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武帝登基伊始，重点就是要恢复儒家的传统地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具体来说，在文化建设上强调礼乐；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注重德行；在官学教育上大兴儒学；在社会风气上提倡节俭。此外，由于弑君禅代，缺乏忠义，西晋统治者特别强调孝道，尤重丧服制。为构建新的政权体制，武帝在敦倡儒学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礼乐文化建设是儒学建设的核心。就礼制建设而言，西晋建国伊始，“隆礼以率教”乃“邦国之大务也”
。“隆礼率教”首先是制定礼典，因为它能明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确定各种人伦关系，为世人提供具体的行为准则，从而在思想上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
三国归晋前，晋文帝就命荀
、郑冲、羊祜、任恺、庾峻、应贞等撰新礼。他们参考古今文献，撰成《五礼》，共165篇，成为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典。
所谓“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荀
等人制定的《五礼》，墨守古礼，又较为烦琐，现实中不易施行。故太康初年，尚书仆射朱整上奏，请求将《新礼》交付尚书郎挚虞修订。元康元年（291），挚虞将《五礼》修订完毕，上呈朝廷，“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
。挚虞认为丧服阙疑最多，故他的修订重点是凶礼中的《丧服》。
礼典的撰写与修订过程，一方面可见朝廷的重视，参与制定新礼的团队成员都是博涉经史、颇有修为的儒学之士；另一方面也说明礼典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它需要不断完善。挚虞后来想与傅咸继续修订新礼，因时局动荡而不果。东晋时，“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
，礼典一直在修订完善中。
在制定新礼的同时，古礼也在恢复。西晋礼制建设中恢复的古礼大体如下：泰始二年（266）、泰始四年（268）武帝在为其父及皇太后的服丧中，行三年心丧之礼；泰始六年（270）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泰始四年（268）恢复耕籍礼（耕籍礼在惠帝时废止）；太康六年（285）恢复皇后躬蚕礼；泰始七年（271）、咸宁三年（277）、太康三年（282）太子行释奠礼；太康三年（282）武帝亲自行郊祀礼，太康十年（289）恢复明堂礼及南郊五帝礼，行祭祀礼仪。
作为礼制建设的内容之一，武帝恢复古礼意在垂范世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诸如行孝、尊贤、重农、敬天等，以彰显其以儒治国的态度。
无论新礼还是古礼都不出“吉凶军宾嘉”五礼范畴。五礼之中，西晋尤重凶礼。个中原因或如挚虞所言，“《丧服》最多疑阙”，“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
。更重要的原因当是西晋倡导以“孝”治国，《丧服》易于在仪式上体现孝道。凶礼的重视程度，在西晋的礼议中可以看到。严可均《全晋文》所录西晋礼议约150篇，其中涉及吉礼的祭祀、嘉礼的婚嫁、军礼的仪仗，但主要的还是凶礼中的谥法和丧服。因此，“死者议谥，生者议服”成为朝廷礼议的主要内容。
“议谥”的目的在于褒贬死者，劝勉生者。《晋书·职官志》说：“王公已下应追谥者，则博士议定之。”
这实际是博士们根据《谥法》对王公大臣的盖棺定论，对其一生的总结与评价。当然谥号的最终决定权不在博士，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博士秦秀曾为何曾定谥“缪丑”，为贾充定谥“荒”。武帝不从，后依博士段畅议，谥贾充“武”，并策谥何曾“孝”。秦秀的议谥带有鲜明的儒家感情色彩，他两次议谥，足见其疾恶如仇之品格，正因此，其居博士之职近二十年，不见升迁，卒于任上。管中窥豹，秦秀的遭遇说明了世风的变化。在《全晋文》中，议谥之文有：王济、成粲《太常郭奕谥景议》，荀
《赐谥议》，张华《晋文王赐谥议》，嵇绍《陈准谥议》，孙毓《文献皇后谥议》，秦秀《何曾谥议》《贾充谥议》，蔡充《梁王肜谥议》等。
死者议谥，生者议服。《全晋文》中西晋关于丧服之礼的“议”文有70余篇，集中在以下议题上：
其一，泰始十年（274），武元杨皇后崩，议皇太子是否除服。参与讨论的博士有：张靖、陈逵、段畅等，大臣有杜预、卢钦、魏舒、贾充、山涛、石鉴等。
其二，泰始十年（274），荀
去世，对其继孙是否服重丧，庾纯、成洽、吴商、刘宝、王敞等有《孙为祖持重议》。
其三，泰始四年（268），何桢、荀
、何遵等因史恂为旧君鲍融服丧，议是否该为旧君反服。
其四，泰始六年（270）前后，程谅子对是否为前母服丧质疑，张华设《甲乙问》，郑冲、贾充、任恺、荀
、荀勖有《甲乙问议》。
其五，太康元年（280），议东平相王昌是否该为前母追服。参与朝议的有晋武帝、齐王司马攸、汝南王司马亮、大司马陈骞、太尉贾充，博士有谢衡、许猛、段畅、秦秀、驺冲、秦秀、张恽，官员有刘智、虞溥、卞粹、崔谅、荀悝、荀勖、和峤、夏侯湛、山雄、陈寿、卫恒、刘卞、李胤等。
其六，太康年间刘智、杜琬、王敞、束皙有《孙为庶祖持重议》。
