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城市化的稳定发展（1928—1937）

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华北地区基本结束长期的战乱，进入政治上相对安定的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废除厘金、收回关税、提倡国货等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相关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1928年6月，国民政府令天津分为特别市和天津县两个行政区域，同年7月颁布全国性的市政府组织法——《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市的独立建制，标志着“市”正式成为中国一级地方行政制度。各地据此制度建立市制法规体系，普遍设立城市政府，组织市政机关，从形式上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 [116] 为加强近代城市管理奠定制度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中心由北京转为南京，天津的次政治中心地位不复存在，而津、青两地在1928年后，工商业总体上继续保持优势并在经济波动周期中依然发展，城市人口稳定增长，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新兴商贸大埠和华北的经济中心。

一 政治状况

1928年6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天津隶属河北省。天津城及附近地段设置天津特别市，天津正式设市，区划仍用旧制，原东、西、南、北、中五个区改称为公安一至五区，收回的德、奥、俄租界改称为特别一、特别二、特别三区。1928年7月河北省政府成立，省会定于天津，10月，河北省政府迁往北平。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新的市组织法，南京、上海、北平、青岛等特别市改为院辖市，1930年11月，河北省省会由北平迁回天津，天津改为省辖市。1931年天津市和天津县分设，市、县划界，县政府迁至咸水沽，郊区归天津县管理。天津市区范围东至牛圈，东南至吴家嘴，南沿津浦铁路支线，西至西营门，西北至黑塔寺，北沿北宁线，总面积54.76平方公里。 [117] 1934年1月，河北省政府主持市、县划界，同年10月，将四乡中的大直沽、土城邑、东楼、谦德庄、李七庄划入市区，增设第六区。 [118] 1935年6月，河北省会迁往保定市，天津重新为特别市，归行政院管辖，自1928年天津定为特别市至1937年7月天津被日军占领，此期虽然城市的隶属关系和等级经过三次变动，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局面较前期安定，天津总体上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经济呈现相对繁荣的现象。

从政治局面而言，天津周边地区战乱较前期相对减少，相比于全国经济总体增长的态势，天津理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一度兴旺的基础上稳定向前，但这十年间，天津市一直缺少一个稳定的政府机构和权力核心，无法出现晚清时期如李鸿章和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实力派和实权派来推动天津的建设进程，无论是市长还是分管事务的局长，任期都非常短暂，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在面对政治中心南移和日本势力渗透的同时无法作出有效的应对，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公益事业等城市公共事务方面缺乏前期的大手笔。幸运的是，天津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一直较发达，在政府缺位的相关领域，如贫民救助、灾荒赈济、城市消防、教育事业、城市管理等方面，社会组织和企业有所助益，在城市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岛自1922年收回至1924年，隶属于直系势力，1924年11月至1929年3月，张宗昌督鲁，青岛属鲁张势力范围，由于政潮起伏，变乱相寻，青岛市政少有进步。 [119]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20日确定青岛为特别市，直隶行政院，成为与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并列的中国五大直辖市之一，青岛市疆域仍以胶澳商埠地界为其管辖区域，1930年9月，青岛特别市改称为青岛市，仍属院辖市，组织机构不变，1931年12月，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直至1937年12月撤离青岛。7年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加速和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对华北展开经济政治渗透时期，市政当局审时度势，一面与日本、山东、东北地方势力周旋，一面着眼于世界潮流与青岛地区及至胶济沿线农村发展，开始全面建设青岛，加强行业内部的分工合作与城乡的经济联系，开创以都市之力反哺乡村的建设局面。由于政局稳定、举措得力，政治、经济、社会、工务、教育等均大有发展，“除港口工程外，所有公共事业，均见进步，殊堪满意”。 [120] 无论是政治地位、城市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青岛都跻身于全国性重要城市行列。

