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状况的异同

此十年，被学界称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157] ,1928—1936年，工业经济年均增长率在8.3%,1931—1936年则达9.3%， [158] 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按照学者估算，1850年人均收入43.8元；1887年人均收入38.0元；1914年为41.22元；1936年为50.51元；1949年为34.98元，1914—1936年，年均增长1.02%。 [159]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人们生活似乎遇到与前期列强侵凌、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相比而言不太糟糕的时代，但潜在的经济波动以及庞大的城市待业人口，随时可能中断人们刚刚安定的生活。企业员工的就业年限很少有十年，多是一二年。如久大精盐厂1927年调查的556名工人中，21.9%的工人进厂不足一年，1—3年的有20.7%，在厂10年以上的仅1.5%。 [160] 企业也常常雇用散工，或不定期减少工人，如1930年天津面粉厂工人数量时有增减，少则103人，多则185人。 [161] 对于外来移民而言，社会状况如职业结构、工商业分布、居住空间、社会秩序等形成移民进城后的生活情境，直接影响着乡村移民的谋生、居住与闲暇、交往等日常生活。

一 城市的主要职业

抗战前的天津和青岛为华北工商业重心，但从就业人数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方面，商业具有交易效率的即时性、空间与时间的灵活性与对资金、技能要求的包容性，比工业更能吸引外来移民的进入，这是一个老少咸宜、贫富皆可的职业，而两地虽以军镇为政府重视，实则以商业贸易服务于地方，并构成两地日后长久的生命力。即使在近代工业已经颇有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商业依然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时人言：与其谓为“工业的天津”，不如谓为“集散的天津”更为恰当。 [162] 天津、青岛相继开埠后，迅速发展为华北地区商品生产加工点、中外商品集散地和贸易转运连接点。与贸易相关的货栈、打包、搬运、批发、掮客等行业迅速扩展，而贸易的伴生行业如银行、钱庄、旅店、典当、饭店等也随其起落。此外，随着大量外国侨民、富商买办、军阀官僚、资本家、高级职员等的增多，相应的家政佣工群体也在壮大，近代城市最广阔的就业舞台即是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天津有业者中以商人为最多，工人及劳动者次之，矿业及自由业，则尤为仅见。 [163] 如1929年社会局统计天津华界各类商店有店员44222人，学徒6270人，工友24667人，共计各类商店职工75159人。 [164] 加上租界商店，则商业职工人数约10万。 [165] 华界工厂2186家，工人计47564人，若加上大量分散于居民区的手工作坊，则从事工业者近9万人。 [166] 1936年10月天津有职业的423201人中，从事商业者164219人，占有业者中的38.80%，从事工业者116791人，占有业者的27.60%。 [167] 青岛1930年有职业者209972人，从事商业者46143人，占有业人口的21.98%，从事工业者38576人，占18.37%，另外劳力（码头工人、车夫等）24726人，占11.78%，农民69544人，占33.12%。 [168] 1931年，工业者30612人，商业者32243人。 [169] 1933年初，中外各厂，生产工人和运输工人总计42717人。 [170] 考虑到素有“田园都市”之称的青岛在抗战以前一直是乡村人口和乡区面积占一半以上的城市，则城市有业者中，从事工商业者占六成以上。

开埠以来，口岸城市从传统农业社会职业结构逐渐转化为以工商服务业者为主体的近代社会职业结构，公务员、买办、商行高级职员、学校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西医、银行家、企业工人、洋车夫等新的职业纷纷出现，而能吸纳乡村移民最多的行业依然是企业和商贸。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大多以生产生活日用品为主，工业化水平不高，各类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和近代工厂等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有不同标准，多数企业低门槛的行业技术准入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谋生机会。近代大城市无业人口常在半数以上，天津1936年总人口1074715人，不在业者651514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0.62%，失业者28562人。 [171] 青岛1930年不在业者占47.51%,20—60岁适龄劳动人口中无业者52004人。 [172] 大量无业和失业人口的存在一直是近代城市的突出现象，富余的劳动力利用一切机会谋生，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服务和多样化的生存空间，而这种便利可得的服务和多样化的生活模式也降低了移民进入城市的生活成本。

