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晋儒学建设得失谈

魏晋玄学兴起，儒学受到冲击，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改变。曹魏政权讲法术，但根柢不离儒家思想。武帝在此基础上的儒学复兴，在国家统治秩序、思想文化建设、伦理风尚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一 西晋儒学建设成就说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文化历来占据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及价值观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武帝的儒学建设成就，首先也最明显的就是带来了二十五年的小康盛世。其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样的太平盛世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儒学建设就能创造的，但毕竟思想统一才是根本保证。

西晋的儒学建设其次表现为学术的繁荣。根据《隋书·经籍志》及丁国均《补晋书·艺文志》，可以看到西晋经学的辉煌：

第一，西晋经学的研究学者人数众多、成果可观。如《周易》研究者 有蜀才、栾肇、杨 、邹湛、阮浑、宋岱、荀辉等；《尚书》的研究者有孔晁和伊说；《诗经》的研究者有袁准、袁桥、孙毓、杨 等；《三礼》的研究者包括伊说、王懋约、陈劭、袁准、崔游、杜预、刘逵、卫瓘、刘智、吴商、孙毓、董勋、孔衍、王文长、荀 、张靖等；《春秋》的研究者包括孙毓、杜预、刘寔、殷兴、张靖、刘兆、孔衍、孔晁、裴秀、京相璠、王接、王长文、郭琦等；《孝经》的研究者有荀昶 ；《论语》的研究者有谯周、郭象、缪播、栾肇、卫瓘等；群经研究者有谯周、杨方、徐苗等。这些学者的注疏及研究成果多达71种。

第二，西晋学者的经书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方法多样。西晋学者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都有研究。他们有的专治一经，如刘智、刘寔等；有的众经兼治，如杜预、孙毓、袁准、谯周等。或个人注疏，如袁准《周官传》、王接《春秋公羊注》；或集解注经，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荀昶《集义孝经》等。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有重大的突破，诸如杜预的《春秋左氏传》、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中的“制图六体”说等。

此外，西晋儒学建设也带来了礼乐文化的繁荣，典型表现在宫廷乐府的创作上。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西晋留存的宫廷乐府达135首之多，它们是：

郊庙歌辞二十一首：傅玄《郊祀歌》五首、《天地明堂歌》五首、《宗庙歌》十一首。

燕射歌辞七十一首：傅玄《四厢乐歌》十八首（章）、荀勖《四厢乐歌》十七首、成公绥《四厢乐歌》十六首、张华《四厢乐歌》十六首、张华《冬至初岁小会歌》一首、《宴会歌》一首、《中宫所歌》一首、《宗亲会歌》一首。

鼓吹曲辞二十四首：傅玄《鼓吹曲辞》二十二首、张华《凯歌》二首。

舞曲歌辞十八首：傅玄《正德大豫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鼙舞歌》五首，《云门篇》一首，荀勖《正德大豫舞歌》二首，张华《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相和歌辞一首：石崇《大雅吟》。

这些宫廷乐府诗关乎国体，是西晋儒家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乐府的作者主要是傅玄、荀勖、张华、成公绥等，作为修养深厚的儒者，他们通过颂歌的方式赞美制度维新，主张文治教化，营造和乐气氛。乐府作品从正面引导人们积极健康的思想情感，为大一统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思想保障。不仅如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西晋初年的宫廷乐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文学创作的方向，带动了西晋颂体雅言的四言诗的复兴。

西晋的儒学建设不说当时，即便是在后世也可圈可点。这样的成就取得与当时对儒臣的重视与任用有关。《晋书·五行志》言：帝师、帝友、三公、博士、太史，“此五者常为帝定疑议” ，是君王的智囊与股肱。翻检《晋书》及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可以看到武帝所任用的这五者多为儒臣，诸如郑冲、司马孚、王祥、陈骞、裴秀、郑袤、荀 、王浑、卢钦、陈劭、伊说、王懋约、李胤、卫瓘、张华、裴 、魏舒、刘寔、刘毅、山涛、刘暾、庾峻、程咸、曹志、蔡克、秦秀、陈逵、孔晁、谢衡、段畅、程咸、成粲等，他们或为一代儒宗，或为博学鸿儒，或为太子宗亲师友，或为太学博士，他们议礼仪、举贤才、辅佐宗亲、教化子弟、著书立说。儒臣的重用亦是西晋儒学建设的成就之一，他们为武帝的以儒治国提供了人才保障、教育保障和思想文化保障。

然而遗憾的是，良好的愿望不能催生永恒的盛世花朵。尽管当时儒学人才济济，经学成果丰硕，礼乐文化丰富，不少礼法士人力主“严守儒家礼仪、重视儒学教育，并以此选举人才，扭转汉魏以来的弊风”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元康元年（291）后丧乱的到来，儒家真正的精髓未能被继承，更多的是流于形式的繁文缛节及便于操作的仪式与程序。儒学要义日渐消解，儒家传统与学说日渐淡出政治舞台，儒家礼仪维系人心的作用也日渐削弱。儒臣们的奏弹已无力拨乱反正，儒学建设成果最终随着国运的衰微而衰弱。

二 西晋儒学建设反思，兼论武帝

武帝以儒治国，注重正面导向，其措施是可称道的，其成效是可察见的。可惜的是，西晋儒学建设最终不能一以贯之。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人为因素而言，武帝不能不任其责，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首先，武帝既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制度的破坏者。在儒学建设中，武帝十分强调节俭，也曾以身作则，他拒绝封禅、烧雉头裘，甚至“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 。武帝一方面努力倡导节俭，另一方面又极尽奢侈。《晋书》史臣认为，平吴后天下安定，武帝于是耽于享乐，荒于政事。其实不尽然，武帝的享乐之心建国之初已有端倪，试看：