青岛自开埠以来，长期处于单一外国势力控制之下，德国和日本对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沈鸿烈就任后，加强了中国力量在建筑、经济、规划方面的影响力。一批市政工程也陆续兴建，如青岛港三号码头、青岛市大礼堂、水族馆、青岛体育场，海水浴场、栈桥回澜阁、中西旅馆、崂山道路等，1933年开设到达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民用航空运输线。第三号码头和青岛船坞的修建扩大了青岛港的航运能力，胶济铁路连接津浦铁路贯通全国及欧亚大陆，长途汽车通达山东重要市镇，市区内开辟了十条公共汽车线路，使乡区、市区与景区的交通更为便捷。市政当局通过举办国货展览会、华北运动会、中国农学第十届年会、全国第四届铁路沿线产品展览会和国书馆、博物馆协会的年会等会议扩大青岛在中国的知名度，促进了青岛旅游业和工商业的发展。1935年，沈氏主持制定了《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将青岛定位为“中国五大经济区中黄河区的出海口，工商、居住、游览城市” [121] ，青岛成为公认的桃源胜地、避暑天堂，甚至有人视为“全中国最美丽最新式的一个都市” [122] 。

近代天津由于政治上受中央政治力量影响较大、时局环境更为动荡。 [123] 由于租界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法规，如国中之中，天津整体上缺乏统一的规划与系统的管理。天津市政府主要官员任期较短，而青岛市政府要员相对稳定。从青岛、天津的市长任期来看，1928年到1937年，天津市先后有12任市长，其中任期不足一年的有9位，1年至2年的有2位，为周龙光（1932年）和张自忠（1936.6—1937.10）,2年至3年的仅有崔廷献（1928.9—1931.3），最长任期为2年6个月。1935年一年中就有5任市长，其中最短的7天，最长的6个月，3个市长任期不足1个月。各局局长中，除1932—1933年不明外，1928—1931年，1934—1937年的8年中，记录共26位局长，除港务、土地、公用、卫生不全外，其他财政、教育、社会、工务、公安五局少则4人担任，多则六七人担任，任期3年以上的仅有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邓庆澜。 [124] 青岛市共4任市长，任期不足1年的有马福祥和葛敬恩，超过1年不足2年的为胡若愚，而自1931年1月沈鸿烈任市长后长达6年多，任期最久。12个局长中，最短的任期为8个月，有11个局长任期超过一年，5位局长任期3年多，4位局长任期有4年多，最长的为财政局长郭秉龢，任期7年半。从组建市政府的1930年到1937年，六大局的局长期间基本更换一次。 [125] 天津与青岛在政治层面差异明显，天津在此时十二易其长，稳定有力的政治中枢难以形成，而青岛在前期十易其长的情况下，自1930年后，市长、局长等城市管理者的人选相对稳定，政府行使政权的能力不断增强，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经济状况

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局势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1914—1936年是学界一般认为的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在1931—1935年经济有所衰退，但1928—1936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有较大发展。 [126] 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制定了《工厂法》《商标法》《工业奖励法》等促进工业规范发展的相关法令和条例，以及全国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进取，1928—1931年，全国新设厂矿企业共662家，比1914—1919年工业发展黄金时期增长更快。 [127] 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1931年的江淮水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势力的渗透、世界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等外部环境变化，推动国内白银外流、物价上涨、外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发展受挫，天津和青岛的经济发展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岛发展的势头迅猛，天津则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曲折性。

