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越发普遍化和多元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2016年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创历史新高，达到创纪录的1830亿美元。随着OFDI的快速增长，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也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到各种投资风险。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GIT）统计显示，近十多年来，中国企业OFDI失败的项目金额总计已超过2459亿美元。导致中国OFDI失败或损失的风险诱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准确识别和有效应对东道国国家风险。

从理论视角看，许多传统的理论将国家风险等同于主权信用风险或政治风险，这虽然是从国家层面分析东道国国家风险，但是其概念内涵过小，无法涵盖影响OFDI国家层面的全面风险因素。从实践视角看，国际上诸多知名主权风险评级机构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国家风险评级结果，对各国投资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这些机构的测度模型除了偏重主权风险以外，往往面对的是全球投资者尤其是间接投资者，不能准确地反映跨国企业真实的投资经营环境，更没有揭示中国企业OFDI的“中国特征”，即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这一重要的国家层面因素。虽然也有研究开始尝试将东道国对华关系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中来，但由于指标、样本或方法等方面的局限，仍然对中国OFDI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形成机理及其影响作用解释乏力。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重点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OFDI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把东道国国家层面可能给中国投资项目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东道国对华关系因素，都纳入中国OFDI国家风险测度模型。从母国、东道国和跨国企业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OFDI东道国国家风险的成因及其形成机理。二是构建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40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国OFDI国家风险测度模型，并以全球104个国家2003年至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中国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利用BP神经网络构建中国OFDI国家风险预警模型并对代表性样本国家的国家风险进行了预测。三是根据测算的国家风险及其4个子风险面板数据和2003年至2015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最后，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中国OFDI国家风险的应对策略。

研究的主要发现：（1）从指标权重的赋值结果可以看出，对华风险和政治风险对东道国国家风险测度指标的贡献相对较大，是构成中国OFDI国家风险的重要因素。（2）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国家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是非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中国对非洲、亚洲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相对突出。（3）东道国国家风险水平与国家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低收入国家的风险水平总体高于高收入国家。（4）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5）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基于城镇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是一个基于城镇化水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国家风险将会阻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不断加强。而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上涨，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不断下降。

研究的创新之处：（1）基于中国OFDI东道国国家风险的成因分析，将东道国对华风险纳入中国OFDI国家风险分析框架，识别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因素，构建了中国OFDI国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2）根据东道国国家风险形成机理，构建了中国OFDI国家风险测度模型和预警模型，并对样本国家的国家风险进行了量化测度和风险预警。（3）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揭示了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发现其中存在着基于城镇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