价值生产的源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迈克·韦恩（Mike Wayne）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人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有区别但又不是资本家，卡斯特对发展方式的过多着墨，特别是对生产者之间水平关系的放大，容易使人产生“网络社会代表了一种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的错觉。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网络社会中依然呈现为最根本的劳资双方的垂直关系，以及资本与资本之间动态的水平关系。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也指出了“参与式社交媒体”的局限，认为企业和企业逻辑控制了社交媒体与互联网，且互联网主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交媒体并没有构成公共领域或参与式民主空间，而是被公司特别是控制着关注度和知名度的多媒体公司殖民统治，当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分层的、非参与性的领域。
另外，莫洛佐夫在《网络幻象》也指出信息乌托邦主义强调新媒体与民主化的必然性关系，坚信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将促进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
此外，不少学者专注于新媒体民主参与状况的实证研究，对新媒体平台上民主（Democracy）是否有效实现进行了详细评估，发现了一系列理论、概念和经验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新媒体平台上的协商（Deliberation）、争论（Debate）、讨论（Discussion）如何进行的，其结构（architecture）、原则（Principles）、规则（Norms）、质量（Qualities）如何，有没有确保参与（Participation）、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多样性（Diversity）。互联网为人们普遍提供了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互动的新途径，但由于参与者个体的参与动机、互联网使用技术、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等因素的差异，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及互动并不能以简单正比的方式转化为受众的政治信息拥有量和参与能力，反而有可能导致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参与能力的落差。例如，Carpentier N.（2009）分析了两个比利时北部参与式媒介产品的接受情况，发现参与式媒介产品并不是无条件地被受众接受，而这些可能发生作用的特定条件，仍然嵌入在大众传播范式之内，表明了两个“老”的概念——专业素养和社会意义在评估受众民主参与时仍然是十分关键的。 [3] 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指出，互联网并没有扩大政治话语而是赋权给少数精英——其中有些是新人，但更多的是熟面孔，他通过追踪近三百万个政治网站和博客网页，分析公民如何寻找政治信息，以及像谷歌和雅虎这样的搜索引擎是如何把用户的注意力引导到主流媒体上的，发现互联网增加了一些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改变了利益团体与候选人组织、动员、筹集资金的方式，但权力精英仍然强烈地影响着网上政治信息如何被呈现以及如何访问到。 [4] H.L.帕克（Hyung Lae Park）发现互联网使用者的投票行为取决于如何使用互联网，即积极政治用户比消极政治用户更容易受影响。 [5] Himelboim I.（2011）通过分析了207419名参与者6年的讨论，发现以新媒体为中介的民间社会互动，存在限制参与者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平等的等级社会结构，讨论的增加会造成加剧社会等级的分化。 [6]
在新媒体与民主参与问题上，应该说中外研究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了解新媒体给民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认识新媒体民主发生的过程和模式、推动新媒体平台上民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实现。但是，两者所根植的现实基础或者说制度土壤是不同的。这就可能导向不同的研究发现和理论主张。并且，学术研究本身也受到制度的规训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与国外研究关注新媒体平台上民主发生的实际过程、方式、机制不同，中国研究者更多地从理论上辨析新媒体平台上民主的政治价值，主流学术话语体系往往倾向于论证新媒体作为支撑多元社会民主实践的积极价值。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分配，网络社会出现了政治权力的转移——组织结构由科层制向扁平化发展、权力结构由控制型向分权型发展、决策结构由垂直式向交互式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知识化、扁平化、分散化的特点。传统社会中由中央流向边缘的“沟通模式”已被彻底瓦解，重新塑造出一种“草根式”（Grassroots）联结，任何人都拥有同等的表达机会，直接民主也就有了新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则是比较辩证地看待新媒体民主的政治价值，将其比作“双刃剑”，虽然主要强调新媒体推进民主政治的变革性意义，但也提醒人们注意新媒体将有可能带来的无序政治参与、数字鸿沟等消极影响。
当然，也有中国研究者打破这种主流的论证方式。如刘震、曹泽熙提示社会公众更多关注社交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于民主健康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的一面，从资本与技术的垄断、网民与公共领域概念在互联网中的混淆、资本控制的互联网亚文化等维度对所谓“赛博空间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批判，剥离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与民主政治的简单正向关联。
