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指某项活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风险管理一般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应对并采取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手段尽量扩大风险事件的有利结果,减轻甚至消除风险事件的不利影响,以达到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目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与主权风险密切相关。国家风险最初仅仅是指银行海外信贷风险,20世纪50年代,当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银行在开展跨境业务时,面临着另一个主权国家或企业可能的偿债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从这一角度看,国家风险也被称为主权风险。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正是从国际金融逐步扩散到跨国投资、服务贸易等各个领域。在跨国投资中,人们同样非常关注东道国社会政治环境可能引发的不利于外国企业和公民的主权风险。Fiess研究发现,国家风险的大小会显著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国家风险增长会使得资本流动性降低。 [26] Nagy则认为国家风险指的是那些可能会导致跨国信贷出现损失的不确定性,这种损失并不是由企业或个体层面的活动引发的,而是由东道国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导致的。 [27] Meldrum对国家风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扩展,认为国家风险不仅仅是国际债务风险,当发生跨国交易活动时所面临的国内不曾有过的风险都是国家风险。 [28] 曹荣湘则认为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因受国家层面的某种事件影响而使得债务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还款协议,进而造成债权人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
随着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发展,国家风险的概念已超出主权风险的范畴。Claessens和Enbrechts认为,主权风险是一个国家政府未能履行其债务所导致的风险。通常,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是指主权国家偿还贷款的风险,这包括主权国家政府自身的还贷风险和国家干预所造成的风险。前者指的是主权国家政府不愿偿付导致其不能履行债务而引发的风险。 [29] 由于政府本身就是最终担保人,因此主权风险往往没有其他外来的有效担保。 [30] 后者以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对主权风险的定义为代表,认为主权风险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以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干涉债务人的偿债意愿或者能力而导致债权人发生损失的风险。也有观点认为,主权风险是由国家干预投资者经营活动所造成的风险。穆迪(Moody's Investor Services)认为,国家风险可以通过主权评级来衡量,其中主权评级评估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偿债能力,其并不针对一个国家政府的信用价值进行直接评估。 Carthy认为主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偿付意愿是主权风险的关键部分。对私人企业而言,债务违约主要是因为偿还能力问题导致偿债困难。但对一国政府而言,偿债能力通常不是问题,偿债意愿是关键要素。主权政府可能会因为某些政治事件或政治考量而拒绝偿债,最终导致违约。第二,如果是一国主权政府不能履约,债权人很有可能完全得不到补偿,或者只能获取非常有限的法律意义上的赔偿。第三,一国主权政府的债务通常是缺乏有效担保的,因为主权政府本身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最终担保人。 [31]
某些学者会把国家风险等同于政治风险,认为是指由于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及其与他国的政治关系改变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意味着东道国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等环境对跨国投资活动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例如,政局动荡风险、局部战争风险、政党更替风险、经济波动风险、金融稳定风险以及投资障碍风险等主要风险。
从实践的层面看,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和风险评级机构都从不同视角对国家风险进行了界定。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s)、标准普尔等世界著名的国家风险评级机构所测度和认定的国家风险,均包含了所有跨国信贷和投资可能面临的损失和风险。中国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把中央企业面临的风险划分为战略、市场、运营、财务法律等风险类型,这些都属于企业层面的风险因素。 此外,信息风险、信用风险、作业风险、会计风险等都是跨国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常见风险。国家风险分析旨在识别可能减少投资收益的潜在风险。瑞士银行家协会的《国家风险管理指南》认为,国家风险源于国别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风险暴露价值的变化。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认为,国家风险是由于对他国的一个实体(政府、公共或私人机构)进行放贷(以本币而非外币)而产生的一个国家内的损失暴露。
国家风险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从风险的影响范围看,国家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特定风险。前者是指因东道国环境的变化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均会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后者仅对某些特定的行业、特定国家的投资或特定的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风险的影响方式看,国家风险可以分为直接的国家风险和间接的国家风险。前者是指国家作为国际投资交易的一方,通过其自身的违约行为或直接干预造成的风险;而后者是指国家虽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交易活动,但是通过调整政策和法规给其国内投资者造成的风险。
王海军认为,国家风险是由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三个维度构成。 国家风险包括来自经济结构、政策、社会政治制度、地理位置和货币等各方面的风险(见图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国家风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认为国家风险应当包括五个基本要素:一是由债务人所在政府发出的停止付款命令,二是贷款被禁止转移或者延迟转移,三是资金不能或者不足以兑换成等值的国际货币,四是外国政府其他的禁止还款措施,五是不可抗拒力。 [32]
图2—1 国家风险的构成
