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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中国北方。为了统一天下，曹操一生戎马倥偬，他的工作重心是军事，他的施政指导思想与措施多为名法之治，但他的思想根基是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的。在他看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正因为此，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进驻长安欲西征刘备，刘廙劝阻时，他说道：“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在统一之前，“西伯之德”这一仁术并非曹操的首选。但天下初定，曹操的策略就开始变化。荀彧曾从容地与曹操论治道：“……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荀彧有不少类似主张，曹操常赞赏采纳。王晓毅先生认为，曹操以黄老刑名法术治国只是战乱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待政局稳定后仍会以儒术为治国之本
，此观点是有史实依据的。
曹操儒家思想的形成应与其家传有关：他虽然出生于太监养子家庭，是宦官集团后代，但史载其太祖曹节“素以仁厚称”，其祖曹腾“忠孝彰著”，其父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
史书或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也不无是处。曹操自作家传，认为曹氏是周武公之弟曹叔的后代，这虽有抬高门第身价的意图，但多少也说明其家风由来有自。极其巧合的是，曹操的从弟曹仁、曹纯、曹洪表字分别为子孝、子和、子廉，“孝”“和”“廉”都有着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且表字与孔子弟子的表字近似。其子表字也多近似，如子修、子桓、子建、子文、子威……这是否意味曹操及父辈传承家风、追慕圣人、尊崇儒学的心态？
曹操的儒学思想形成与其自身经历有关。万绳楠先生考证说：曹操曾入太学，为诸生，是党人的传人，接受了当时的经学教育。
曹操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流士人与宦官斗争，这些正直的名流成为士人的标杆，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因此，曹操的太学经历使他“年二十，举孝廉为郎”
，“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不仅如此，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窦武、陈蕃为阉党所害，曹操慷慨上书灵帝，称颂正直，指责小人……凡此种种足见儒学对曹操立身处世的深刻影响。
曹操的儒学思想形成也与时代崇儒之风有关，曹操服膺三位儒学大师可兹证明。这三位大儒是：桥玄、卢植和蔡邕。
桥玄擅长识人，于曹操有知遇之恩。史载，桥玄初见曹操即异之，言：“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由于桥玄的推崇，曹操声名大振。曹操常感其知己，一生铭记。建安七年（202），桥玄去世十九年，曹操率军驻扎谯，特意派人赴睢阳隆重祭悼桥玄。
卢植与曹操的关系，坊间有言，卢植举荐其出任骑都尉，惜缺乏史料。但曹操无疑是卢植的“粉丝”，他懂得卢植、尊重卢植。建安十二年（207），卢植去世十五年，曹操北征乌桓，途经涿郡，特意修缮卢植之墓，并撰文祭奠，称其为儒宗。这一评价恰如其分，直到唐宋，唐太宗和宋真宗还诏令卢植为配享孔庙的先贤先儒。
蔡邕年长曹操二十二岁，两人亦师亦友，为忘年之交。曹丕《蔡伯喈女赋》的序中所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
，可证曹操与蔡邕不同寻常的关系。建安十二年（207），蔡邕去世十五年，曹操派人用重金赎回其女蔡文姬。
曹操对三位前辈的恭敬之情，固然出于报答知己之恩，但其中亦见其对儒学宗师的敬重。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说，自己求学之年“特以顽鄙之资为大君子所纳”
。文中将桥玄称为“大君子”，将桥玄对自己的称赞类比孔子对颜渊的称赞，师事之心可见。万绳楠先生考证曹操十五至十九岁在太学，结识洛阳为官的桥玄。想必当时的曹操见年长的大儒桥玄，必执弟子礼。
在《告涿郡太守》文中，曹操称卢植“学为儒宗”。曹操二十岁，即熹平四年（175），举孝廉，为议郎。这一年太学有轰动事件：由蔡邕、李巡、卢植等人校勘的儒学经典书籍刻成石碑，立在太学门口，史称“熹平石经”或“太学石经”。熹平六年（177），马日
、蔡邕、卢植、杨彪等人又在东观校勘儒家经典，并续写《汉记》。这两件大事无疑奠定了蔡邕、卢植一代宗师的地位。其时，曹操刚出太学不久，奉蔡邕、卢植为师自是情理使然。
三位大儒去世十多年后，曹操对他们依然尊崇有加，一方面是报答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就是对一代儒学大师的敬重。这份敬重之情可以说是时代崇儒之风的折射。
曹操早年胸怀儒家政治理想，他的诗歌《度关山》《对酒》等描绘了国家统一、百姓安乐、社会有序的理想蓝图。不少诗句，如“天地间，人为贵”“斑白不负戴”等直接化用孟子原文。《短歌行》其二、《善哉行》其一称颂了古代圣贤，表达了自己追慕圣贤之心。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一篇光明磊落的自明心志之文。文中说，他每读乐毅与蒙恬之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感动曹操的正是乐毅、蒙恬的“忠义之心”，而“忠义”应该也是曹操当时的价值观。正因为此，曹操执政后，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践行儒家思想。