中国研究者对于新媒体民主的研究，不论是主流学术话语的“叫好”，还是少数学者的批判，都是以理论论辩的形式阐述观点，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1）讨论的焦点放在新媒体而非民主参与上，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带来的影响，论证过程与技术结合得紧密、与中国的制度现实和民主现状结合的深度不够。（2）未能深入分析和检讨当前中国新媒体民主的实际状况、发现当前中国新媒体民主参与的“痛点”以图改进。总体上，关于中国新媒体民主参与的论述还比较粗略，缺少对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背景和现实状况的深入扎根，也没有恰当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这也启示本书的研究需要在这两方面进行改进和弥补。
政治沟通具有话语实践的性质，它植根于权力关系之中，又能够建构、维持、改造权力关系。福柯所谓的“话语”表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还影响着各种观念被投入实践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为的方式”
。话语既具有建构性，又是被制约的。福柯从“话语即权力”的研究立场出发，提出“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的概念，说明“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要受到一些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及再分配”
。参与政治沟通的各话语主体如何互动，形成怎样的话语关系，其背后隐含着社会关系、权力结构的问题，是一种“流动”的社会实践。
福柯在对话语进行分类回顾的时候，将17世纪起聚焦于权力与战争关系的新话语称为“历史—政治话语”，它谈论“特殊战士、作为旨在局部胜利而运作的武器之特殊真相、特殊权力和永久战争，谈论最混杂、最阴暗、最偶然的东西，谈论肉体、暴力、仇恨、报复和激情的非理性”。“这种话语实际上要砍掉国王的头颅，无论如何要避开君主，要揭发君主”，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的征服和奴役的战争，就具有了二元特征”。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这种话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领域的斗士们都结合各自策略使用这个历史—政治话语来与对手们决战。福柯已经将它视为一种能被广泛转移和适用的“话语策略，一种知识和权力的装置”，最终成了知识的构成律和政治战役的共同形式。
福柯与雅克·德里达之后，许多政治科学家逐渐放弃了政治哲学中如“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语言的本真（True）意义，认为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行动形式，无论是政治争论还是政治进程本身，都是通过文本和谈话来构成并交流的，这一发展也被称为政治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话语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
话语的排他性就造成了话语之间的竞争性。每一种话语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描绘世界、书写历史。“话语秩序”的概念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体话语交际的过程中存在着等级差异，即费尔克拉夫所说的“话语秩序是在话语层面表现的社会秩序”
。话语竞争实际上是话语主体通过话语论述争取话语优势地位，获取定义阐释话题、建构社会实体的权力。透过错综复杂的交锋和角逐，话语或取得霸权地位，或被收编、推挤至边缘。日常实践中相互“争霸”（Becoming Hegemony）的过程，发生在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
葛兰西（A.gramsci）的霸权（Hegemony）为话语竞争提供了一个十分契合的概念框架。福柯突破韦伯的支配性、从属性权力观念，认为权力并非借助强力对那些从属于它的人负面地发挥作用，而是暗含在日常社会实践中，弥漫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权力是生产性的，通常隐而不显，它的成功与它掩盖自身的能力成正比。所谓霸权，就是“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使整个社会团结起来”，通过“谈判”（Negotiation）和“共识”（Consent）霸权在整体上与其他社会力量结成联盟，获得霸主地位。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除了剥削和压迫，还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但是，霸权是权力斗争的焦点，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与“流动”的话语实践是同一过程，需要通过话语论述获得其他社会力量的赞成。
这个动态过程，充满了矛盾、抵制、妥协和合作，然后激发新的矛盾、抵制、妥协、合作……协商和妥协当然是有限度的，即绝不允许它们挑战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一旦知识和道德方面的文化领导权出现危机、不足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延续，那么文化霸权完全有可能被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所替代。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文化研究学者们所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研究出现了范式危机，即阿尔都塞等的结构主义与威廉斯等的文化主义的争讼不清，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不知何去何从，霍尔详细阐释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导引出文化研究声势可观的“葛兰西转向”。
霍尔将霸权评价为巨大的生产性隐喻，认为葛兰西富于创见地将话语对抗维度引入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永远是流动不居的权力斗争场域，文化的意义还取决于文化主体的能动参与，而非完全为既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霸权理论将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有机群体，安插进结构主义抽象的条件限定中，考察被意识形态规约的个体何以在特定历史契机下转为自觉反抗的革命性主体。
在葛兰西的影响下，霍尔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观，即文化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相互斗争融合而成，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文化生成路径最终达成文化共识。