资料来源:王海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经济风险》,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社会政治风险,包括对外国企业商业活动所有可能产生价值损失的行为或因素,是指来自东道国社会的包括文化、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因素对企业盈利或其他经营目标所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社会政治风险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社会风险、政府决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常见的社会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府干预风险、工会组织的罢工活动等。风险来源可能涉及东道国的社会组织团体、政治团体组织及政府职能机构,它们的特定活动都有可能对跨国企业从事跨国商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较大资产损失。在政治风险中,政府干预表现为阻止或改变商业合同,甚至采取没收全部或部分外国企业财产的行为。Robock认为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政治风险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跨国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因素,二是这些不连续性因素通常是无法预料的,三是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给外商企业带来损失。 [3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活动日益成为一个普遍化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迫切需要通过可靠、有效的渠道和方式了解东道国的国家风险状况,国家风险或主权评级机构就应运而生。自1860年标准普尔在美国纽约创立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几家评级机构垄断的局面。其中,美国的三家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是最为知名的机构,占据了全世界90%以上的评级市场份额。这三家美国评级机构对国家风险测度方法和评价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各投资者普遍认可和接受。
除了这三家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些知名的国家风险评级机构。例如,美国PRS集团每年会发布《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 Merchant Banking)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德国邓白氏(Dun &Bradstreet,D&B)发布的《国家风险报告》,欧洲货币发布的《国家风险调查》。
笔者整理了代表性国家风险测度机构及其测度指标(见表2—1),从表中不难看出,国家风险测度指标通常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等因素,测度的方法大多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而测度的结果也划分为若干个风险等级。
表2—1 代表性国家风险测度机构及其测度指标
表2—1 代表性国家风险测度机构及其测度指标续表
随着中国OFDI活动的日益活跃,国内许多智库和机构也开发了若干国家风险测度模型。例如,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也是世界知名的主权信用和国家风险评级机构,每年都定期发布世界各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从2005年开始,连续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对世界192个主权国家进行风险评级,对与中国合作关系密切的67个重点国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以《全球风险地图》的形式直观明了地展现中国 OFDI 的全球国家风险态势。 其中,政治风险指标包括政局稳定性、政治干预活动、国际关系与社会环境等指标;经济风险考察一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主权债务情况、财政收支状况、金融体系结构、国际收支和双边经贸等指标;商业环境风险则主要关注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体系结构、行政效率和投资开放度和便利性等指标;而法律风险则主要包括法律完备性、执法环境及退出成本等指标。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2014年开始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其报告依据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模型(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CROIC IVEP)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发的国家风险评级方法。该模型重点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兼顾东道国的金融敞口风险。值得一提的是,CROIC-IVEP为了更好地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需要,尝试将东道国对华关系纳入国家风险测度模型中来。
在众多的国家风险测度模型中,ICGR模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测度模型。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的开发者是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机构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The Politi cal Risk Services Group,PRS Group)。PRS集团从1980年开始每月定期发布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该模型在理论研究中具有广泛的接收度,尤其是其发布的风险指标测度数据被学术界大量地使用(该模型指标体系见表2—2)。
表2—2 ICRG模型指标体系
表2—2 ICRG模型指标体系续表
资料来源: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 Group),http://www.prsgroup.com/。
ICRG模型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类型的风险纳入风险测度模型,主要包括政治风险(Politi cal Risk)、经济风险(Economic Risk)和金融风险(Financial Risk)三大类类别,共计22个具体指标。从表2—2可以看出,该模型比较偏重政治风险(占100分),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各占50分。其中,政治风险涵盖12个具体指标,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各有5个具体指标。ICRG模型国家风险的计算公式见式(2—1)。
其中,Country Risk代表国家风险,PR、FR、ER 分别代表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
综合各种国家风险测度模型可以发现,国家风险测度的关键在于指标体系的选取和指标权重的确定。出于不同的测度视角和应用前景,各测度方法选取的指标体系虽不尽相同,但也有较大的相似性。
在测度指标方面,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商业风险等是常见的风险因素。例如,ICGR模型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三大类型。赛博商业银行(SEB Merchant Banking)的《国家风险分析》采用国家风险信息系统(CRIS)五大支柱法(包括弹性、宏观经济平衡、流动性、事件风险、信息)。经济学人智库(EIU)Country Risk Service的指标体系则包括国家主权风险、国家货币风险、银行风险、国家政治风险、国家经济结构风险以及国家总体风险六大风险类型。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CROIC-IVEP)则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0个子指标)纳入了评价体系。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测度模型把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17个大类指标。这些指标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指标。
在指标体系权重确定方面,大多数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相对较为主观的赋值方法。ICRG采用的基数评价方法进行打分并确定权重。标准普尔与穆迪则采用序数评价法,即按照各个风险值的大小进行排序,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度。ICRG、EIU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大某个因素的权重。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很多模型采用的是简单算术平均的方法确定权重。当然,也有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或熵值法等定量赋值方法。例如,周伟等在对“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的评价中,就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方旖旎以ICRG和CROIC-IVEP模型为基础,采用算术平均数来确定指标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