其七，太康末年，韩寿、李彝、刘维、田岳、徐亶等对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表》展开议论。
这些礼议几乎都发生在武帝时代，且围绕具体事件展开，主要强调丧服礼仪。参与讨论者多为礼官、儒臣，甚至宗王、武帝。礼议实为西晋礼制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实质是通过礼官、儒臣的廷议，对标礼典，规范世人的行为。就今天而言，这些丧服礼仪未免过于注重形式，其实际的效果未必能符合期待。
礼是一种行为规范，乐则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节制表达，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因此，乐教也是西晋礼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乐教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宫廷乐府的制作，例如：泰始元年（265）郊祀明堂时，武帝曾使傅玄为之辞；武帝禅位，令傅玄制22篇鼓吹曲，述功德代魏；泰始五年（269），傅玄、荀勖、张华、成公绥等各造《四厢乐歌》；泰始九年（273），荀勖完成了新律，又做新律笛12枚，同时与傅玄、张华作《正德大豫舞歌》，并将庙乐《宣文舞》《宣武舞》改造为《正德舞》和《大豫舞》。
西晋的宫廷乐府往往是配合礼仪而制作的，它以润色洪业、歌功颂德为主旋律，以雅乐颂声的方式宣告西晋的改朝换代，赞美着新时代的到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西晋宫廷乐府对维护当时新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不失为统治者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之一。
制定新礼，恢复旧礼，开展礼议，强调乐教，西晋统治者正是从上述各方面进行礼乐文化建设，以期营建良好的社会统治秩序，规范世人行为。
《晋书·儒林传序》对武帝任用儒林士人有一段客观的评价：“荀
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
引文中的荀
、郑冲、刘寔（子真）、张华（茂先）均为博学硕儒，儒学根柢深厚，于此可见武帝任用人才的儒学标准。
事实上，以儒学选拔人才，武帝有明文规定。咸熙二年（265），武帝践祚前夕曾“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其后泰始元年（265），傅玄上书请求敦儒教选贤良，武帝诏答道：“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对经明学修的儒林士人的渴求溢于言表，武帝的人才观于此可见。
依此标准，武帝登基前一举征辟了37人，除皇甫谧拒绝出仕外，余皆于开国后拜官赐爵。泰始四年（268）和泰始七年（271），武帝又两次举贤良方正。不仅如此，武帝还广征南金蜀秀，当时东吴西蜀士人纷纷赴命，人才之盛，确可大书于史。
武帝时代不单选拔人才注重儒家标准，考核官吏也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泰始四年（268）初，武帝下诏责成二千石“扬清激浊，举善弹违”，即：“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
诏令明确提出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
可见，“礼教”“礼义”的施行是考核官员的重要指征。
同年，武帝又下诏，再次重申为官之道，提出五条标准：“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两道诏书充分说明，儒家礼乐教化是为官指南及衡量标准。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执政官吏的清廉有助于皇帝的垂拱而治，为此，泰始二年（266）正月，武帝还派遣使者侯史光持节周行郡国天下，晓谕诏书意旨，考察官吏政教得失。
武帝的吏治建设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太康九年（288），即武帝去世的头一年，他还下诏纠举群吏，对挟私、兴刑、贪浊、扰民的官吏予以罢黜，对公正清明的官员予以擢升。武帝在位期间一直强调以儒家思想加强吏治整顿，可以说这是其儒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晋初，武帝在大力整顿吏治的同时，也亲力亲为、勤勉有加地总理万机，为群吏树立起良好的榜样：
朕在位累载，如临深川，夙兴夕惕，明发不寝，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晋武帝的勤于国事、倡导儒风，使得西晋初年至武帝朝终国家机器运转模式继踵东汉遗风，出现了人口增长、财富增加、社会安定的“太康之治”局面。
遗憾的是，武帝之后，吏治建设废弛，崇儒举措后继乏力。永宁元年（301），赵王伦篡位，滥封官员，以致时人以狗尾续貂讥之。同年举秀才、孝廉、贤良、方正、良将皆废止，致令有志之士深以为恨。《晋书·王接传》载，王接去应举秀才，潘滔写信劝止，王接回答说：“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
但王接最终未能如愿赴举。王接事例表明儒学建设与国家兴盛衰亡息息相关：儒学兴，国兴；同样，国衰，儒学衰。后来成都王司马颖执政虽复举贤良方正