霍尔的看法得到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响应，如约翰·斯道雷等也主张当代文化研究应当重返新葛兰西派的霸权理论。
英国文化研究的新生代中坚人物托尼·本内特认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独特意义，在于用“霸权”替代“统治”来认知和说明主导文化的确立和经营，
文化更像是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抗争与谈判的场所。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雷蒙德·威廉姆斯也将霸权描述为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鲜活的霸权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和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受到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
[7]
。
除话语理论和霸权理论外，关于政治话语竞争的微观实践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些研究具有浓烈的语言学渊源，专注于话语或文本的叙事（Narratives）和框架（Framing），由其中的语言特征，如及物性（Transitivity）、节奏（Rhythms）、模式（Patterns）、连贯（Coherence）、主题的相关与漂移（Topic relevance and drift）等，分析话语中的抵抗（Resistance）、欺诈（Fraud）等现象，尤其关注种族冲突（Interethnic Conflict）、苦难（Suffering）等现象。如Vicari S.（2014）分析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流的62个博客内容关于集体行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发现个人叙事和传统社会主义修辞的混合物成为新兴的网络政治辩论的原料，这种混合的结构取决于博客的政治倾向；集体行动的倾向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关键博客之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衔接机构和目前社会主义修辞已经严重过时。 [8] Papacharissi Z.和de Fatima Oliveira M.（2012）分析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前后Twitter上的新闻叙事，发现新旧新闻价值杂糅，重点是戏剧的即时性、团结和氛围，并用情感新闻来解释政治危机时期公众网络内容生产的独特性。 [9]
中国的政治话语竞争，也受到西方研究者们的关注，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选择的具体研究问题各有不同，但大部分都关系到中国官方主流话语与新媒体上新兴民间话语之间的较量。如Gleiss M.S.（2015）指出，关于中国问题，学者们不应该再局限于讨论新媒体的政治影响，提出应该关注为争夺话语霸权而展开的话语斗争、认同战略，并把这种框架称为“最小的政治”，他还运用这一框架分析了慈善机构LSP的微博帖子语料库，发现LSP活动家的网络争论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发表挑战官方话语霸权地位的另类话语，二是在使组织工作合法化的同时，使尘肺病问题政治化。他认为LSP行动家的话语策略体现了在压抑的环境中政治竞争的路径。 [10] Wallis C.（2011）考察中国新媒体中青年的使用和实践，分析了网络社区、身份、游戏、网络公共领域、公民参与和新媒体产销合一，认为中国各种的新媒体实践是在中国政府控制冲突的愿望中进行的，即在拓展新媒体技术的同时控制“有害”影响。同时，他也指出，在高度商业化和更加自由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新媒体技术为多种表达模式开辟了新的空间，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复杂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11] Shubo L.（2010）认为在中国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网络论坛（Internet Forums）没有改变中国的民主状况，国家权力仍然是塑造公共精神的最强力量，网络已经蜕变为大众娱乐的场所，民间话语不再能够维持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协商，而是专注于非反思性的民族主义和流行偏见，网络论坛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演讲的角落前途暗淡。 [12]
中国研究者对于国内政治话语竞争问题的研究，往往与社会冲突事件捆绑在一起，缺少对日常的政治话语竞争的关注。这可能与国内强调成果产出速度的整体学术研究氛围有关，多宏观的理论研究、少微观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的研究对象通常时间跨度小，少有跟踪性、历时性的实证研究，研究周期普遍较短。国内研究者关于社会冲突事件的政治沟通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文展开。
图恩·梵·迪克认为，21世纪的人们，接触到多种言语信息，其中相当多的是政治性的，政治信息日益被媒介中介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对政治文本和谈话的接收、诠释和批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并且因互联网的扩散而愈发增加（比如由博客和推特带来的机会），其二是对政治意识和批判性评价的需求也相应随之增长。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体作为反映和再现社会现实的最重要的中介物，处在政治话语“争霸”关键位置。大众媒体既是各种政治话语角逐、博弈的竞技场，它本身也有其主体性，是一支特殊的政治话语力量。大众媒体在各种消息来源、宣传导向、专业价值、市场需求、文化追求以及各种外部力量之间进行权衡，最终如何发声，既是各种政治力量话语竞争的结果，也是其主体性加诸各种政治话语力量的表征，由此形成所谓“再现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正因如此，各种话语行动者十分重视获得大众媒体的近用机会，发展出形形色色的话语策略来吸引媒体的注意。在社交媒体诞生之前，大众媒体是研究政治沟通绕不开的话题，但目前研究焦点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民间的话语行动，作为专业信息生产机构和政府与公众之间中介机制的媒体组织（机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话语行为则缺乏深入的讨论。这正是本书的研究兴趣所在。
