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直接投资理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陆续出现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 、投资过程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投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方为研究对象的,其理论的核心聚焦在OFDI的动因、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三大方面。
(1)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国际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Dunning 在1977年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The Ee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简称OLI模式),该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经典的OFDI理论,又被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 [2] 1981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OLI模式,跨国企业进行OFDI活动需要同时具备三大基本要素:其一是所有权优势(即Ownership)、其二是区位优势(即Location)、其三是市场内部化优势(即Internalization)。除此之外,跨国企业根据这一理论还可以选择国际经营的方式。OLI理论综合了国际主流的OFDI理论,是从微观视角静态分析跨国企业OFDI活动的有效工具。
(2)企业特定优势论。企业特定优势论是由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等发展而来,其核心思想认为跨国企业OFDI的动因是具备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比较优势。 [3] 这样跨国企业就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能力等特定优势来应对OFDI由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地理距离等因素导致的“外来者劣势”。 [4] 根据跨国企业OFDI动因的不同,又可以把跨国企业O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包括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三种基本的对外投资类型。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世界投资报告》中,将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纳为四个方面:资源获取、市场扩展、效率寻求和获取战略性资产,这与上述分类高度一致。
(3)投资过程论。该理论的核心认为跨国企业的OFDI是一个渐进的经验学习过程。 [6] 为了克服对外投资的外来者劣势,跨国企业需要采用渐进的“干中学”方式来发展自身能力和积累东道国知识。除了时间上的渐进学习,在选择投资区位方面也需要经历由近及远的渐进过程。在选择进入模式方面,跨国企业同样遵循渐进原则,逐渐加大投资风险和资源承诺。 [7]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大力开展“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中国企业的OFDI不仅面向发达国家,而且面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具备“顺梯度”和“逆梯度”两种方向的对外投资活动。当前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发达国家投资活动研究较为充分,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的研究还尚未深入。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OFDI动因、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的研究也正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8]
(1)关于发展中国家OFDI动因。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邻近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寻求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 [9] Teece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补偿性资源。 [10] 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在于提升本国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将本国的工业化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结合起来。Lecraw发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得市场。 [11] 杨杰和祝波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移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优势,或者获取相对弱势的要素。 Deng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样是为了获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或者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12]
(2)关于发展中国家OFDI优势。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来源于母国特定优势。这些理论认为,母国特定优势结合适当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对周边相似的国家或者更加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对此,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可以进行合理的解释。前一个理论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具备发达国家那样的绝对优势,但是仍然可以利用其相对的比较优势,为东道国的小规模市场、本民族团体和周边市场提供特定产品。 [13] 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本质就是对国外技术进行本土化的再创新,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引进、吸收和再创新,进而实现适应发展中需求的相对比较优势。
显然,发展中国家OFDI的东道国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大量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何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呢?对此,英国学者Tolentino和Cantwell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可以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展中经济体OFDI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积累而逐步升级的动态过程,即由传统自然资源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由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迈进。 [14]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方,而作为中国OFDI目的地的东道国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国家风险来源地不仅仅只是发展中国家。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进行OFDI活动,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什么?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众多,但这些企业的公司规模、所属行业、资源和人才储备、技术和营销能力及管理水平都有着巨大差异。上述差异也决定了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驱动力有着显著不同。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大致有三种类型:学习型、资源型、市场型。一是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发达国家,通过学习经验和技术来增强母公司自身的竞争能力;二是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寻求自然资源或者战略性资产为目的;三是市场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为国内产品寻求更大的国际市场。Buckley等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主要有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型三种类型。 [15] Cheung和Qian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的动因主要在于寻求市场和自然资源,这些企业更青睐那些有着更大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价格低而自然资源却相对丰裕的东道国。 [16] Lu等2011年利用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企业资源、行业变革和政府政策对中国私营企业OFDI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鼓励性的对外投资政策是民营企业OFDI的重要动因,而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会强化战略资产寻求的动机,母国的行业竞争程度会增强市场寻求的动机。 [17] 王胜和田涛的研究也发现,规避贸易壁垒、开拓新兴市场是中国企业对经济发达国家进行OFDI的主要动因。 不同性质的企业OFDI存在明显差异,从投资目标来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政府战略目标,而民营企业则是为了追求市场和利润。从投资行业来看,国有企业主要投资能源类行业,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劳动密集型行业。Ramasamy等利用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和高政治风险环境的东道国,而民营企业则更加关注市场寻求。 [18] 吴先明和黄春桃将中国企业OFDI活动划分为逆向投资(对发达国家)和顺向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对这两类投资的国际化动因进行比较发现,市场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都同样强烈。
(2)中国OFDI的进入模式。OFDI进入模式是指中国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根据海外子公司建立模式可划分为新建或并购两种方式,根据子公司的所有权形式又可划分为合资或独资两种类型。从进入模式来看,中国企业海外资源获取型投资项目多采取并购和合资的方式,而制造加工型的投资项目多采取新建和独资方式。Cui和Jiang利用2000—2006年中国跨国企业132条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压力下国家所有权对中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会更加有利。 [19]
(3)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区位选择指的是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流向或投资国家的选择。张瑞良把制度距离分为管制性和规范性两种,研究发现两种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有负向影响。 Morck等指出,中国早期的 OFDI 大多是由国有企业投资的,主要偏向于“避税天堂”和东南亚国家。 [20] 中国超过80%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经济落后、投资环境较差的非洲、东南亚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Mathews 提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利用互联(Linkage)、杠杆化(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的3L模式,获取战略性资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21] Luo和Tung的跳板理论指出,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利用对发达国家的OFDI作为跳板,即可以通过学习效应获得经验和技术上的战略性资产,也可以规避母国的制度约束和市场制约。 [22] 因此,中国的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开始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等与中国在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
(4)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中国OFDI传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市场规模等。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定对跨国企业OFDI有着重要影响。公司税率也是影响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因素。 [23] 东道国自身的市场规模、政策自由度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均与中国OFDI流量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olstad和Wiig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倾向更多考虑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在制度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丰饶将成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更大吸引力。 [24] Peng发现,中国跨国企业开展OFDI不仅受到东道国政府的影响,同时也与母国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投资政策会对中国跨国企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各种影响。中国企业为了在国内市场享受政府给予外商的优惠措施,往往会前往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公司,再以外商的身份重返本国市场开展经营活动。 [25] 阎大颖采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自然资源、战略资产、经济制度质量、服务业水平、通信基础设施和对外商资本的开放程度等均可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重要影响。 王永钦等以中国2002—2011年的842笔OFDI活动研究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税率和自然资源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吴先明和黄春桃发现,在顺向投资情境下,文化距离会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寻求型投资,但在逆向投资情境下,文化距离则对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