，但衰亡的国运已不足以复振儒学。
东汉朱浮上书光武帝说“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
，这代表了两汉儒学之士的共同看法，汉代的太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两汉主张以儒治国的统治者，没有不重视太学建设、不重视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出身东汉经学世家的晋武帝也同样如此。
泰始初年，傅玄上疏力主以儒兴教，他建议“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又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傅玄的上疏，强调了儒学教育的重要性，阐明了学校教育的宗旨。武帝采纳了傅玄的建议，在位期间对学校教育采取了多条举措，史书有记载的概括如下：
第一，关于太学生管理。泰始初年广延诸生，生员达三千多人，泰始八年（272）学生激增至七千多，武帝对太学生进行了汰选，规定：“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弟子堪受教者，令入学。”
其目的是整顿学风以保证太学生的质量，并从思想上控制太学，使其处于皇权的掌控之下。
第二，关于学校设置。除太学，咸宁二年（276）又立国子学
。据《宋书·百官志上》，国子学最初隶属太学，惠帝元康三年（293）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国子学。国子学建立的目的也就由最初的整顿太学，逐步发展成为培养“上层子弟接受正统教育，进而从思想上巩固其政权赖以立足的基础”
。
第三，关于师友、博士。“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由此可见，太学博士是一批高素质、高地位的儒学官员，如孔晁、秦秀、谢衡、段畅、程咸、成粲等。
宗亲王之师称之为师友，武帝时担任过太子及其他宗亲王师友的儒臣有卢钦、山涛、李胤、陈劭、伊说、王懋约等，他们通晓经书，儒学深厚，节俭行义，堪为国家楷模。
师友、博士的学生是宗亲王、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等。可以说，师友、博士在传授儒家文化的同时，实际是为西晋培养后备接班人。
第四，关于尊师重教礼仪。晋武帝泰始五年（269）“诏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
。据《职官分纪》记载：武帝时太子二傅之间的礼仪曾有朝议，何曾主张太子少傅应臣拜太子，荀
认为太傅与少傅没有区别，不主张臣拜。武帝赞同荀
，诏令“秦汉以来，旧章废灭，随时改作，其旧不可依用，宜为古义，遂定二傅不拜”
，诏令太子拜师。
不论君臣，以师为尊的观点，足见武帝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武帝尊师重教之礼仪还表现为“经始明堂，经营辟雍”
，并于泰始六年（270）幸辟雍，行大射礼及乡饮酒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子亲临辟雍行释奠礼，这在傅咸《皇太子释奠颂》中有记载，颂言“蒸蒸皇储……于国之雍。敬享先师，以畴圣功……”
。据《晋书·礼志上》，释奠礼古已有之，汉时不行其礼，魏时多为太常行礼，太子亲自行释奠礼始于西晋泰始七年（271）。就尊师重道而言，此举确有继往开来之功。
以儒兴教不仅表现于中央官学，也表现于地方教育。甘露之变后，王沈为豫州刺史，多次颁布诏告，以忠、廉、仁晓谕百姓，敦学革俗，“于是九郡之士，咸悦道教，移风易俗”
；羊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
；杜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
；郑袤“在广平，以德化为先，善作条教，郡中爱之。征拜侍中，百姓恋慕，涕泣路隅”
。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
。王沈、羊祜、杜预、郑袤、唐彬的礼乐实践收效是明显的，但在西晋，类似者毕竟是少数。
魏末正始，玄风炽盛，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武帝重视教育，以儒兴教，对延续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是有成效的。东晋荀崧《上疏请增置博士》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据此可遥想西晋当年藏书之富、学士之多、人才之盛、教育之兴的时代盛况。
魏明帝统治时期可谓曹魏统治的全盛时期，但奢侈享受也盛于此时。据《三国志·明帝纪》，太和六年（232），明帝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青龙年间又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明帝大兴土木直接带动了社会奢侈享受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晋初。王沈《释时论》、鲁褒《钱神论》、杜崧《任子春秋》是晋初同时之作，对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都有描述。对此，注重儒学的司马氏政权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武帝践祚后颁布了一系列诏书整治社会风气，其中心仍在以礼节制奢侈，提倡节俭，以正风化。细加检阅武帝诏书，可见武帝是从三个层面倡导正面、积极的社会风尚的。
