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太宗李世民选择《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四篇史论，除《王羲之传》外，其余三篇均是关于西晋的。帝王撰史本已罕见，重心还偏偏是西晋，于此可见唐太宗的西晋情结。这同时也说明，西晋是个有影响力的话题。
从公元7世纪到21世纪，历史走过千年，西晋依然是人们探究的话题。以西晋的历史小说或传记为例，近十多年来就涌现了诸如张璟琳《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2010）、张立军《乱世——血色黄昏》（2010）、孙峰《西晋风云》（2011）、孙立群《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2011）、王方《西晋原来不风流》（2013）、张大威《司马家族——与魔鬼签约的西晋》（2013）、兰陵柳叶刀《原来你是这样的西晋》（2018）等一批著作。
本书也以西晋为话题，但更多的是以儒家文化传承为背景，以公元265年至公元317年之间去世的西晋士人
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士风、学风、文风上的表现与传承。将研究目光定格于此，主要缘于西晋社会呈现出的两个巨大反差。
反差之一：战乱的惨烈与士人的风雅并存。
西晋的历史，一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惨烈杀戮，另一方面又有着人们津津乐道的风流未沫，这是一段令人爱恨交织的历史。
太康元年（280），西晋平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左思《三都赋》中“日不双丽，世不两帝”
的文句反映了人们渴望统一与和平的真实心理，也是国家统一后那份喜悦之情的真实流露。平吴后，张载的《平吴颂》、挚虞的《太康颂》、枣据的《表志赋》等作品均如此，一方面是对新王朝的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统一后的欣喜之情。只是新生活的憧憬和梦想才刚刚开始，武帝时期的繁荣才维系了25年（以公元265年断限算起），新的梦魇就接踵而至。先是元康元年（291）开始的、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接着是永嘉之乱与五胡乱华，西晋就这样在动乱中走向灭亡。无数的生灵死于战乱和饥馑，贵为帝王之尊的怀帝、愍帝也不得不捡拾野草充饥，甚至任异族践踏欺侮。据《晋书》记载，战乱中几乎每一次杀戮，数量都可以用千用万计算，惨烈的莫过下表中所示：
西晋起家以杀戮开始，辽水之役、高平陵事件、淮南三叛，直到弑杀高贵乡公，在一次次的杀戮与族诛中建立起王朝。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开了一个玩笑，西晋王朝也在一次次的杀戮中走向灭亡。司马氏建国的杀戮，使得魏晋名士少有全者；同样，西晋的灭亡过程中，西晋名士也少有全者。
西晋历史由乱而治、由治而乱。巨大的时代落差惊心动魄，带给后人强烈的心理冲击。尽管如此，西晋也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它刻在东晋士人的记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西晋情结”，即：对已逝去的西晋风雅生活的追忆与怀念。这在东晋名相王导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不妨看《世说新语》中的有关记载：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做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西晋武帝时期，洛水河边是士人欣赏自然、畅谈玄理的好去处，洛水见证了中朝的名士风流。西晋覆亡，洛水风流就成为幸存者永久的追忆与伤痛。王导“但欲尔时不可得耳”，话语中有多少留恋与惋惜！谢尚的翩翩起舞，让王导“熟视”，不是因为谢尚舞姿有多么曼妙，而是在这舞姿中，王导仿佛见到了王戎的身影，又回到了西晋那黄金般的岁月。同样，对蔡谟的轻诋，也缘于西晋情结。王导与中朝名士裴
、阮瞻、王戎等洛水边畅谈玄理的生活，象征着一个美好的时代，是王导人生中自豪的一页，他以此轻视蔡谟，足见他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认同。王导絮絮叨叨述说着西晋当年的往事，其心理渊源就是对武帝时代的追忆、对和平的企望。这样的西晋情结是故国情愫的萦绕，代表了战乱幸存者的共同心理。
无独有偶，庾亮、王敦身上有着同样的西晋情结。据《世说新语·赏誉》载：“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这是渡江后庾亮回忆在叔父庾敳家的情景。在那儿，他遇见了温几、刘畴、裴楷，他们的清谈成为他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
王敦初遇渡江而来的卫玠，长谈一天，很感慨地对谢鲲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
这里所说的“正始之音”，其实就是西晋的清谈；王敦感慨的也就是西晋的一段历史。
王导、庾亮、王敦等念念不忘西晋的清谈及名士，其实也就是念念不忘当年洛阳城中风雅美好的生活。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一书中说：“西晋的清谈，主要的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通的一种生活享受，一种表示风流素养的手段了。”
是的，渡江诸人的往事回忆，在时空的转换中，已成为魏晋风流的一部分，流淌在岁月的河流中，供后人追慕与凭吊。
反差之二：士人悲惨的人生际遇与灿烂的文化交织。
刀光血影、政权迭变的历史带来了西晋士人命运的急剧变化，他们在权术与战火中求生存，由洛水河边的风雅之士一变而成为受命运拨弄之人。从元康元年（291）起至永康元年（300）之后，西晋无数优秀士人开启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之旅。
元康元年（291），八王之乱初始，卫瓘、卫恒父子死于楚王玮之手。永康元年（300），张华、裴
、石崇、潘岳、欧阳建等成为贾后政治事件的牺牲品，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李重被赵王逼迫忧愤而死。太安二年（303），陆机、陆云兄弟战败，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次年，嵇绍被害，死在惠帝身边。永兴、永嘉年间，曹摅、牵秀、张辅等战死，卞粹被杀，庾敳、枣嵩、王言赞等为石勒所害，潘尼、江统避难病死于途中，阮修避难遇害，挚虞饿死洛阳城中，王尼饿死在逃难途中，张载、张协、左思等不知所终……政治的旋涡、战火的燃烧、灾荒的蔓延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士人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生，让后人无限扼腕，嘘唏感慨。然而正是这些西晋士人的代表却创造了不菲的文化成就，诚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试看：