泰始二年（266）正月丁亥，“有司请建七庙，帝重其役，不许” 。但同年秋七月营太庙却“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 。

追终慎远，人之常情。武帝却走上了极端，不但太庙修建如此，他还常常不顾开国功臣薄葬遗令而优恤大臣。王沈、王祥、郑袤、石苞、何曾、荀勖、卢钦、羊祜去世后，均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郑袤还有绢百匹）。如果说这是优宠大臣的话，尚可算勉强的借口。但这确实开了奢侈之风。下列两组数字对比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晋书·何曾传》以“日食万钱”说其奢侈，死后赐钱三十万不同样奢侈吗？西晋“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 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大臣去世赐布百匹，这是百姓多少年的赋税呀！

在武帝看来“财欲可足” ，正是这种认知心理，使武帝在倡导节俭的同时又打破原则。如果说太康前的奢侈因励精图治尚能抑制收敛的话，平吴之后则无所顾忌。太康十年改筑太庙“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 ，不但如此，对大臣的赏赐也已不能用“优宠”来说了。太康三年（282）贾充去世，“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 ；太康四年（283）山涛去世，“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将葬，赐钱四十万、布百匹” ；太康十年（289）荀勖去世，“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钱五十万、布百匹” 。

对死者，武帝厚加赏赐；对生者，武帝纵容有加。其舅王恺及外戚羊琇等“盛致声色，穷珍极丽” ，奢豪有加，武帝不但不制止，甚至在王恺与石崇斗富时还推波助澜。武帝本人，平吴后，后宫佳丽近万，竟然用羊车巡幸后宫，开宫廷奇观。可以说，武帝的行为是西晋奢侈享乐之风盛行的助推器。

作为统治者，武帝不能令行禁止，不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这是儒学建设不能善终的主要原因。

其次，断事不公，偏袒亲贵；无杀伐果断之魄力，多模棱两可之态度。干宝《晋纪总论》评价武帝说：“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咏维新，四海悦动矣。” 《晋书》史臣也有类似评价：“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 两位史臣的评价略嫌不当，武帝宽厚有长者风，正因为此，反倒使他处事优柔，当断不断。下面数事可见武帝行事与执政有失偏颇：

泰始年间，李憙上奏，言刘友、山涛、中山王司马睦、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因武陔去世，李憙请求对刘友、山涛、司马睦进行处罚。武帝仅仅处置了刘友，对山涛及司马睦仅“不贰其过”带过。对李憙，武帝一方面赞其“邦之司直”，一方面却因事免其司隶之职。

泰始、咸宁年间，刘毅为司隶，弹劾羊琇乘羊车应判重刑，因为旧恩，武帝只是罢免其官；多次弹劾何曾侈汰无度，武帝因何为重臣，一无所问；弹劾荀勖、冯 结党营私，武帝不答。而刘毅因其峭直，竟有生之年不得入台辅。

平吴之战胜利后，王浑与王濬争功，互相攻讦。武帝不予封赏，后请廷尉刘颂校其事，刘颂判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贬其官。不久又增王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王濬受抑制，上朝觐见，陈其功劳，述其委屈，武帝不听；王濬愤慨，不辞而退朝，武帝也不怪罪。后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上表陈冤，王濬始封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泰始年间，贾充与庾纯在酒宴上争执，庾纯责贾充杀高贵乡公，贾充责庾纯父老不归供养。御史中丞孔恂弹劾庾纯，庾纯以犯上免官。后，武帝召集大臣廷议庾纯不归养是否合礼。石苞主张“除名削爵土”；何曾、荀 、司马攸、刘斌认为不归养不违礼律，但犯上应“讥贬”；庞札等认为不应处置。不久，武帝下诏原其罪，并复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诏书中“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 ^[1] 之语，颇可玩味。似为贾充开脱，又似为庾纯复职找理由。

任恺与贾充之争，武帝同样态度暧昧。贾充诬陷任恺与刘友有关，尚书杜友、廷尉刘良为之申诉，三人并被免官。任恺朝请时，武帝“或慰谕之”。

太康年间，后（杨皇后）党得势，山涛屡向武帝讽谏不任后党，武帝“虽悟而不能改”。

上述事件的处置中，看上去武帝十分厚道，不伤争执的双方，但这实际上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作风，似仁实不问是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武帝的政治策略，他是在做政治平衡。不管怎样，武帝是不能摆脱“宠爱后党，亲贵当权”的嫌疑的。

武帝一方面强调吏治，另一方面又徇私纵容。执政上不讲原则，对重臣及皇亲国戚的犯罪不是严惩不贷，反而是徇私偏袒。对朝廷党争不是解决矛盾，而是以看似温和的平衡激化矛盾。王浑与王濬的战功未得到公正评判致使两人同为朝官却彼此视如仇雠；贾充、沈 与任恺、庾纯之间矛盾未能得到调节反倒激化得势如水火。不公正的执政寒了大臣之心，称了小人之意，王濬、任恺由原先的刚正有为转而耽于享乐，成为西晋的豪奢一族，此即武帝处事的恶果。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当励精图治之心远去，随之而来的就是放纵与奢华，是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奢侈享受成为不少官员的生活常态：“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 天下沦丧，又岂止是僭逾？官吏持身不检，结党营私，缺乏勤政务实之心，凡此种种无不是沦丧之因。而这些都与武帝对大臣的处置态度、执政态度的首鼠两端息息相关。

[1]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4，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按：事件发生后，太傅何曾、太尉荀 、骠骑将军齐王攸议等曾议贬庾纯，荀 泰始十年（274）去世，故事件应发生在泰始年间。 vaZsfaPso303F80xcOjQzCDCyhQyrjfaj7Gy91dxO0vtrGvqC7sC9a31K5fdCk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