第一个层面，针对皇室成员，诏令节俭，反对铺张。相关诏令如下：
泰始元年（265）十二月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
。
泰始元年十二月乙亥，《赦罪饬治诏》曰：“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
泰始元年，《罢供奉诏》规定：“乘黄厩离车，共田猎嬉游之事，凡若此类，皆悉罢之。”
泰始初，下诏徙陵勿烦扰居人，理由是“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
泰始中，《公主嫁仪诏》规定：“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
咸宁四年（278），太医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武帝下诏：“此裘非常衣服，消费功用，其于殿前烧之。敕内外，有造异服，依礼治罪。”
《出清商掖庭诏》说：“今出清商掖庭及诸才人、奴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余人还家。”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卫瓘等三公大臣多次建议武帝封禅，武帝屡下诏书拒绝，理由之一是：“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
，与之休息。”
这些诏书所针对的对象、事件或与皇室成员有关，或与武帝自身有关，从吃穿用度、犬马声色的物质享受到徙陵、封禅等宗庙家国祭仪都予以规定，主要目的在于裨补时弊，反对铺张浪费、奢侈逸豫、劳民伤财。诏书无疑是在倡导正面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对节俭的倡导。《晋书》史臣对武帝的举措如是评价：武帝“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
。可见，武帝的举措是得到后人认可的。
武帝建国初期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裴
在《陈刑法过当》一文中对司马氏皇家陵寝的简陋有过叙述，“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
，斯可印证武帝诏书所言“祖考清简之旨”，也可见司马氏几代人对世风救弊的努力。江统上书愍怀太子，曾举武帝烧雉头裘一事劝谏太子以俭为德。江统认为武帝的行为“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风”
。对此，武帝自我评价也相当高。太康年间，刘毅以武帝方汉桓帝、汉灵帝，武帝不以为忤，邹湛即此称颂武帝圣德超过汉文帝，武帝不以为喜，反而质问道：“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卿初无言。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
显而易见，武帝对自己不行封禅、烧雉头裘的行为是高自称许的。
第二个层面，针对百官大臣，寄予清廉期望。在前文所述整顿吏治的诏书中，武帝反复强调官员正身行己、清廉奉公就是明证，此不赘言。
第三个层面，面向社会各阶层，规范社会行为，尤其是百姓的宗教信仰。立国初年，武帝延续曹魏禁淫祀的举措，认为淫祀是“妖妄相煽，舍正为邪”“僭礼渎神”
，发布《禁淫祀诏》。泰始二年（266）春正月，对有司所奏的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认为不在祀典，诏令废除。泰始三年（267）又禁星气谶纬之学。咸宁四年（278）下《禁断立碑诏》：“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
淫祀与立墓碑易助长虚妄与奢靡，禁止是为了提倡节俭之风，当然，更重要的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淫祀与谶纬星气虽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能“妖言惑众”，成为动摇当权者统治的思想武器，王莽、光武帝以谶纬夺得政权就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因此，魏晋以来统治者往往塑造正统神祇，禁止谶纬星气之说，以确保民众思想在统治范围内，不至失去掌控。武帝诏书的用心自然也是如此。武帝曾要求张华删减《博物志》，认为它“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
。武帝禁淫祀与谶纬星气的理由与此是相同的：恐惑乱于后生。
泰始初期，是武帝锐意进取的时代，从武帝颁布的一系列诏书中，从儒臣的礼议中，从礼乐建设、吏治建设、以儒兴教、世风整顿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到武帝对礼乐教化的重视、以儒治国的决心。儒学的复兴造就了“太康之治”的繁盛，武帝的兴儒，可谓儒学兴国、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