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医学专著，至今仍是我国中医学的宝贵财富。
卫恒的《四体书势》探讨书法源流及风格，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具有开山意义。陆机《平复帖》、索靖《出师颂》是遗存至今的墨金。
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的地图绘制学。
吕忱、吕静兄弟
在小学上颇有建树，吕忱《字林》可补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吕静的《韵集》是我国较早的五声分类韵书。
哲学思想上，西晋士人对传统的儒学与道家学说的阐发与注释，“短时间的成绩，已经很可令人惊异”。
文学创作上，通过《文心雕龙》《诗品》《文选》《全晋文》的一些统计数据，很能看出西晋文学的成就，看出南朝文学评论家对西晋文学成就的普遍认同：
《文心雕龙》论及的西晋作家达45人左右。
《诗品》选录两汉至梁代122位诗人，其中西晋26人。上品11人中，西晋有4人；中品39人中，西晋有12人。
《文选》38类文体中，诗赋无疑是最具文学代表性的。据本书笔者统计，《文选》赋类，选录作品57篇，作家29人，15个子类目。选录西晋的作品16篇，作家6人，12个子类。诗类，选录作品444首，作家66人，22个子类目，选录西晋的作品132首，作家22人，18个子类目。《文选》诗赋类作品选录的西晋作家人数几占东晋和南朝的总和，《文选》选录的西晋作家、作品及子类目都堪称翘楚。
“两晋赋家约150人，赋作500余篇，其中西晋赋作家约90人，赋作近400篇”
，西晋文章的彬彬之盛足以傲骄一时。
礼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西晋也同样颇有建树，并影响着后世。
《世说新语》记载：王坦之曾问末代前凉王张天锡，东晋过江诸人在治理国家上有何成果。张回答是：“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
也就是说：玄学继承了王弼、何晏以来的传统；因时制宜修定律令，继承了荀勖、乐广的遗风。东晋在礼仪建制上对西晋的因循，《晋书》中还有记载：
晋始则有荀
、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梁普通六年（525），徐勉制定五礼完毕，在上书中也谈到东晋礼仪建制对西晋的因循：“至乎晋初，爰定新礼，荀
制之于前，挚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
东晋的法律是对西晋的全盘接受，《南齐书》说“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
可以为证。
短暂而动荡的社会如同梦魇，掠走了无数士人的生命，却又留存下丰硕的文化遗产。灾难的时代造就了西晋士人不幸的人生，丰硕的成果却使他们有幸长存青史。西晋是特别的，是为人瞩目的，因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最默默无闻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名士高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小人屠夫的时代。这是承接着上一个英雄世纪的时代，也是开启了下一个英雄世纪的时代。这就是西晋，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时代”
。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士人的思想与言行，进而成为衡量士人的准的。汉末大动乱，魏晋玄学兴起，儒学受冲击而中衰。在此种情形下，士人行为与儒家行为规范多有背离，有识之儒士尤为痛心。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担忧道：“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永嘉末年，西晋大臣王衍临终前沉痛反思：“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尤可不至今日。”
西晋灭亡后，东晋不少儒士从士风与儒风相背离的角度，总结西晋亡国的经验教训，指出违背儒家教义、尚玄清谈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例如：
应詹认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干宝认为：“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范宁认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遂令……礼坏乐崩，中原倾覆。”
卞壸认为：“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王敦认为：“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不仅东晋士人如此看西晋的灭亡，南朝士人亦作如是观。梁陶弘景《题所居壁》诗这样写道：“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言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诗讽咏王衍、何晏亡国之责。梁太子詹事何敬容也感叹道：“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
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后世，从唐代使臣的《晋书·儒林传序》，到宋元之际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再到明代顾炎武的《日知录》、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这些史家几乎一致认定，西晋“清谈误国”。
追溯“清谈误国”论断之始，在东晋士人看来，“清谈”之所以亡国，主要是西晋士人行为不检，立身处世违背了儒家的价值观，致使礼崩乐坏。这是西晋士人与儒风关系的真实存在，诚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叹息所言“晋少贞臣”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晋士人与儒风关系的全部，在背离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同时，西晋士人也有继承。正因此，西晋士人也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创造了一代文化，他们“既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辉煌，又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堕落”