第一，尚仁义，讲礼让，整肃社会风气。
曹操中平六年（189）陈留起兵，到其去世，征战三十多年，对战乱中的民生凋敝、社会混乱有切肤之痛。征战期间，他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安抚阵亡将士遗孤，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豪强势力，整顿社会风气，贯彻儒家思想。
建安七年（202），曹操发布《军谯令》，为阵亡将士立庙，抚恤遗孤。具体措施有四：“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让阵亡将士后继有人；“授土田，官给耕牛”，保障阵亡将士遗孤的当下生活；“置学，师以教之”，使阵亡将士子女接受教育，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基础；“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为阵亡将士立庙，使之得到永久的祭悼。
短短的政令，兼顾生者与死者，兼顾当下与未来，体现仁义与孝道，读之令人动容。建安十二年（207）、建安十四年（209）发布的《存恤吏士家室令》《分租与诸将掾属令》与《军谯令》有着同样的精神实质，体现了曹操的仁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对汉代军礼中抚恤制度的传承。
这种仁政也惠及战乱中的百姓。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袁尚，夺取冀州，平定河北，发布《蠲河北租赋令》和《抑兼并令》，免除河北百姓一年的田租和赋税，限制豪强大族的收租标准，禁止他们擅自征收租税，欺压贫困与弱小。这些政令客观上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即便是在战乱，曹操也兼顾到文治教化。建安八年（203）颁布《修学令》：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这是曹操有感于战乱带来的社会风气不正、仁义礼让之风衰颓而发布的政令。其中措辞可见曹操的儒家情怀。先看“文学”一词，它有多重含义。可指学问，汉代主要指以经学为主的学问。可指人，汉武帝时，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文学”指的就是精通儒家经典之人。可指官职，汉魏时期各州郡及王国设置有“文学掾”或“文学从事”，亦即后世的教官，由精通儒家经典之士担任。曹操政令中显然是指以经学为主的学问，他希望通过学校教育，传授儒家经典，恢复“先王之道”。
何为“先王之道”？据文意，当是与前文呼应的“仁义礼让”。对于“礼让”，曹操在《礼让令》中是这样解释的：“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
曹操对“礼让”的解释，注重的是“德”，要“以让得礼”，“得礼”就要懂“礼”。“礼”可以通过教育养成，曹操设置学校，目的就是培养“合经之要”的人才。这一做法实际是效法古代先王，看《四民月令》记载可知：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如正月焉”。
懂“礼”之后更重要的是行“礼”，即“以让得礼”。“让”，就是有德行，不争名利、地位。为此，曹操还特意颁布《清时令》《整齐风俗令》，反对官员的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强调为国尽忠、效力王事。
曹操对社会风气的整肃，主要是通过对仁义礼让的提倡来实现的。他有心以“礼”治国，但认为“礼”是天下太平时首选之策略，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
。因此，曹操时代仍以四方征伐为要，礼治尚未全面铺开。
第二，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施政的依据。
从曹操的政令中可以看到，他常常借《诗经》《论语》《左传》等经书中的文句、人物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
《赐夏侯惇伎乐名倡令》：“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文章用《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晋大夫魏绛和戎受赏之事，说明赐夏侯惇伎乐的可行。
《原刘廙》：“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文章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叔向不受弟弟犯罪牵连的事例，说明刘廙亦可不被弟弟连累。
《与王修书》：“昔遏父陶正，民赖其器用，及子妫满，建侯于陈……”引郑玄《毛诗正义》（《毛诗注疏·陈宛丘故训传第十二》）对《陈风·宛丘》的解释，说明平凡的工作也能建功立业，鼓励王修安心盐铁工作。
以上例子不但表明曹操对经书的熟谙，也表明曹操对经书的尊崇。现实生活中对下属的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书中的先例为依据的。不仅如此，曹操的许多重要政令中的观点与态度，也是通过旁征博引经书来加以强调的：
《上书谢策命魏公》：“天威在颜，悚惧受诏。”化用《左传·僖公九年》中“天威不违颜咫尺”，表达对汉献帝策封的感谢。
《论吏士行能令》：“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引用《论语·子罕》和《管子·法法》中的原句，表达自己的奖惩原则。
《收田租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用《论语·季氏》中的话语表明自己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的态度。
《求言令》：“《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引《诗经·大雅·抑》的诗句，表明广开言路的决心。
