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社会转型适逢媒介变革，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话语出口，社交平台上的政治沟通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本书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跳脱出基于政府或媒体立场考虑其政治沟通实践问题的传统主体视角，同时也避免仅关注话语事件本身的事件本体视角和短期话语关系视角，以一种主体间的长期话语关系视角，来考察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的话语关系状态、政治沟通的效率。

本书包括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社交平台场域中由媒体连接的政治话语关系进行描述和阐释，创造性地综合语言学的对话性、互文性等理论，建构出由言说主体的复合性、文本的对话性、文本的互文性三项文本特征关联而成的复合嵌套结构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并结合框架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既从总体上对媒体话语关系的基本状况展开基础性研究，又就媒体在民主政治和社会治理中两项基本职能——宣传和监督所对应的两类议题及传播失灵案例上的政治沟通情况进行深入描写，揭示媒体话语的权力倾向、与政府及公众话语的交互过程、对话结果。第二部分，以中国当前体制条件下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的实现为目标，对社交平台场域中由媒体所连接的政治话语关系作“应然”的价值考量，并以此为依据，采用“实然—应然”相对照的分析框架，检讨当前政治话语关系存在的问题，为各话语主体的相关认知和实践提供智识意见，以图话语关系的改善。

研究发现，当前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的政治话语沟通，总体上呈现出表层的繁荣，但缺少实质的对话，这正是政治传播、舆论引导难以达成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媒体话语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政治议题几乎自上而下单向流动，且缺乏互动性和回应性。媒体话语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公众则表现出对政治议题的主动疏离，热衷于娱乐、生活服务等议题。

在宣传性议题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研究发现，各话语主体在文本产出、主题和框架选择上差异巨大：媒体最为活跃，关注政策的分析阐释、推进实施，主导国家发展框架；公众的关注程度低于一般政治议题，被动跟从媒体议程，关心战略的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地方、个人的具体惠益，涉及多种话语框架；政府活跃度低，关注政策的推进实施，运用发展话语，聚焦政策惠益和经济机会。在话语交锋中，出现了主题转移和框架错位：在任何主题的媒体话语下，公众评论均锚定于政策分析阐释，关注和争论战略的可行性、合理性问题，主要采取不信任框架和地方利益框架；而媒体话语则缺少面向公众的互动性和回应性。由嵌套结构特征来看，媒体话语的言说立场较为独立，但它本身吸纳了大量的政策话语和宏大叙事特征，扮演着类似于政府信息部门的角色；虽然部分媒体话语能够引发公众关注，但互动热度整体比较低。

在监督性议题上，以“漳州PX爆炸”为例，研究发现，各话语主体在文本产出、框架选择上大有不同：政府选择性发声，负责事故救援的部门极为活跃，关乎事故原因的部门则保持缄默，主要采取救援善后、辟谣与信任政府框架；媒体的报道热情较高，但当地官媒缺位，普遍采取调和的框架策略，倾向政府立场，同时兼顾公众立场，避免宣传话语、极力展现客观中立的西式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公众广泛参与讨论，质疑、批评政府，并明确提出环境正义、程序正义及知情权方面的诉求。在议程发展中，政府与公众产生话语争夺，媒体的框架整合表现出选择性和策略性，回避了公众的诉求焦点和问题的实质面，议题在公众的不信任框架中消退，沟通效果不佳。由嵌套结构特征来看，媒体话语具有独立于政府、公众的言说立场，央级官媒是其中的主力和主要话语输出者，但仍然依赖和信任政府信源；在互动性方面，媒体几乎不设置互动内容，回避与公众间的互动和对话。

就传播失灵现象，选取了“马航飞机失联事件”“郭美美赌球被拘”“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三个案例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案例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失灵主要表现为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对抗式解读和戏谑式再造。这种对抗式解读和戏谑式再造具有明显的抗争性，它是民间话语用以挑战主导性的官方话语的“弱者的武器”，是在社交平台场域这个“后台”中运作的“隐藏文本”。传播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对话性的缺失，民间话语不信任官方话语，官方话语则回避民间话语的质疑和诉求。对话性的长期缺失，将加剧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不信任，造成传播失灵更加易发和频发。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失灵，更多地发生在意义层面而非信息层面。官方与民间的沟通，不应只注重形式上的对语，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对话。从实践层面看，只有改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对话性，才能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和转变媒体报道模式，从根本上控制传播失灵现象。

研究认为，良性的话语关系植根于话语主体间的良性权责关系。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要落实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良治，需要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共同努力。政府须承担保障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的责任，为媒体的公共属性和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制度保障；媒体则须坚持职业规范和操守，着重保障自下而上的政治沟通、发挥监督作用，避免过度的市场化或工具化；公众也负有遵纪守法、通过合法渠道提出利益诉求、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和政治修养、积极理性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义务。当前中国社交平台场域中，媒体政治话语关系总体上结构性失衡，政府话语影响力小、互动性低，媒体话语工具性强、公共性弱，公众话语缺乏主动和理性，话语互动实现了表层融合但存在深层隔阂、存在形式上的对语但缺少实质性的对话。话语关系的改善，须同时从各方主体的认识和实践着手：在认识层面，就良性话语沟通理念达成共识，重视监督性议题对于民主政治和社会良治的价值，对话语“对抗”所包含的监督与逆反加以区分，并注意两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在实践层面，保障各方主体之间畅通的信息交互和实质性对话，以实现民主政治，同时配合话语沟通解决社会问题，以优化社会管理、实现社会良治。

关键词： 话语关系；政治沟通；对话性；社交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