当前，社会转型导致的频频爆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展现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社交平台场域中政治沟通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在西方，社会冲突这类政治活动主要被放置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框架和概念谱系下予以考察。这三个概念虽然同属政治社会学的范畴，与社会冲突联系紧密，国内的许多研究有时将其相互替代来使用。但西方研究者对这三个概念有着严格的区分，将它们看作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力图建构为截然不同的概念类型，三者区分的依据主要是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这三种社会冲突的形式确实较容易被识别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实体：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中的边缘现象，革命是历史现象或非西方国家现象，基本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社会中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
这种概念之间的清晰界分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以20世纪60年代为时间节点，之前的研究者，如勒庞、芝加哥学派的布鲁诺，将社会运动看作非理性的社会病态行为；6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大量出现，美国学术界开始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把社会运动看作理性的政治行为。类似的变化在欧洲也随后出现了，并由此区分出老社会运动和新社会运动。老社会运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等这些革命性、政治目的非常激进的运动，相应的理论解释主要运用怨恨、意识形态、行动、组织等变量。新社会运动指后工业社会中，以公民与国家和重要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商榷权力边界为目标的集体行动，比如安乐死、同性婚姻、动物权利和各种各样的生态运动。
这一变化，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的趋势，使社会运动成为一种常规的政治抗争形式，逐渐具备组织化、制度化的特征。
社会冲突理论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动荡加剧、新社会运动发展的背景下，以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的冲突思想为基础，由刘易斯·科赛和拉尔夫·达伦多夫真正建构起来。科赛认为，冲突是社会运行的常态现象，它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防止社会系统僵化的功能，它能够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强化社会整合，维持社会稳定。达伦多夫认为，冲突既是一种破坏力，也是一种生产力，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威和权力，它们相互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内部权威和权力的再分配，社会由此实现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
社会冲突理论是一种非均衡的理论模式，它把社会体系看作是一个矛盾、对抗和冲突的系统，冲突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结构自身的性质，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对社会体系并非都是破坏性的，而是增加自身的适应力、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各个社会群体对利益的争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同时，它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现象，承认一部分人的占有和另一部分人的被剥夺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把社会学的关注点从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现象的功能转移到冲突、社会变迁等重大、宏观的社会现象上。
在西方的概念谱系中，集体行动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与社会运动相比，区别在于其对抗性的政治活动在时间上不及社会运动持久和连续，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也较低。
中国社交平台上的冲突事件，明显属于社会结构内部的“商榷”。国内研究者往往回避社会运动的提法而使用“集体行动”的概念，有学者批判这种做法是出于政治敏感，将“社会运动”一词等同于“社会动乱”或“大民主”，看不到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同时，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将社交平台上的冲突事件命名为“新媒体事件”的研究，这一新创的概念是由西方的“媒体事件”发展而来，意指新媒体平台上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无论选择何种概念，对当代中国而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来分析中国社会变迁，能够全面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应对策略。一方面，要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只是一种相对稳定，而不可能是理想意义上的绝对稳定，应当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让利益冲突得以表现出来，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应对冲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冲突所具有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如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社会矛盾倒逼改革的功能，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近年来受到西方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将网络集体行动分为两类，一是关注网外社会运动组织如何使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动员和抗议；二是直接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抗议行为。