此期，天津工业发展呈现两个趋势，一是前期建立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曲折发展，经20世纪30年代初的衰退后到1935年有所恢复。二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加强了渗透，至1936年工业投资额占整个外资工业的56%以上。 [128] 1928年后的三年间，中外企业均有相当的发展，但“九一八”事变后，日资企业在天津逐渐活跃，发展迅速，天津的六大纱厂均由盛而衰，裕元、华新、宝成、裕大相继为日商收买、吞并，恒源、北洋两大纱厂则为国内金城、中南银行组成的公司接管。天津的贸易繁荣地区由旧城北部和东部向法租界和日租界转移，随着首都地位由北京向南京的转移，天津作为畿辅首邑的政治地位顿然减弱，而大量政界人物和大批金融资本也逐渐移向沪宁地区，从1932年至1937年，金城银行、中孚、大中、中国实业等银行相继将总行从天津迁往上海， [129] 加之国际经济危机下，各国抢占中国商品市场，对天津经济发展更形成外部压力，市场充满竞争与风险。在多重压力下，天津华资近代工业企业数量在不断减少，1929年天津有民族工业共计2186家，资本总额3140.6944万元，工厂工人数为47519人，1933年为1213家，资本总额2319.2905万元，工人数36703人。 [130]

虽然至1933年，中小企业数量大量减少，但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有增长趋势，由1.4万元增加到2.4万元，企业平均工人数也由21.7人增加到31.8人，纺织业、化学、食品及金属制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有优势地位。部分企业规模在兼并中不断扩大，并出现一些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兴企业。如宋棐卿创办的东亚毛呢纺织公司、朱继圣创办的仁立纺毛公司、王晋生创办的华北制革厂、孙润生创办的利生体育用品厂等，同时，20世纪20年代范旭东创办的久大制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张新吾创办的丹华火柴公司等，均能稳定发展，尤其是永利制碱公司1928年后生产出优质纯碱，永利硫酸铵厂于1937年2月投产，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硫酸铵厂，这些新式工业的发展为此期天津工业发展的一道亮色。

1930年后外资企业迅速发展，1900—1928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而1930年后新办外资企业117家。截至1937年7月，天津外资工业共217家，其中日资企业72家，英资企业40家。企业平均拥有资本额51万元，投资集中于纺纱、橡胶、钢铁、面粉、能源和自来水、打包等行业，远远超过同类华资工厂的规模。 [131] 华界内各类企业中以纺织、器具、日用品、化学工业为主，1929年统计天津工厂数2186家，纺织工业850家，占38.89%，器具工业563家，占25.75%，日用品工业282家，占12.91%，化学工业269家，占12.30%。 [132] 吸纳的劳动力也相对最多，如1929年天津工人共47564人，纺织、化工和器具三大行业工人数量分别为34264人、5131人、2775人。 [133] 从事棉纺业者占天津工人总数的72%。1933年纺织业工人为25180人，化学业工人3515人，食品业工人1136人。 [134] 总体而言，1912—1927年是天津工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以轻纺和化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包括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在内的工业人口有70831人。1928—1937年，工业人数约89700万人。 [135] 如表1—2所示，天津工业数量增加较快，但层次与规模不高，机械作动力的工厂数比例不足一成，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依然占六成多，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和大量分散的手工业生产使得城市吸纳更多的人口，增强了城市对移民的包容力。

商业自天津开埠以来，随着人口聚集而不断发展。1928年前曾多次受到战乱冲击，如八国联军、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使传统老城厢的商业区连遭兵燹掳掠，日租界、法租界商业转而兴起。 [137] 1928年后，因社会较安定，对外贸易和市内商业均有较快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20年代以来的中外企业进入繁荣期，大量金融机构、洋行、打包业等的发展，天津对外贸易在民国前期增长很快，1931年比1912年的进出口总值增长了2.42倍， [138] 1932年至1937年天津外贸总额与1931年相比，少则下降15.46%，多至42.40%。 [139] 但此期日本在华北的走私贸易频繁，1935—1937年私运进口货值达237154千元。 [140]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加工打包业、装运业、金融业的发展和路港码头区的开发建设。

1929天津全市华界共有商店21235家，其中华资商店21043家，店员、工友、学徒共计75159人。 [141] 加上英、法、日、意租界的商店4344家和洋行、商行248家，及其他各类日用家具商店，则天津共有大小商业公司、洋行、商店约3万家， [142] 据1936年3月统计（见表1—3），全市商店总数为25439家，商人总数111987人。其中以饮食店占28%强，居全市商店数目之首位。其次为服用店、日用品店，各占全数13%强。商人亦以饮食店占23%，服用店占24%，两项居最高位。 [143]

