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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仁政、用儒臣、崇经术、立太学……从曹操外法内儒，到曹丕推崇儒学，儒家文化始终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曹魏政权维系人心、巩固统治的重要筹码。魏明帝及三少帝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前朝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的独特性。
与曹丕一样，曹睿的登基之路也历经坎坷；与曹丕不一样的是他的心胸气度。据《魏略》记载，太和二年（228），讹言明帝去世，卞太后欲追究谣言源头，明帝却不予计较。景初元年（237），对明帝徙铜驼、承露，铸黄龙、凤皇（即凤凰）等行为，董寻抱必死之心，犯颜直谏，有司欲治罪，明帝却免之。
对此，东晋史学家孙盛赞道：“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
有大气量者亦有大智慧。虽不能与乃祖、乃父相抗颉，其功业也是有目共睹的。对外，他击退东吴进犯、平定各方叛乱、拖垮诸葛孔明、讨平辽东公孙渊。对内，重视法理与儒术。明帝自幼“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在太和三年（229）到青龙四年（236）间，他常临听讼观听断狱，并多次下诏，要求执法“务从宽简”“究理尽情”
。为此，缪袭在鼓吹曲辞《太和》篇中称颂道：“天下狱讼察以情。”
明帝重视法治又讲究人情，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仁政的体现。明帝讲儒术，这种儒术包括对经学的重视。太和二年（228）六月，明帝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太和四年（230）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趋，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以经学修为选拔和任用官员，这与曹操、曹丕选拔和任用儒臣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曹叡讲儒术，最具特点的是对礼乐文化建设的加强。一方面是对旧礼的施行，如太和元年（227）及太和五年（231），两行籍田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礼乐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景初改制上。景初元年是明帝礼乐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完成了象征“受命”的正朔、服色、牺牲色、历法等的改革，还最终完成了文昭庙乐、圆丘郊祀乐及宗庙祭祀乐舞的重大改革。
《晋书》言：“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
缪袭鼓吹曲写于何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受命”各家理解相同，即“受天之命”，分歧在于何人何时“受命”：有说是魏武帝“受命”，有说是魏文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受命”，有说是魏明帝太和初年“受命”。本书以为，这里的“受命”应是指魏明帝景初元年（237）的“受命”。
一般来说，帝王“受天之命”往往意味着帝王登基、改朝换代，强调君王“应天承命”这一合法性。魏明帝景初元年并非登基之年，何以会成为受命之年？答案就在于汉代儒生所建立的“天命”理论体系。汉代儒生通过古史建构，借助五德终始说及谶纬说，指出君权神授，强调君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在他们看来，新王朝的建立，必须改正朔、牺牲色、服色……以此表明受天之命。
魏文帝受禅，沿用汉制，尚书令桓阶等奏：“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
剖析桓阶的奏折，要点有二：其一，依照古代典礼，改正朔、牺牲，意味着改朝换代，应天受命。其二，曹丕受禅未曾改正朔、服色，按照汉代儒生的理论，这不能彰明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至明帝时，曹魏政权基本稳固，为显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明帝开始了象征“受命”的改革。魏明帝继位之初，即有改正朔之意，久议不决，明帝下诏言：
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在明帝看来，无论是子承父位、继大统，还是总领天子之事、纳大麓，抑或征诛、建立新政权，只有改正朔、服色才能表明是“受命”。
高堂隆引用多种典籍赞同明帝主张，其中所引《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
可见，明帝君臣的观念中，改正朔、服色、牺牲色，才是真正的“受命”。
《三国志》清楚记载明帝的改革：“景初元年（237）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朝会建大白之旗。改太和历曰景初历。”
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得更为详细：“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帝据古典，甲子诏曰：‘……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群艺，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
景初元年，魏明帝的改正朔、服色、牺牲色及历法，恰是“受命”的具体表现，是明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改革。其目的不仅仅是宣告改朝换代，更是昭告天下：自文帝受禅以来的曹魏政权，完全是受天之命，是神圣、合法的。缪袭的十二首鼓吹曲辞正是在该背景下创作的，通过记述魏氏三祖的功德，表明曹魏政权代汉的合理合法性。
郊庙乐舞的改革始于太和元年（227），时明帝下诏议定庙乐及舞曲，改大予乐官为太乐。其后根据缪袭的建议改《安世歌》为《享神歌》；根据缪袭的奏议，确立文昭皇后的庙乐：“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缪袭《奏改安世歌为享神歌》《奏文昭皇后庙乐》及《乐舞议》系于景初二年（238）。理由是《宋书·乐志》载，缪袭上奏时为侍中，陆侃如先生以《三国志·甄后传》及《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为材料，推断缪袭景初二年迁侍中。缪袭作品的系年大体如此，确切说应是景初元年（237）年末。