西方社会发生的网络集体行动，大多为原有社会运动的线上延伸，而完全生发于互联网的抗议运动极其罕见。因而，西方学界多针对第一种类型展开研究，将互联网看作新兴的动员资源加以考察，研究运动组织者如何利用网络进行动员，而对生发于互联网上的抗议活动研究较少。而中国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互联网上的集体抗议和公民行动，属于第二种类型。中国与西方同样以网络集体行动命名的研究，研究对象却发生错位。因此，如果借用西方政治社会学围绕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动员形成的三大经典理论，即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与框架过程（Framing Process），来考察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将不能完全适用，无法解释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上的新生的集体行动逻辑。
芝加哥大学华裔社会学者赵鼎新提出了替代性的路径，引入了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或译作“抗争政治”，即“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
。这一理论框架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侧重从政治的角度解释抗议行为；二是强调国家与抗议行动之间的互动性；三是摈弃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强调动态分析”
。刘能、裴宜理、于建嵘等多位社会学者赞同或跟进了这一理论视角，强调应该看到社会冲突的正面社会功能。
国内的相关研究，多少都借鉴了“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
一是围绕“新媒体事件”或“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借助新的概念提法，强调概念本身及概念所对应之现象的意义，
主要讨论事件或行动发生的机制、逻辑、动因、表征、阶段、阈值，
通常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呈现“事件”或“行动”的机理，部分文献运用了“话语”“修辞”“叙事”“对话”等语言学理论资源，
关注话语生产和对抗性话语再生产。这类研究，一方面关注事件中行动者的行为、事件关系、新媒体的作用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事件的社会影响等，形成了一种去立场化的全知视角，也是一种事件本体视角，其研究目标在于认识“事件”或“行动”而非指导实践；另一方面以“冲突事件/行动”为起点，专注于讨论事件的扩散机制、影响机制与动力学机制研究，忽略了“事件/行动”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冲突事件/行动”是社会矛盾集中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各种社会历史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单纯研究“冲突事件/行动”本身，而不考虑“冲突事件/行动”因何而生，等于脱离了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忽略了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就研究的现实意义来看，研究冲突本身，而不问冲突的由来，至多只能控制冲突，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消灭冲突。
二是关于社交媒体上典型社会冲突的官民话语对抗问题，多以“官民话语（对抗）”为主题，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一般以突发事件、社会冲突为起点，以文本（包括视频等）为研究对象，分析官民话语表征、互动模式，具体可分类为三种研究路径：“官民话语比较”
“发话者（官方）—受话者（民间）”
和“发话者（民间）—受话者（官方）”
。这类研究超越了主体视角，但也剥离了事件/行动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这类研究主要往往容易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简化为官民两极之间的对话关系。同时，“对抗”概念的使用过于随意和笼统，导致其意义泛化。这种所谓的“对抗”的官民话语关系实际上包含着“监督”和“逆反”两个层面。目前的“对抗”研究并没有从官民权力关系出发考量官民话语关系，不仅导致“对抗”的含混不清，也造成难以找到官民话语关系的问题和症结所在。
国内这两类研究都局限于事件本身，其研究意义在于分析和阐释，对于现实的政治沟通很难有所助益。在分析框架上，虽然受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的影响，但通常落实为框架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结合，对话语的分析并不深入。并且，对话语分析方法的使用也仅仅是将其作为研究工具纳入“事件/行动”的分析框架内，作为认识“事件/行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对话语理论的选择性使用，而与话语理论关于话语的整体认识并不一致。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家，认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人不可能置身于话语之外，必须“屈服于话语”，
强调的是人的“话语行动”必须服从于长期以来的话语规则和话语关系。以事件为起点的研究，热衷于讨论“社会运动”和“话语抗争”，分析“冲突事件/行动”中的话语模式、话语互动/话语关系。然而，“事件/行动”中的话语关系只是一种“临时”的关系，这种“临时”关系只有置于长期的话语规则和话语关系所形成的更大更广阔的话语地图中才具有意义。正因如此，本书希望跳脱出事件的局限，从现实的权力关系出发，关注中国社交平台场域中长期的政治沟通话语关系。
政治认同与政治沟通紧密相关，它是指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态度、价值判断和信仰。一方面政治认同作为政治沟通的基础，决定政治沟通的质量，另一方面政治沟通能够促进和塑造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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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罗森鲍姆将政治认同定义为“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些认同包括哪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这包含了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个方面，心理层面侧重于表达个体对政治系统的内在认知和态度情感，行为层面侧重于个体在一定政治心理的驱使下所作出的具体的认同行为。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视角出发，将政治认同解释为“分享同一个政治结构的组织，也分享相同的政治命运”，“由于他们参加了同一个公共政治单元，成员们会占有对彼此的同情和忠诚”。
