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代中国，正处在并且还将长期处在社会转型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李培林运用转型理论阐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指出了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结构转型。
任何社会结构的转型都是社会结构整体的、根本的转变，既包括经济和物质，也包括生活方式、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等的转型；
它是旧的社会结构转换为新的社会结构的渐进过程，是一种过渡性、阶段性状态。因而，转型社会往往具有新旧重叠、异质共存的特点。大量新旧结构要素（如角色、行为、观念、规范、制度等）的重叠和交叉也导致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增多。
同时，新旧结构之间的转换无异于一次重构，必然颠覆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行为规范体系，造成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和局部社会规则的失范，最终表现为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
经济市场化、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是全球化多元、开放、同构趋势下社会转型的一般规律或基本内容。除这些共同特征外，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种种特征进行总结和辨识，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独特性在于转型动力。如社会学者宋林飞认为政治文化的变迁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
刘燕、万欣荣将中国社会转型概括为“政治驱动性的社会转型”，一种“自觉”而非“自发”的转型。
社会转型包括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的变革。西方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内生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由结构带动制度发生转变。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由制度改革推动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制度与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社会转型异常复杂。学者戚攻将中国社会转型中这两方面的关系归纳为时间序列上从“能动性—结构”向度到“结构—能动性”向度的转换。
与西方的经济社会自发转型带来的相对轻缓、微弱的破坏和冲击不同，中国走的是自觉转型的道路，社会变革被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有突发性特点，因而会带来更大的成本、风险和不稳定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进入了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的阶段，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由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多发频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利益分配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贫富差距与分配不公导致的群体性的利益矛盾开始产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指数显示，“2015年0.462，2016年0.465，2017年0.4670，2018年的大约也在0.474，都超过了警戒线”
。腐败问题、征地拆迁、环境矛盾、医患矛盾、教育矛盾、城市治安与管理、农民工权益保障与越轨行为等各种问题，导致了各种群体间的摩擦、对抗乃至冲突。同时，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化矛盾增长幅度也相当大。根据司法系统的数据，就法院审结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来看，1978—1982年，全国法院总共审结、执结各类案件522.97 万余件；
2013—2017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执结各类案件8598.4 万件。
个体性矛盾反映着个体之间的纠纷，但这类矛盾的普遍增长，也同样能够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表明，2014年各种矛盾冲突事件呈减少趋势，但引发全国舆情关注的社会矛盾冲突热点事件仍有近400起。
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新时代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
到2018年，社会矛盾仍然多发。由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总体上看，小规模事件继续减少，但社会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本身规模较大，网络参与的热度也较高。另外，这些群体性事件更多地向民生问题和社会性公共问题转移。如，幼儿园问题、劳动关系问题等，既是社会性公共问题，也是民生问题。一些孤立发生的民生问题或社会性公共问题相关事件，往往会引发人们对自身未来利益的担忧，从而会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比如，2018年发生的滴滴网约车司机残害乘客引发的网络热点事件，长春问题疫苗引发的网络热点事件，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等都激发了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成为网络舆情的热点。
这些民生问题或社会公共性问题方面的网络舆情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9）》指出，民众心理健康的消极方面体现为较高的压力感。被社会学代际研究称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们的“80后”“90后”“00后”，总人口已达到5.5亿人，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舆论的关键力量。他们生在大变革之中，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与老一代形成了特殊的代际差异。他们如何坚定社会信心，克服焦虑，保持积极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防止各种极端情绪的扩散和蔓延，这是全社会的课题。
要保障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就必须解决转型过程中多发凸显的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一过程需要政治沟通在各个社会主体、结构要素之间发挥连接作用，政治沟通的效率直接决定着转型社会的运转效率。转型社会不仅存在规范、制度、观念的新旧重叠，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意味着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两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发政治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一方面有可能成为政治沟通的障碍，降低政治沟通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更加彰显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沟通的重要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其政治沟通问题，汇聚了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关联着各类社会主体，映像了转型社会中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力竞逐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直接决定着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治理结果、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平稳过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领域。