二 城市生产生活空间

青岛和天津作为工商业城市，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政治生态和城市建设中却又迥然有别。从开埠以来直到七七事变前，青岛一直处于单一政权的控制之下，在德占日据时期（1897—1922）及沈鸿烈任市长时期（1931—1937）的30年中，政府的控制力一直比较强势，政局稳定，且均有明确的城市规划并能有序执行，这是一个强力政府规划痕迹明显的城市，也是一个秩序性相对较强的通商口岸，按照城市规划来进行建设也内生为青岛城市发展的一个传统。 [173] 而天津则在中国控制下又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分割支配，形成“拼盘式”或“分割式”的城市发展布局，如贺萧所说的“天津常常呈现为聚集在一起的几个彼此独立的城市” [174] 。

不同的政治生态使得两个城市形成不同的地理空间，当青岛自德占以后便以华洋分治的规划思路将青岛明确划分为乡区和市区，市区以今中山路为界成为欧洲人与华人、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居住空间与社会地位的分界线，中山路及其两侧成为青岛商业区，沿中山路以东、德县路以南至前海一带形成别墅区，从青岛火车站沿铁路沿线至四方、沧口形成工业区及劳工居住区。而天津直至20世纪30年代尚未形成真正的功能社区，即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其企业大都环绕市中心而设，与商店、住宅混在一起。 [175]

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也形成经济空间的分散化。贺萧比较早地关注了天津经济空间的分离特征。指出天津经济被碎化为各自独立的行业，各行业由多个主流群体制定规则并影响了产业的发展。资本四分五裂，长期没有稳定的企业家团体，使得天津工业长期处于资金缺乏的困境中，也极易受到城市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 [176] 而在企业总体布局大分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行业的小集聚态势。天津工业区基本在华界，如西关外南北小道子街、西关大街及南头窑一带，工厂最多，有三四百家，织布业占60%以上，北门外的侯家后三条石一带二三百家，三条石为铁工业集中区，南开马厂道（现称马场道——作者注）一带为地毯业集中区，有五六十家。较大工厂则分散在市郊，裕元、北洋在小刘庄、挂甲寺，宝成、裕大在小郑庄，恒源在河北西窑洼，华新在河北小于庄。丹华在西沽，荣昌在河北赵家场，久大精盐厂及永利制碱厂在塘沽。 [177] 天津工商业和居民区环绕旧城墙和海河运河发展而来，租界开发亦是沿河而设，故在传统的老商业区、南北运河和海河沿岸聚集了最多的工厂、商店和移民。

按照天津警区而论，1929年天津华界企业共2186家，商店21043家，如表1—6所示，公安二区工厂集中，占39.16%，商店占21.45%；公安一区商业繁荣，商店占25.62%，工厂占16.61%；三区工商业也比较集中，工厂占25.16%，商店占21.11%。 [178] 1933年天津总计企业1213家，以公安局第二区工业最多，共554家，占全市工业的45.64%。 [179] 一区原为旧天津城厢东门附近，二区为天津西和西南部，第三区为北门外三岔河口一带，清代天津即流传着“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的俗语，北门是商业中心，东门附近多官衙，西边和南边地势低洼，南门外多贫民，西门外贫民和暗娼较多。传统天津旧城的经济布局和社会地位在开埠后依然延续下来，尽管下野达官贵族和富商陆续在天津租界建房买屋，但华界工商业中心依然在东门外和北门外一带，如表1—7所示，公安一区和三区的人口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区。