阿尔蒙德等认为，通过认知、感情、评价三种取向，政治认同具体地体现为忠诚、冷漠、离异单重态度，指出政治情感疏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社会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普遍依恋和政治信仰，即“对政治系统的、共同感情信仰的一种认同”，有利于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西方学者还将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问题联系起来，政治认同也被当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说法，“合法性就是指对一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的信仰与服从”
，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力能否获得普遍认可，即政治认同。阿尔蒙德等人认为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和政府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层面与政治认同相关的重要内容。
葛兰西在论述文化领导权时，将它解释为一种并非通过暴力的直接手段，而是通过文化的间接手段，将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植根于普遍的阶级意识之中，因而文化领导权实践具有政治事件的意义。霍尔认为，正是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中的合法性和同意的阐释，统治阶级才能积极地把意识形态运用到建构领导权上，从而统治阶级才会从被统治阶级那里赢得一种特定的接受。
伊斯顿将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分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前者指政治系统满足了成员提出的具体要求而得到的支持或服从，后者指不出于具体需要满足的刺激，而是成员对于系统的某种价值信仰而表现出的支持，即对当局、典则和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信仰。伊斯顿还建议统治者应该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等手段塑造“散布性支持”。
亨廷顿认为，政治共同体即“信任的制度化”，“公共权威的关键性职能”就是“增加全社会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
因而，政治认同与政府形象、国家形象问题也是一体的。
政治认同问题总是在社会矛盾、冲突、危机当中凸显出来。对于政治体系的存续发展而言，政治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
而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现代的社会冲突”，
导致政治认同危机，进而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在转型社会中阶层分化、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会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产生类似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差异政治”，即否认普遍政治，批评民主政治整齐划一的模式是一种带有霸权性质的政治。
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以及新旧重叠，将破坏政治认同的基础支撑，造成政治认同危机。同时，政治代表行为的异化，如政治腐败等权力私有化现象，也会引发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的认可、支持与服从。
认同的建构是在意义联结过程中间接地完成的。话语表达不断地与社会表征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相联结，反过来社会表征和意识形态系统又与社会群体相关联。
政治认同的过程，也是政治体系沟通、整合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力量的过程，政治认同的程度反映着政治沟通的结果。要加强政治认同，还需要从政治沟通着手。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凸显了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制造中的重要作用。有效的政治沟通能够帮助政府了解民众的基本意愿，提升决策质量；同时，开放的沟通系统，能够使公众的不满情绪得以适当宣泄，起到缓解矛盾冲突的作用，还能够使公众更多地接纳和思考多样化的观点，进而培育出更高水平、更广范畴的认同表现。从政治沟通与政治冲突的关系来看，系统化、制度化的政治沟通能够准确探明冲突缘由，缓解和消除政治共同体内的紧张氛围，进而改变政治冲突的指向，并以温和的方式阻止和解决冲突。
有研究发现，通过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有效的政策宣传与信息沟通，能够对政治稳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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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者在通过媒体的政治沟通促进政治认同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十分统一的特色，即采取政府或媒体的主体性视角考虑意识形态引导、政府形象塑造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围绕着以下五个方向展开。
（1）关于“网络舆论引导”的研究，基于“舆论”这一基本概念的运用，自然地带入了舆论学研究视角，主要关注新舆论生态下舆论本体、舆论过程、舆论测量、舆论调控等问题。在理论层面，聚焦于网络舆论的形式、生成（或演变）机制，探讨舆论形成的模型、要素、动因、分期，以及舆论中的个体因素、意见表达、心理效应、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等问题。在实践层面，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或分析）、网络舆论引导（或管理、应对）两大方面：前者通过数据监测、文本分析等方法对网络公众言论进行描述性分析；后者则立足于媒体或政府，针对网络舆论的全局或微观的实践问题（如网络伪民意、舆论领袖、议程设置、网络论坛编辑等），探讨如何使网络舆论趋于理性、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