《求贤令》：“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化用《论语·宪问》中的句子，表明廉士不一定有才，应当量才授官。
《让县本自明》：“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引用《论语·泰伯》中的话，表明自己效仿前贤、效忠朝廷的态度。
对自己的下属，曹操也常常引经据典，不吝溢美之词，赞美他们的德行与才干，将他们同儒学经典中的历史名人相提并论：
《请爵荀彧表》引《诗经·小雅·小旻》《诗经·周南·兔罝》中的诗句“如履薄冰”“公侯腹心”赞美荀彧的处事和作用。
《授崔琰东曹掾教》化用《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论语·卫灵公十五》“直哉子鱼”等文句，赞美崔琰的品格。
《告涿郡太守令》用《尚书·武成》中武王表彰商容和《左传·召公二十年》中孔丘哭悼子产的事例，表达对卢植的尊敬。
《以蒋济为扬州别驾令》用《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的事例，赞美蒋济。
《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掾令》中“舜举皋陶，不仁者远”乃化用《论语·颜渊》的句子而来，用以称颂蒋济。
《下令增杜畿秩》用《论语·泰伯》中孔子赞美大禹的话赞美杜畿。
《下州郡》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事例和《诗经·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赞美杜畿。
《悼荀攸下令》用《论语·学而》子贡赞孔子的话和《论语·公冶长》孔子赞晏婴的话赞美荀攸。
《夏侯渊平陇右令》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的话赞美夏侯渊的功绩。
《以徐奕为中尉令》中将徐奕比作《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楚国子玉，用《诗经·郑风·羔裘》中“邦之司直”称赞他。
建安七年（202）曹操祭祀故太尉桥玄，引《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子贡的对话，暗示其与桥玄的师生关系，表达对桥玄的尊敬与感恩。
曹操现存的诏令不多，但却广泛征引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施政、奖惩、评价人物的参照，可见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
第三，信任和重用儒臣。
应该说，曹操时代的儒学发展，主要表现在他对儒士的重视与重用上。尽管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政令，极大地冲击了儒家的价值观，但在实践中，曹操重视的仍然是德才兼备之士、忠义之士、仁德之士、清廉之士。检校曹操所用人才，很多是主张经术治国的儒学名士，他们中不少人成为了曹魏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曹操对儒学名士的重视有两点鲜明的表现：
一是将他们纳入自己的权力核心，予以重任。试看建安十八年（213）的一份任命书：
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
上述诸人多为儒学名士，深受曹操的重视。除此，在曹操的权力中心中，尚有荀彧、郭嘉、邴原、陈群、蒋济、华歆、钟繇、贾逵、杜畿、卫臻等一大批儒臣，曹操对他们不仅重任而且爱护信任有加。如荀彧，为曹操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并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还举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量人才，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东晋王导曾赞说“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
，荀文若即荀彧。又如毛玠，他以清廉公正著称。建安十七年（212）有人建议裁撤东曹，保留西曹，借以排挤毛玠，曹操却下令撤西曹，留东曹，对毛玠充分肯定。再如卫臻，他是卫兹之子。建安十八年（213），东郡朱越谋反，有人诬陷卫臻同谋，曹操的结论是：卫臻不与朱越谋反。表明他对卫臻的充分信任。
二是将这些儒士选作自己儿子的老师或属吏，意在培养儿子的德行。曹丕作为曹操的接班人，早年已得曹操的言传身教，他在《典论·自序》中这样写道：“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
曹彰好乘马击剑，曹操就课其读《诗》《书》，教导他“读书慕圣道”
。可见曹操属意于儒家经典，正因为此，“曹操整个家庭教育中的儒学特征是明显而浓厚的”
。
曹操不仅自己言传身教，还任命名士、儒吏教导子女。以曹丕为例：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曹丕留守邺城，任命崔琰担任曹丕的老师。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操先后任用凉茂、邴原为曹丕的五官将长史，张范为议郎。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曹操先后任用名士凉茂、何夔、邢颙和鲍勋等为太子二傅。其中崔琰、凉茂、邴原、张范、鲍勋等均为儒学名士，博通多学，立格高尚，为世人所称颂。
曹操晚年虽逼死荀彧、处决崔琰、废弃毛玠，但个中原因复杂，不足以说明他对儒臣的疏远。曹操的时代，以统一为中心目标，以军事为工作重心，在此前提下，他的施政措施中依然表现出了对儒学、儒士及儒家文化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