。
西晋士人与儒风的关系，正如钱币有两面一样，两者既有背离又有趋同，史学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两者的背离对西晋亡国的影响，从中总结经验。事实上，在关注两者背离的同时，儒风对士人的正面影响、士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与意义，而这往往易于被研究者忽略。
首先，就儒家的思想地位而言，魏晋之际虽然玄学盛行，但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曹魏时代，从曹操、曹丕到明帝曹叡乃至高贵乡公曹髦都曾致力恢复和提倡儒学、加强礼乐文化建设。西晋开国，从司马懿到武帝司马炎，一直延续并贯彻“以儒治国”的方略。即便是惠帝时代，国家重臣也以儒臣为主，诸如张华、裴
、裴楷、傅祗、傅咸、陈准、荀藩、刘颂、刘寔、荀组、刘逵等
。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文化氛围，也影响着士人风气。
魏晋玄学兴起，清谈为尚，玄学风尚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但对违背儒家传统文化的行径，士人并不一味苟同。《晋书·五行志》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
可见，任诞的行为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逆之”“非之”“耻之”者，大有其人。王永平《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一文，详细分析了西晋社会不同阶层对玄学风尚的批评，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针对玄风的批评始终存在、持续不断，是一股社会思潮，不容忽视”
。这样的社会批评思潮虽不是主流，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
其次，就西晋士人的儒学素养而言，他们或谨守儒家根柢，或崇儒融道，或援儒入玄，表现出深厚的儒家学养。受玄学思潮影响，西晋士人热衷清谈与玄理，这更多的是一种时代风尚与个人趣尚及生活方式，并不代表他们儒学素养的缺失。即便是清谈，在陈寅恪看来，其内容“还是以对时事政治的关心与个人立场的表达为主的”
。仔细探究儒学衰微时士人言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应该能更深地感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与代代相传的生命力。
西晋士人的儒学素养大多来自教育。从汉魏走来的西晋士人，其年青时必定经历过两汉经学的熏陶；在西晋成长起来的士人，也一定受到“崇儒”国策的沾溉，尤其是世家大族子弟。他们年少时大多有游学京师或入太学的经历，而魏晋的官学正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主。世家大族的家学基本上也都以业儒相传，《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家学教育，诸如管宁、华歆对子女后代的教育，荀氏、裴氏、谢氏家族成员间的学习探讨等。
士人的儒学素养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传承、发展着儒家思想，这构成了儒家文化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政治上，他们追求儒家事功观，有所建树。学术上，他们注重立言，解经注经，著书立说，阐释儒家思想，推动了经学的发展。文学创作上，他们阐发儒家教义、践行儒家文艺思想、承载礼乐文化、表达人伦亲情。日常生活与言行中，注重持身操守、秉持孝义之心、恪守清俭之风、谨奉致仕谦让态度。等等。研究西晋士人可以看到，西晋的儒学尽管衰微，但儒家文化仍在持续传承，这其中不乏西晋士人可圈可点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在儒家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西晋士人，是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本书将西晋士人的研究大致梳理为三段，通过对各阶段研究成果的简要综述，可夯实本书的研究基础，发掘可开拓的空间。
从非严格意义上说，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西晋本朝。从东晋、南朝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对西晋士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西晋士风、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及西晋士人的生平研究。
历代对西晋士风的关注与研究，重点是通过西晋士风探讨西晋亡国的原因。研究成果多为史学著作，如唐太宗的四篇《晋书》传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元胡一桂的《史纂通要》、明顾炎武的《日知录》、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一些经学著作在探讨原因的同时，还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如真德秀《大学衍义》说道：“盖自晋及梁，其乱亡如出一辙，皆学老、庄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庄之罪也。然则有天下者惩魏晋萧梁之祸，其可不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师哉！”
在真德秀看来，儒学是救弊良方。宋代理学家在研究西晋士风时总是将士风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这与本书的选题关系至切，然宋儒更多是将西晋士风与儒学作为对立面进行观照，这多少失之偏颇。
历代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著作或诗论、诗话著作中。大体说来，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钟嵘《诗品》等著作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赞赏居多，也指出了不足。唐代从儒家的文艺观出发，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修竹篇序》）开始，中唐及之后的柳冕、白居易、韩愈等都对西晋文士人及文学有所贬责。
宋、元、明、清时对西晋文士的作品评价也不高，或由人品及文品，如元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六》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清代谢汝铨《诗海慈航》论潘岳：“安仁诗品，在士衡下，又党于贾后，谋杀太子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