社交媒体平台赋予了公众自由发声的渠道。社交媒体的普及，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传播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公众不仅能够获得发声的话语权利（Right），还有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关系网络吸引社会注意、产生社会影响，从而形成话语权力（Power）。广受社会科学各领域关注的社交媒体对公众赋权（Empowerment）的研究，已经表明社交媒体的话语实践对公众，特别是“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less），
[1]
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的赋权过程已经展开，公众的相关权力和能力将得到提升。
在中国，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民间话语力量已经崛起。2010年的江西宜黄拆迁事件
被认为是微博政治的标志性事件，
是民间话语力量与官方话语正面交锋的起点，也是民间话语胜利实现诉求的典型例证。此后，民间话语力量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红十字会与郭美美事件等社交媒体舆论热点中频频发力，社交媒体上的话语表达已经成为民间话语一种实现利益诉求的方式和输出社会情绪的渠道。人民网舆情监察室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虽然网络舆论热度近年持续下降，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并未削减，对比传统媒体，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舆论出口。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包含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新兴媒体形态也逐渐丰富。继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之后，抖音、百家号、头条号、企鹅号、知乎等成为重要的新媒体内容平台。它们不仅丰富了网络空间的内容形态，也导致信息内容分散和受众注意力的分流。传统媒体和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运用这些新兴媒体形态，占领网络思想舆论阵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相继完成向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建成全媒体平台，在“中央厨房”的理念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短视频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形态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党政机关部门面对突发性舆情的响应速度也显著提升，政务新媒体快速发展。到2016年，政府回应率达到85%，事发24小时回应率超过55%，在48小时之内（含24小时）首次回应率超过70%；
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64522个，其中，政务机构官方微博125098个，比前一年增长9%；公务人员微博39424个，比前一年增长5%。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后，媒体和各级政府对社会治理舆情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媒体号和政务号已经形成新媒体矩阵。然而，社交平台上的政治沟通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许多政务媒体是“任务式”产物，有名无实，呈现出“僵尸”“睡眠”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政务媒体运营维护不规范，发布内容与身份不符，功能定位不清晰，经常出现不合时宜、不合身份的信息，甚至出现发布错误信息等问题。部分政务媒体运营简单粗暴，在互动传播时代仍然坚持单向传播思维，缺乏互动意识和服务意识，不仅没有为政务机构形象加分，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作为新型媒介平台，孕育和承载着新的话语关系，这种新的媒介载体和新的话语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场域。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启示我们，“场域”有其自身的机制存在，具有某种特定的引力关系，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媒体话语承载着全部的话语交互和话语关系，所有话语都须首先与媒体话语发生关联，通过媒体的主体性体现出来，或者说经由媒体的“控制”体现出来。媒体话语是绝对的主导性话语，能够有效掌控官方与民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话语交互。社交平台场域中则完全不同，民间话语直接与媒体话语、官方话语互动，无须经过媒体代言，话语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主体间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才是由媒体话语主体性所呈现的各类话语互动和话语关系。话语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了再分配，由此形成的话语力量结构、话语关系、互动方式与传统媒体场域完全不同，成为两种“机制”，前者类似媒体组织的独白，后者则更具有对话的特征。这一现象被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称为“两个舆论场”，即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民间舆论场”。舆论学者刘建明就此进行了辩驳，认为“主流媒体传播的一些观点出自宣传需要，只能叫作宣传场而不是舆论场”，目前应当称为“网络舆论场与主流媒体宣传场”，主流媒体可以成为并且应当成为反映民意的舆论场。
显然，后一种概念的使用更为精准。关于两个场域如何命名，此处先存而不论，我们关注的是媒体业界和学术界均意识到了各有不同话语秩序的两个话语场域的存在。对于话语主体而言，需要适应相应场域的话语规则而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话语行为。同时，两个话语场域之间还有可能产生“干扰”。由此形成了当前复杂的媒体话语生态。
在这种新的话语生态中，民间话语力量成长壮大，媒体的话语主导力、掌控力受到挑战。社交媒体作为变革性的介质因素，被积极期待为公共讨论的平台，但其中的言论非理性问题、民粹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赵鼎新认为微博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但由于“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塑造公共理性、提高政治沟通的效率？这依然需要作为公共议题中介的媒体组织发挥沟通功能。虽然在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组织不再具有绝对的话语控制力，但任何社会议题的形成，必然要经过媒体组织的聚集、扩声和形塑。媒体组织的话语建构，关系着社会权力的调配、利益的竞逐、意识形态的生成，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其中如何展开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组织所连接的话语关系状态，或者说政治沟通状态，关系着政治沟通效率甚至是国家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此，这种话语关系状态必须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