青岛经济原以商贸见优，工业生产能力薄弱，“直至民六，始有欣欣向荣之象。本埠各大工厂，十分之八，均系是时所设，其中以日厂为最多”。 [145] 1928—1937年的十年间青岛华商投资的新兴企业相继创办，包括造纸、制针、时钟制造、火柴业、日用化工、文化用品、皮件手工业、塑料制品等行业，年有长进。虽华商工业规模较小但呈继起之势。1932年（见表1—4），青岛市各种近代工厂有174家，工人33630人， [146] 纺织业工人占六成以上，其次是饮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工人，这三大行业就业者占工人总数的近86%。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局势影响，至1937年，本国重要的工厂还有150家。 [147]

1932年10月中外商店共计6746家，其中日商开设有929家。 [149] 1933年，“往者本市繁荣仅恃商业，十余年来，工厂蝟起，制造发达，纺纱火柴卷烟等类，尤负盛名。现计市内中外商店，不下七八千家” [150] ，至1935年底，市内商店6567户（外商在内），乡区756户，总计7323家。 [151] 与接收前相比，青岛由商业为主、工业为辅的格局转变为工商业并重的近代城市，华商力量不断充实，工商企业数量和资本量都有较大发展。通过两翼——优良的港口、贯通广大农村腹地的胶济铁路，青岛插上起飞的翅膀，崛起为“胶东半岛日益成熟的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终极市场及区域经济中心” [152] ，改变了山东西强东弱的发展格局，影响了整个山东乃至华北的经济格局。

天津和青岛均从前期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发展为艰难成长的工商业城市，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对外贸易均为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港贸易额在华北所占地位，如从1932—1936年的5年间平均计算，天津出口总额占华北地区的59.31%，进口总额占57.73%，占华北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8.73%，在华北六大港口中居第1位。至1937年，华北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20%，天津约占12%，在全国占第2位。青岛为华北第二大港，出口总额占华北总额的27.07%，进口额占34.14%，进出口总额占华北六港的30.76%。 [153] 工业方面，从资本额来看，上海占首位，天津占第二位，但在年产额数上次于广州、无锡，占第4位，在工人数目上次于上海、无锡、武汉，占第4位。青岛在资本额中占第4位，年产额和工人数目上占第6位。 [154] 天津与青岛均为华北工业中心城市，两市占华北全工业力的84%，纺织工业占83%，农畜产加工占92%，食品工业占50%，日用品占81%。青岛在纺织工业占绝对优势，其余的工业部门除了食品工业占优势以外，都在天津之下，尤其是在化学工业及窑业上，青岛不及天津。以全国而论，七七事变前，在纺织机械锭数（生产能力）上，上海占54.56%，青岛占11.42%，天津占5.06%。 [155] 此数据主要依据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企业统计，不免有脱漏之处，尤其对于天津而言，手工作坊在工业中占更大比重，仍可反映两市工业发展的概貌。1928—1937年，两座城市工业的近代化水平都不高，纺织业、面粉加工业、化学工业、小型金属加工业相对较有优势，且纺织业主要为日资控制，但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加上传统商贸的延续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商业及运输行业的继续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增强了两地对移民的吸纳能力。

但天津和青岛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基本为外资控制或逐渐为外资收买，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比较严重，也易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影响。同时，两地制造业和外贸组织规模都不大，许多工厂依然是采取手工业生产的小作坊，再加上受军阀割据、日本侵华的政治事件影响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华北腹地农业危机，两地经济发展并不稳定，从根本上决定着乡村移民的城市收入水平。 44PI0Ms2PLWZeAzz67yoPUqP8NOd73pxjBZ1wRElkINuCV0vfl1lDrG2ujUz6t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