或从自身的文学主张出发反对西晋的诗风，如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批评陆机、潘岳、张协诗歌的“排偶”“雕刻”
；沈德潜《古诗源》评陆机诗：“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
这些研究成果仍以传统的衡文为重点，注重评价西晋士人的创作成就及诗风特点。
两晋南朝撰史盛行，对西晋士人生平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不外东晋王隐、南朝齐臧荣绪等九家《晋书》及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史料编纂著作。它们中不少出自私家之手，并随着唐修《晋书》等正史的出现而散佚。隋唐之后对西晋士人的生平研究，主要是对史料进行辑佚、集评、考证和整理。例如：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逐年整理西晋大事（其中包含士人的行事）；宋代《历代名贤确论》卷58、59收集了唐代李德裕和宋代苏轼、苏辙、司马光等人对十几位西晋士人
的评价；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封建考》卷13考证了西晋60多位五等侯，对其生平、历官做了简单交代；清代汤球辑佚东晋、南朝的《晋书》成《九家旧晋书》对西晋士人多有传记；钱大昕、赵翼、王鸣盛著作中涉及西晋士人条目也多为考史、评点；等等。
除《晋书》等纪传体史书外，本阶段西晋士人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对西晋士人的研究不成系统，只是片段的收集、整理、评点等，而且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只是作为魏晋或两晋士人研究的一部分。
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王朝时期，对魏晋史料系统地进行综合整理，做得最好的当推北宋的刘恕。之前之后无更多发明，即便是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也多流于短仃，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大发展”
。此观点也可视为本阶段西晋士人研究状况的总结。
20世纪20—70年代对西晋士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与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及魏晋南北朝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单独研究西晋时段的史学及文学、哲学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但至少对以往的研究是有突破的。
从史学角度看，20年代初，从梁启超、鲁迅、汤用彤、容肇祖等开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此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及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繁荣局面，这在邝利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书目引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一书中可见。该书将20世纪20—60年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书目，按民族、政治、财经、军事、社会、哲教、经学、史学、诸子、文学、文物、书籍目录等十二类编为索引。
这时期专门研究西晋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有明显的突破，主要表现为研究热点的出现与持续。从论著看主要是：西晋的占田、课田、户税制度研究；西晋的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研究；西晋的政局与八王之乱研究；西晋的人口迁徙与流民暴动研究。当时著名的断代史著作，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开明书店1948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几乎都包含上述内容。
从论文看，20世纪30—60年代初，知网上可查到的有关专门以西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论文约30篇，研究热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西晋占田制、赋税制，研究论文约16篇，大多发表于50年代到60年代初。二是关于西晋末年的流民暴动，研究论文约10篇。
上述热点问题也成为西晋历史研究的传统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西晋士人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士人研究与历史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研究相结合。例如：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出自《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从西晋赵至的传记探讨了曹魏时期的士家制度；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则通过西晋儒士范长生讨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关系；洪序《西晋李重驳恬和一事发生时间的商榷》（《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通过《晋书》中的刘毅、石鉴、魏舒、荀恺等西晋士人的史料分析来考证李重驳恬和的时间，从而论述占田制。
从史学角度看，西晋的史学家也受到学者的关注。缪钺《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对《三国志》记述历史人物时“取舍褒贬，有失公平”这一引起后人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白寿彝《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分析和评价了西晋陈寿的史才问题。