经济空间分布决定着天津人口分布格局，工商业者多住在工厂或商店，或在工作点附近居住，形成行业与居住带相一致的现象，工商业的分布区也是人口的聚集区。随着大量乡民进城，在城市周边或是租界相邻地带出现大量新的人口聚集区，如在老城区和租界交界的南市、天津城南部的谦德庄和老龙头车站东边的“地道外”，以及天津东北部新开河河道堤岸旁的移民区。南市处于老城区南边和日租界之间，由于城市管理权的分立，形成天津人眼中的“三不管”，是华界娱乐业和服务业中心。谦德庄和新开河堤岸因外地灾民的陆续聚集发展为移民区，也是城市下层居民生活区，地道外因海河东岸设为租界、建立车站、海河裁湾取直工程而拆迁大量村庄，村民陆续迁移到位于车站以东铁路沿线地带的沈家庄、王家庄、郭家庄和旺道庄，加上外地灾民和难民也避难于此，形成人口稠密的新街市，民国初年即有居民7000余户。新开河岸因冀鲁豫三省灾民迁移而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形成八九百家，四五千口的规模。 [182] 而天津周边村庄也随着工厂设立而发展为街市，如特一区以南沿海河两岸村庄，1918年以后，北洋、裕元、宝成、裕大诸大纱厂先后成立，小刘庄、挂甲寺、谦德庄、三义庄、小郑庄等处市面逐渐繁荣起来，天津北部的第四区三岔河口附近，本就工商荟萃，因丹华火柴厂、嘉瑞面粉公司、恒源纺纱厂等设立，沿海河和北运河的西于庄、西窑洼等地人口渐多，第五区因华新纺纱厂、明晶玻璃公司等企业设立，小于庄等也日益繁华。此外，天津城边的其他村庄也逐渐城市化，天津大量中小作坊即将原料交给附近村民生产加工，如1929年天津针织作坊154家，多数作坊将工作委托给散处工人在家中编织。 [183] 散工在家承担缝织工作，不独是天津针织业的特征，也是火柴业、军衣等业的生产形态，附近乡区妇女或外来移民常赖做散工生活，在地实现农转工，并在特定地区形成新的聚落，成为新老移民的落脚地。

青岛因德占初期的华洋分治政策，城市空间模式基本为一个中心地带和两块飞地，中心地带为由中山路区隔的欧人区和华人区，两块飞地是专为劳工规划的台东、台西居住区。随着青岛外来移民的增加，华洋分区的严格界域开始松动，大量华商进入欧人区，四大区域间的城市空隙也逐渐为移民迁居，至两次日本占领期间，青岛城市区域一面沿铁路向胶州湾东岸延展，一面充实着内部空间，如表1—8所示，原有的青岛区和鲍岛区依然是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心地带。

工业化初兴的近代城市在职业结构上还形成一个突出特点，即行业的地域特征明显。如罗澍伟所指出的：“由于城市中的一些行业常为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所垄断，形成同业或多业相结成‘帮’的现象，从而使城市的职业结构、移民的地缘关系以及社区结构三者之间构成又一层次的关系。” [185]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与手工业的发达已经形成一些颇具地域特色的行业，在移民进城后，普遍形成按照地域和乡土关系集中于某一行业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同一行业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县的移民所专营，这既为乡民进入城市谋生提供了重要的关系网络，也形成城市行业与籍贯的密切关系。施坚雅指出晚清城市人口客籍成分的三个特点：（1）他们都是按原籍在职业上专门化了的；（2）他们都是典型地按籍贯组织起来的；（3）他们的籍贯身份都消失得很慢。 [186] 举家、举族或举村而迁，不仅是在原籍面临生存危机时尝试新出路的选择，也成为施坚雅所说的一种流动策略——客居可以作为家庭等团体的最大限度扩张方式，实现向上流动，其途径或者是在经济中心地利用商业机会，或者在行政中心地利用读书做官的机会。 [187] 乡村移民进城时得同乡之力汇聚于同一个行业及同一个里院，形成对某一个行业的垄断，即商帮，如天津近代工商业中先后形成广帮、宁波帮、山西帮、山东帮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冀州帮。 [188] 晚清以来，在胶东半岛各县已经按地域分布形成特定的行业，黄县和潍县多出商人，文登县多出力夫，海阳县多出水手，即墨多出矿工。 [189] 行业与籍贯的交汇，亦使后来移民按照乡缘与业缘关系各自集中在特定行业中。青岛外省移民中，浙江人多半在机关，宁波人多开商店。 [190] 这种地域性的行业群体将一些乡村移民置于比较牢固的关系网中，进城不是原子般的个体的散沙般的存在，而是有组织的安排与支持，原来的社会关系网有助于移民迅速获得工作或住房，也要为乡民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城市社会秩序