文昭皇后为明帝母亲甄氏，因赐死，故不列庙。明帝继位，于太和二年（228）别立寝庙于邺，但文昭皇后的庙乐议革一直到景初元年才完成。史书中有两条材料明确记载《奏文昭皇后庙乐》是在景初元年：
景初元年夏，有司议定七庙。冬，又奏曰：“……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于是与七庙议并勒金策，藏之金匮。
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邺庙。
据此，文昭皇后的庙乐，景初元年末完全议定，缪袭之议最迟也只能在景初元年年末。
同样，缪袭的《乐舞议》的系年也应在景初元年。因为缪袭的《乐舞议》与王肃等人的乐议内容相同，都是关于“圆丘郊祀”乐舞的议革。这在《宋书·乐志》中有所记载。时王肃议曰：“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
王肃所议得到卫臻、缪袭、左延年等赞同，并被明帝认可。据《广雅·释天》载：“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
王肃等人所议是祭天地的郊祀之乐，和庙乐议革一样，在当时也是一个重大议题。联系《宋书》所载，可知此次议革发生在景初元年：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景初元年十月“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十二月“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于此可推知王肃等人所议应在景初元年十二月之前。除王肃《议祀圆丘方泽宜宫悬乐八佾舞》《告瑞祀天宜以地配》外，严可均《全三国文》还录有缪袭、卢毓的《奏祀天地乐舞》及卫臻、左延年、赵怡等人的《祀天乐用宫悬议》等作品，应该都是此次议革的作品，都应系于景初元年。
这次圆丘祀天，是在“四百余年，废无禘礼”之后，其目的，意在诏告天下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
景初改制不仅完成了象征“受命”的改革，完成了郊庙祭祀礼乐的改革，还对宗庙祭祀乐舞进行了改革。《宋书》载：“公卿奏曰：‘……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
此奏议未注明时间，但《晋书》有确切记载：“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
《三国志》也有如是记载：景初元年五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
。对此，东晋孙盛有这样的评价：“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
据《宋书》，“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想来与孙盛所说的原因有关。
改正朔、服色、牺牲色、历法在景初元年四月；宗庙祭祀用“三舞”在景初元年五月；建圆丘在景初元年十月，行圆丘祀天礼仪在景初元年十二月；京师立文昭皇后庙及庙乐舞曲议革在景初元年十二月……景初元年各种重大礼乐建设都彰明“受命”的浓厚色彩，缪袭的鼓吹曲辞、文昭皇后的庙乐以及郊庙舞曲之议，无论是改舞曲为《大均之乐》，还是议“祀天当用宫悬”，都是礼乐建设的一部分。
景初元年既为“受命”之年，明帝在改正朔之后，又议革祭祀乐舞，行废置四百余年的禘礼，命缪袭作新词、述功德自是理所当然。从儒家的礼乐文化角度看，至此，曹丕受禅后的曹魏政权最终顺理成章得到认同。
曹氏三祖执政期间，有感于经学废弛，都曾下诏立学、崇经，曹操、曹丕之举措前文已述。明帝也有不少举措，例如：太和四年（230），明帝将文帝的《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景初中，明帝因苏林、秦静年老，担心经学不传，下诏，以西汉名儒夏侯胜名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勉励学者，究极经道。
尽管曹魏政权如此努力，但经学恢复却非朝夕可就。《魏略序》对明帝时代“学业沉陨”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至太和、青龙中，……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直到正始年间，曹魏政权的经学教育仍无太大起色，刘靖上疏陈儒训之本时就这样分析太学的教育现状：“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经学教育现状的好转，应该说始于曹魏三少帝时代，三少帝即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当然，三少帝时代，真正执掌政权的已不是曹氏传人，而是司马氏。作为儒学世家大族，司马氏对儒学的扶持力度可想见之，三少帝的教育是极典型的明证。
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齐王曹芳于景初三年（239）即皇帝位，时8岁。正始二年（241）、正始五年（244）、正始七年（246）分别通《论语》《尚书》《礼记》，并均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254）即皇帝位，时13岁，也接受了经学教育。正元二年（255），在儒学大师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的亲授下，讲《尚书》业终。在儒学教育的熏陶下，曹髦本人也酷爱儒学，甘露元年（256）曹髦至太学，向博士淳于俊、庾峻、马照分别问学《易》《尚书》《礼》。甘露二年（257），幸辟雍，诏令群臣“玩习古义，修明经典”
。甘露三年（258），下诏强调“养老兴教”，以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并躬行古礼。
三少帝时代，不仅帝王学习儒家经典，尊师重教，儒学也在社会推广。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曾刊刻《三体石经》，即《正始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于碑上，立于太学以弘儒学；正始六年，又诏令学者课试王朗所作《易传》……如此举措，可见三少帝时代司马氏推崇儒学的努力。
除却儒学教育，三少帝时代其他不少政策也体现了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诸如将六十岁以上的官奴婢免为良人；车驾巡行，体恤民情，赐谷高年；重视礼仪，祭祀配享大臣……其中不少政策在曹魏政权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因为此，儒家思想才得以缓慢恢复，持续发展，为西晋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