此外，对西晋士人的研究还结合教育、政治、心理、地理等方面展开，虽然不多，但显示出研究范围扩大的趋势。如毛礼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论及西晋傅玄的教育思想，翦伯赞《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大学》，1947年第5期）、曾繁康《西晋时代士大夫的心理》（《学思》，1942年第8期）、贺次君《西晋以下北方宦族地望表》（《禹贡》，1935年第5期）等则就政治、心理、地望展开了研究。
研究热点“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与世家大族研究息息相关，与本书选题关系较为密切。这类成果也比较丰富，如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是研究九品中正制的第一本专著，其后有谷霁光《六朝门阀》（《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4期）、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等相继对“中正制”展开研究。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所1943年版）、毛汉光《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6年）、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等开启了对中古世家大族及其个案的研究，并在后世出现了此类研究的高潮。
从文学角度看，本阶段与西晋士人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是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单个作家研究。断代文学史以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最富里程碑意义。此外，陈仲凡《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北新书局1932年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章江《魏晋南北朝文学家》（大江出版社 1971年版）等断代史著作都极富学术价值，对西晋文人或多或少有所介绍，当然研究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傅玄、陆机、潘岳、挚虞、左思等少数士人上。
对西晋单个作家的研究主要包括生平和思想研究，如朱东润《陆机年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1期）、姜亮夫《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陆侃如《左思评传》（《山东文学》，1963年第2期）、李长之《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1948年第70期）、徐高阮《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等。
对西晋作家的研究还包括对文学作品及作家的创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陆机《文赋》和潘岳创作的研究上，如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胡国瑞《论陆机的〈文赋〉》（《文学遗产》，1960年第309期）及李长之《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国文月刊》，1948年第70期）等。研究成果虽然涉及的文人不多，研究的内容不广，但毕竟西晋士人开始成为学者专门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以往研究中不多见的。
儒家思想与西晋士人的关系，是本书选题的重要内容。本时期西晋学术思想研究往往是紧扣学术思潮（玄学）中的学派及代表人物进行阐释的，且与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研究是统一的整体，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等，主要探讨了西晋学术代表人物嵇康、杨泉、裴
、欧阳建、向秀、郭象等的学术思想和主张。
魏晋儒学研究成果不是很多，重在探讨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占统治地位，如刘学智《简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哲学与文化》，2002年第6期）说“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其本身也在延续、演变和发展着，并依然维持着其社会思想的宗主地位，这正是中国文化保持绵延不断、流风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是什么》（《史学月刊》，1957年第8期）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方面，还是为儒家伦理主义、名教思想所支配，而不是为老庄玄学、佛教或道教思想所支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同样认为玄学没有“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文化支柱”。也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是中衰的，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总体而言，本阶段“西晋”的史学、文学、学术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成果并不丰富，但是，相较20世纪前的研究，已小有突破，研究范围有扩大趋势，部分热点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一些研究开启了后世的研究热潮，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大解放，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上，西晋士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检索四十年来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可见如下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