（2）“媒体与国家形象塑造”的研究，吸引了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将媒体看作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主要研究国家形象的形成机制与效果、媒体在其中的功能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对策建议。这些研究，基于传播过程和系统论视角，将国家形象塑造看作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系统或过程，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传播过程的结果、一系列复杂因素的总和。国家形象的形成机制，被解析为信息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生产、流动的过程，并借用议程设置、拟态环境等理论资源加以阐释。由此产生的对策建议，主要指向媒体组织和政府新闻发布组织，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信息表达的形式与技巧。
（3）关于“媒体公信力及传播力”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播力”这个新生概念，指明新舆论生态下媒体的话语主导力和掌控力受到威胁的现实问题，也重新激活了关于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的研究。这类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详细界定了传播力这一概念，并辨析了它与公信力、影响力的关系；
在形成机制方面，将媒体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置于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加以审视，考察它们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及信息需求之间的关联；在媒体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评价方面，提出了指标测评体系或模型，并应用于问卷调查以描述中国媒体影响力现状。
（4）“危机传播”研究着力解决的是社会组织、媒体，尤其是政府组织应对危机事件而进行的信息管理问题。在理论层次上，以相对客观的视角，讨论危机传播中的规律与机制问题，例如政务微博公共关系功能、谣言的传播路径、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维度等；在实践层次上，立足于政府和媒体，考虑如何化解危机，关注危机传播治理体系、媒体对受众的心理引导、信息公开、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等问题。两方面都延续了信息科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将危机作为一个传播过程，是其基本假设和出发点：在危机产生和化解的过程中，面临危机的社会组织以影响公众对其形象认知为目的主动地进行信息传播，而这一过程则被分解为主体、客体、信息等基本的传播过程要素加以认识。
（5）“政治传播”研究致力于传播机理、政府（或媒体）的政治传播现状与对策两个方面。在政治传播机理方面，或者继承传播学经验研究范式，以实证的方法考察政治传播过程，如意见领袖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媒体对受众政治倾向的影响、政治卷入模式等；或者采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分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作用机制。在政府（或媒体）的政治传播现状与对策方面，主要关注媒体官方微博语言方式的转变、政策传播、国家形象及领导人形象、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等问题。这类研究还有两个热门的问题域：一是跨国的比较和借鉴，引介西方理论资源，就政治传播的概念、命题进行辨析，关注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政治选举、领导人形象传播、政治家使用社会化媒体等问题；二是特殊议题或特定群体的政治传播问题，关注民族传播、乡村传播和城市软实力等问题，研究方法既有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实证研究，又有规范分析和逻辑演绎。
以上5类研究，均是围绕如何以媒体促进政治认同的问题而提出，并且共享着相近或相同的理论框架：（1）“意义的同质流动”的认识论假设。它们都建立在经典的传播过程模式上，将传播视为信息的传输和接收的过程与行为，以符号和意义的固定搭配为前提，不涉及“意义”如何确立的问题。在这些研究中，传受关系和传播向度十分明确，关注“过程”和“机制”，考虑如何到达受众、影响受众的问题。（2）主体视角。它们是基于媒体或政府在传播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旨在协助媒体或政府达成传播目标。例如，就“危机传播”来说，舆情事件本身是具体时空中、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实在，于政府而言是“危机”，但对网络行动者、围观者来说则不尽然。媒体或政府遭遇网络舆情问题是它们的逻辑起点，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也就几乎等同于媒体的传播技能问题。
正是这些共享的预设，造就了这几类研究的共同局限：（1）“意义的同质流动”的认识论假设是值得反思的。话语理论启示我们，意义是协商的，既不天然地包含在文本中，也不属于说话者。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文本常常产生新的意义，出现“能指的漂移”
（Drift of Signifier）。（2）主体视角指向媒体在话语实践中的主体性，但主体性并不完全由主体自身决定，它是社会历史的，存在于与其他主体的话语关系之中。话语之间的关系，在某次话语主体出场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在它离场之后仍然会长期存在。
新媒体政治沟通中的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的话语关系问题，不是仅凭媒体专业技能可以解决的。这种视角局限，导致公众的主体性受到忽视、各种引导措施无效果甚至产生反效果。这些问题也提醒我们应当以超越主体性的研究视角，来考虑媒体与政治认同的问题，将社交平台场域中的政治沟通问题放置在各话语行动主体之间的话语关系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