城市社会秩序是城市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舆论引导等外在及内在力量影响下形成的公共领域的运行状况。有序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助于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融入，而混乱的失序的社会则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社会秩序是城市的形象展示也是内涵体现，构成人们生活的微观情境和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和舒心感。城市提供生活来源也提供精神养料。民国以来，舆论对都市的道德谴责盛行一时，此期的报刊或文学著作中对城市与乡村关注着眼于价值评判，以社会道德和经济发展为价值取向，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他们感叹于城市的先进、愤慨乡村的落后，更指斥城市的罪恶、怀念乡村的美德，前者如雪村指出城市贫民多，盗贼众，疠疫多， [191] 坚瓠感叹都市奢侈淫乱之风盛行，从而死亡率与犯罪率也不断增高。 [192] 朱尚文言生来为犯罪性者、浮浪者，都市超越于乡村，酒精中毒者，吸鸦片者，都市为多。 [193] 更有人直指“城市是罪恶之源” [194] 。城市之恶即在恶习惯、恶秩序，但青岛和天津则在来访者的印象中，形成不一样的口碑。

清代以来天津似乎恶名在外，即使这座城市素有各类社会团体热心公益、扶危助困的传统，也难以抵消混混们对来往过客带来的精神创伤，还有那些刀子嘴豆腐心的普通市民，带给外界关于天津人的典型印象：“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来华5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道：“天津人以暴烈而闻名，尤其是在说话上。在整个中国，天津人因为吵架、脾气大而令人望而生畏。在中部省份的某些地方，客栈里都写着这样的告示：‘天津人不得入内’。” [195] 天津民风好斗，“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儿，又名混星子。皆憨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肇衅”。 [196] 但令人厌恶的混混儿也可以平息混乱，既是社会的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197] 天津人也“素来急公好义，守望相助，人情味十分浓重” [198] 。天津充满生活的机遇，更有生活的便利，因有鱼盐之利，腹地广阔，有适于各阶层的食物和生活，特别是普通大众的饮食物美价廉，天津娱乐场所丰富，戏曲相声名满全国，天津人能找乐子，会过日子，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特别富有生活气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是中国的一块大磁石，把天南地北的人往这块忽然走红的土地上吸。 [199]

青岛与上海、天津、北平、武汉相比，没有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和老于世故的市民，民国时期游人一下轮船往往能感觉到这里短工帮的朴实不能与上海等地精明圆滑的市民相比。 [200] 在德国警察严厉督责下，工人们按照严格规章进行劳作，火车站的苦力身着统一的服饰与标牌为旅客服务，洋车夫们按照先后顺序排队等候客人，街道上干净、整洁、静穆。 [201] 卢作孚1930年6月曾由上海乘船到青岛，到达与离开时均感觉到青岛码头的秩序井然。来时，“码头边站的中外人士好像比苦力还多些，并不像长江各个码头那样嘈杂拥挤”。离开时，看到“轮船开到，仍无力夫拥挤，客人都从容下船，很有秩序。又令我们联想到长江码头了，乱得来客人害怕” [202] 。郁达夫的印象中：“从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北戴河的气候，当然要比青岛的好，但人工的设备，地面的狭小，却比青岛差得很远。” [203] 梁实秋居住青岛四年，对青岛多有赞誉，干净、美丽、淳厚、有序。“我想在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青岛民风淳厚，每于细民中见之。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与一角，路程远则付二角，无争论者。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青岛冬暖夏凉，风光旖旎，而人情尤为淳厚，吸引了闻一多和梁实秋来此工作。 [204] 文人笔下的青岛满是温馨的回忆，但车站也常常暗藏危机，外乡人常常落入客拉子的包围不得脱身，车夫与客栈出演双簧高价诈骗过客的劣迹也屡见报端，但对于近代中国，青岛仍不失为安宁而有序的世外桃源，吸引着山东地主和农民来此避难求生。 GcLCmUTQhppmkzNd01CTSCWyzej5hRvTbLD/vrrCbk0NAzSuTuXKgJiqFxgISq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