这种爆发首先表现在西晋研究专著的出现上。以“西晋”为检索词在知网上检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几乎没有类似研究专著，而此期则有13部西晋文学研究专著，均出版于21世纪，可谓“零的突破”。以西晋士人姓名为检索词检索到的研究专著达77部，其中21世纪出版的专著54部。论著所研究的西晋士人按数量多少依次是陆机（14部）、郭象（12部）、皇甫谧（10部）、潘岳（7部）、傅玄（7部，4部出版于21世纪）、陈寿（5部）、张华（4部）、左思（4部，其中3部是与左棻、刘琨的研究合集，1部出版于21世纪）、“三张”（张载、张协、张亢3部）、刘徽（3部）、杜预（2部），羊祜、李密、潘尼、嵇含、欧阳建、褚陶各1部。众多研究专著的出现表明：西晋士人及西晋文学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西晋士人的研究范围在扩大，不再局限于陆机、潘岳等太康著名士人；西晋士人的研究出现新热点，即以郭象、皇甫谧、刘徽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得到关注。
研究成果的爆发其次表现在论文上。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知网检索“西晋”，所得研究论文2700余篇。这个研究总量不是循序渐进所致，而是以激增回落的方式完成。据笔者统计，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晋”的研究论文年均15篇左右，90年代年均20篇上下。21世纪第一个5年，年均37篇左右；第二个5年，论文年均已达67篇左右；2010—2015年，论文年均激增至104篇左右。从2016年起，研究论文有所回落，但至2018年末，年均仍在80篇上下。
单个西晋士人研究的论文也呈现出激增态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四十年，论文成果中所研究的西晋士人达90余人，论文近3000篇。相较之前的研究，这是极大的飞跃。单个士人研究相关论文达70篇以上的情况如下：张华约76篇、杜预约84篇、陈寿约109篇、傅玄约132篇、皇甫谧约134篇、刘徽约138篇、潘岳约225篇、左思约289篇、郭象约456篇、陆机约671篇。这样的排序与研究专著基本对应，据此可以说明的是：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呈极度不平衡现象，与这10位士人相关的论文近2000篇，余下的80多位士人相关的研究成果仅1000篇左右。还可说明的是，郭象、刘徽等学者的研究后来居上，与专著情形一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西晋士人研究的爆发式增长，在学位论文上也得以充分表现。20世纪以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为学位论文选题的寥寥无几，21世纪则多达200余篇。在2005—2015年这十一年间，年均学位论文14篇左右，2008年和2010年高达20篇，2016年后也呈回落态势。学位论文与论文、论著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一是研究范围偏窄，约90%的论文研究西晋文学（含士人与文学创作）。二是研究对象偏少且以传统研究对象为主，约30人，尤以陆机、张华、潘岳、傅玄的研究为多。三是士人群体研究占据一定比例，如白崇《寒族作家依附心态研究》、张爱波《西晋士风与诗歌》、蔡卿《论元康名士》、杨帆《蜀汉入晋文士群体研究》等。
附：改革开放四十年，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曲线图
第二，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呈现新的增长点。
西晋享国短暂，研究史料不多，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成果却爆发式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应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多元化相应带来了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的新变及新增长点。
从研究对象看， 西晋士人研究的新变首先表现为对以郭象、皇甫谧、陈寿、刘徽等为代表的学者的重视，其次是对士人群体研究的重视。前者如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王晓毅《郭象评传》；后者如徐公持《浮华人生：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冯源“西晋洛下文士”的系列论文等。对此，前文论著、论文的研究数据可为证，此不详加阐释。
从研究内容看， 家族研究是本时期研究的热点。家族研究是士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伊同《五朝门第》、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对此做了精辟论述。改革开放后家族研究方兴未艾，代表性的论著如何启明《中古门第论集》（197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1989）、江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1981）、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2002）、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2003）等。此后，家族研究成为持续热点，尤为学位论文所青睐。
本时期，以西晋为时段的家族研究成果不多，知网所见仅以下数篇：容建新《司马氏家族的兴起与西晋政治格局的关系》（1997）、胡志佳《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2004）、范兆飞《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2009）、魏娜《西晋裴氏、荀氏和卫氏家族文学研究》（2012）、王伟琴《西晋河东裴氏研究》（2014）、王莉娜《荀岳墓志铭考：兼论西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2015）。但若以汉晋、魏晋南北朝、两晋为研究时段，涉及的西晋家族则约44个，研究论文约260篇。
成果中所研究的家族大多为北方的世家大族，无论是西晋时的高门，还是走向衰落的世家，抑或是即将崛起的势家，研究者都予以了关注。研究论文超过10篇的，主要有琅琊王氏、河东裴氏、颍川荀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太原王氏等北方大族。江东世家也有研究，主要以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为主，但研究成果远不如北方世家的多。蜀郡大族研究仅有谯氏家族的1篇研究论文。西北有北地傅氏家族数篇研究论文，辽东则无家族研究论文。
研究成果以个案家族研究居多，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家族的婚姻与仕宦、家风与家学、文化与文学、兴盛与衰亡、政治与教育等数方面，尤以家风家学、文学文化研究为多。这应与国家、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情怀、对家风的重视与强调有关。学术研究植根社会现实，这是一种很好的务实学风。
本时期西晋儒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变化。 首先，西晋儒学研究从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成果。如程平和刘运好《西晋经学考论》、冯源《论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 ——以“雅颂”诗学观为中心》、孙宝《晋初儒运复振与文风新变》等。其次，无论是西晋的经学还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执“中衰”一说，而是肯定其发展，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田汉云《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汤其领《魏晋经学探略》、张承宗《魏晋经学的演变》等都如此。最后，越来越多的西晋士人的儒家思想得到关注与阐释，尽管不少是从儒玄或儒道角度出发，但不可否认儒学思想的影响。例如：孙宝《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实践与影响》，任秀莲《张华“儒者气象”及“博物君子”人格心路探析》，秦跃宇、龙延《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等。这些变化有助于进一步审视西晋士人与儒学的关系，探讨他们在儒家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从研究视角看 ，考古视角和接受史视角在本时期尤其是近十年来颇受关注。
改革开放四十年，越来越多的西晋墓葬得到发现与发掘，如1991年西晋刘弘墓的发现就是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伴随着考古发现，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十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此类研究论文成果90余篇，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石刻及出土文献（文物）的考释，墓主的生平与家世研究，与出土文献相关的西晋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礼俗、职官等研究。研究者或从具体考古发现着眼展开研究，如渠传福《〈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补正》；或从考古资料的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如福原啓郎、王大建《西晋墓志的意义》。考古发现的摩崖石刻、出土文献与文物往往起到证史、补史并引发思考的作用。
本时期与研究相关的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不但是这四十年的，也包含以往的发现，主要有河南安乡刘弘墓志、陕西华阴西岳庙《华百石都训造碑》、甘肃临泽的《田产争讼爰书》及湖南郴州晋简以及以往所发现的汲冢书、华芳墓志、荀岳墓志、晋辟雍碑、当利里社碑、居士山摩崖石刻等。这类成果在证史、补史方面收获较大，如汤淑君《西晋辟雍碑》所说“碑文又记载了皇太子再临辟雍是咸宁三年（277）及四年1月。碑文所记纠正和补充了史籍所记的年月次数及皇太子重临之缺失”；《华芳墓志》中关于王浚两个儿子的记载，杜志强《西晋名士刘宝生平发微》等都可补史之缺。相对而言，利用考古资料对墓主、碑主生活时代及相关事件的开掘研究嫌深广不够。葭森健介《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一文，在探讨刘弘墓葬湖南安乡的原因同时，对当时两类不同的地方官员做了分析，拓展了考古资料的意义，在该类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福原啓郎、王大建《西晋墓志的意义》也有同样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学传入中国，研究者就开始了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至21世纪遂成为古代文学尤其是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四十年，西晋士人的接受史研究论文有100篇上下，重点是前人对西晋士人及作品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和对西晋士人及作品影响与接受的研究两方面。前者是学术史的研究，包括对历代批评家和现代研究者研究的阐释，如穆克宏《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刘勰论左思》、谢丹《论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与影响》、曾毅《王夫之的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分析》、方北辰《缪钺先生与〈三国志〉的整理研究》、程海《“辩名析理”：冯友兰对郭象〈庄子注〉的解读方法》、曾春海《傅山对郭象〈庄子·逍遥游〉诠解的评论》、陈志刚《刘师培对陆机的推崇及其原因》等；后者包括西晋士人的当下和后世的接受与影响，如李剑清《从“赠答诗”看西晋时人对陆机的认同》、刘涛《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王旭《明清时期左思〈咏史〉的流传与接受》等。
接受史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西晋士人研究的范围，尤其是对现代学者研究的阐释。这类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正如陈文忠《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往往流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只见‘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不见‘接受对象’的独特问题，更未能从接受史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
从研究方法看， 在传统的文本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基础上，二重证据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本时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
二重证据法，即地下新出土材料与地上纸质材料相互印证，该方法的广泛运用是与新的考古研究视角相一致的，也与现代资讯发达密切相关。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是考古发现成果的迅速传播，这些是二重证据法得以运用的有利及必要条件。如2016年5月，依托三维数字技术，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被确认是西晋“胡奋碑”。随着该成果的公布，相应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渠传福《〈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补正》，运用二重证据法，推论此为西晋咸宁二年（276）胡奋平鲜卑之役后，重阳登高勒石纪功碑。类似“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在前文“研究视角”的叙述中已述，可参看。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比较研究的方法蓬勃兴盛，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的研究亦不例外，比较研究的论文有100篇左右。
从比较对象上看，有西晋同代士人比较，如左思与潘岳、潘岳与陆机、左思与陆机比较等。也有异代士人比较，但多局限在汉魏至南朝这一时段的士人比较，如曹植与陆机、陶渊明与束皙、左思与鲍照等。还有少量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大的士人比较，如潘岳与纳兰容若比较，傅志宇《傅玄与亚当·斯密税收原则思想对比》，万路路、朱必法《〈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自由观与郭象自由观的比较》，芦婷《潘岳和托马斯 · 哈代悼亡诗的对比》等。不仅有单个士人的对比，也有群体的比较，如何童《金谷诗文与兰亭诗文的比较研究》、程丽芳《萧瑟悲凉与清幽秀丽——论西晋与东晋山水诗美学风貌的差异及成因》等。从整体上看，用比较法研究的西晋士人不是很多，主要是傅玄、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人。值得一说的是，运用比较法研究最多的士人是郭象，研究成果占同类成果总数的五分之二还多。
从比较内容看，研究成果往往是就某方面展开单向比较，主要包括文学创作比较（包括文学作品、文学体裁题材、文学风格、文学观等诸多方面）、心态比较、思想比较等，如戴建业《左鲍异同初探——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高胜利《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从士族门第探潘、陆附势心态之异同》、钟书林《陶渊明与束皙文学创作之比较》、効天庆《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等。上述诸方面的比较中，以文学比较尤其是作品比较居多。比较研究可以凸显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的特点，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不过，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的比较研究中，有些成果的比较主题嫌琐细、浅表，比较角度嫌单一、偏狭。一些研究论文只是就作品而作品的比较，不足以更好地认识西晋士人。
回顾研究历史，可以清晰看到西晋士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总结说来，对西晋士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个体士人研究和群体士人研究。个体士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生平研究、人格与思想研究、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研究、接受史研究等。群体研究则主要包括士风研究、士人集团研究、文人雅集研究、家族研究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研究人员的日渐增多，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西晋士人与相关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它们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基础。尽管如此，西晋士人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开掘空间。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虽然研究的西晋士人数量有所增加，但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太康至元康时期的傅玄、皇甫谧、张华、陆机、潘岳、左思、郭象等少数士人上。就内容而言，主要还是太康至元康时期士人与文学、士人与家族、士人思想与人格研究。西晋士人的研究在对象与内容上是失衡的，重复研究比较明显。去除重复，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这是西晋士人研究今后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次，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化，也是今后西晋士人研究必须注意的。以西晋士人思想研究为例，不少研究者看到了玄学对士人的影响，看到了士人对儒学的背离，也有不少学者肯定西晋儒学是持续发展的，但却未对西晋士人与儒学关系做全面合理的阐释。
最后，西晋享国短暂，士人生活年代有的兼跨曹魏与西晋，有的兼跨东西两晋，这三个时代在社会风气、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既相似又不同，西晋士人异代生活的遭际使他们成为一个复杂的群体。研究西晋士人应以发展的眼光，注意到社会环境变化对士人的影响及士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但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是有所忽视的。
综合上述三点，从儒家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西晋士人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儒家文化历经短暂而动荡的西晋能始终传承下来，一方面表明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晋士人有传承之功。研究儒家文化传承视野下的西晋士人，有助于全面把握西晋的儒学、学术、文学的发展状况，客观评判西晋士人的是与非、功与过，进而对东晋及南朝的“儒风与士人”研究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