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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负有“双重历史使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践踏了中国政治主权，破坏了中国旧有的农业社会经济格局，将口岸城市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变中国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向占领地输入新的观念、技术、资金，并开始按照近代区域规划思想进行城市建设，启动了天津、青岛等地的城市化进程。1860年，天津增为商埠，外国人可以在天津居住、传教和经商。而借曹州教案与干涉还辽，德国强占青岛后于1898年取得独占的租借权，青岛由此成为继烟台后山东第二个对外开放的海防重地和贸易口岸。城市建设面积扩大，两地商业模式发生变化，机器化生产开始起步，人口迅速增加，渐为华北重要商埠，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市自治制》，北平、青岛率先在全国成为市级建制单位。至1928年、1929年天津和青岛相继按照《特别市组织法》改名特别市，成立市政机构，形成独立的市级建制。至此，津、青两地从开埠到1928年，逐渐改变了传统区域性军镇和商镇的发展格局，迅速向近代国际化海陆转运枢纽和新兴工商业大城市转变。
关于城市化的进程，学界一般分为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近代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隗瀛涛认为中国城市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市镇化是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形式，宋代以前，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发展成熟，宋代以后，转口贸易型市镇则蓬勃发展，西方城市化以工业化为主导而中国城市在宋代后以商业化为主导。 [43] 鸦片战争以来，新兴开埠城市逐渐走向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城市化道路，在城市化发展动力、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城市管理和城市人口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系统学等不同学科对城市的界定不同，或侧重于经济要素的集聚，或侧重于异质人口的规模化聚居，或侧重于国民经济和劳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或侧重于建设工程和管线系统的综合与汇集，或侧重于人口、经济、文化与信息集约化的地域系统。 [44] 但基本包含三大特征，一是相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二是居民职业的非农属性，三是成为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或科技中心。近代城市相较于传统城市而言，人口规模、居民职业、城市功能均体现出更宏大、更复杂、更多样的特点。
在城市化动力方面，明清之世，天津城市化主要依靠地缘优势、内陆转运吸引了过往商客和官员，因居河海要津、京师臂膀，舟车便捷，为地方赋税、漕运粮食和渔盐贸易必经之地，史称“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经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 [45] 。而青岛亦凭滨海区位，青岛口、塔埠头等地贸易活跃。青岛口内“旅客商人，云集于此”“宏轲连轴，巨舰接舻” [46] 。但两地基本维持着传统的沿海贸易和手工业生产，没有中外贸易和新式的机器工业。
洋务时期，天津不仅成为英法美等国政治和经济力量向华北地区渗透的桥头堡，更因洋务运动的推行一跃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与晚清新政地方自治的模范地，与晚清首都北京的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及中国新式力量和外国租界的出现迅速将天津助推为华北第一要埠。
开埠以后，口岸城市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渐渐席卷入世界市场，不再遗世而独立，城市化动力由传统商业到国际性商业，进而发展到新兴工业的建立，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工商业的发展迅速提高了城市对不同职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的贸易范围由中国延伸至海外，由华北远至欧美东亚，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日益丰富，海河沿岸的仓储能力极大提高，“海舶乃稍稍岔集，于是瑰货日至，阗城溢郭，旁输百廛，诸贾人往往僦屋居积，货别肆分，以待其直，商栈之设乃自此多矣。” [47] 几乎与开埠同时，天津成为“洋务运动”的基地，天津地区首先引入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如天津机器制造局、开平矿务局、天津铁路公司、天津电报局、机器造币厂等，制造机器、开掘煤矿、生产枪炮、修造船舶，天津近代工业由此发端。1860—1867年，共有17家洋行成立，1890年更增至47家。甲午战争结束后，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德国德华、日本正金、美国花旗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外资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逐渐兴起。至20世纪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天津推行“新政”，建立了一批新式工业，如造纸厂、北洋铁工厂、启新洋灰公司、北洋官矿公司等。 [48] 民初，社会形成发展实业的潮流，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放松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新式工厂纷纷建成投产，天津成为北方纺织业、面粉业和化学工业的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工业17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1年间，天津新建纺织、面粉、化学、制革、造纸等工厂26家。 [49]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有一个占全国纱锭总数百分之一强的直隶模范纱厂，至1922年，天津陆续建立了华新、裕元、恒源、裕大、北洋、宝成六大纱厂，共拥有纱锭22万3千枚， [50] 资本总额1890万元，而同时期全国新建纱厂48家，资本总额7146.1万元，纱锭总数一百余万枚，天津成为全国第二个棉纺织工业大城市。 [51] 1920年到1925年，天津新建面粉厂11家，占全国新建面粉厂的9%，是这一期间全国面粉工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52] 火柴工业和以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为代表的化学工业均有起步和发展。不以资本总额论，则自1914—1928年，新设工厂1286家，其中中国设厂1236家， [53] 每年平均建厂92家，总计天津华界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3300余万元， [54] 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大工业城市和华北工业中心。
青岛原为农渔村落，章高元驻兵青岛口后，虽然商旅往来较多，但尚无工业可言，德占后，建立行政制度、发展交通、设立银行，对青岛经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55] 1904年竣工的胶济铁路将青岛与西部重要的政治与经济结点济南、周村、潍县、高密、胶州等地连接起来，1908年的大小港建成后，青岛成为山东省会和其他一些内陆贸易中心的终点站， [56] 交通网络的更新，将青岛整合到更大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一举改变胶东半岛及至山东省的经济格局。山东花生油、柞丝、铁、煤炭、棉花、豆饼等输出到中国南方沿海各埠，并从上海等地进口棉货、烟卷、木材、火油、面粉、白糖等。1910年进出口总额超过烟台港， [57] 在中国49个港口中贸易总额占第19位。 [58] 1927年轮船贸易额达1.5亿两， [59] 发展为北方第二大港口城市。在工业方面，德占时期为工业草创之时，日本占领时期为青岛工业的建设期，中国接收后为工业的收获期。 [60] 德占时青岛先后出现过20多家近代工业企业，产业工人五六千， [61] 包括胶澳总督府公营的青岛电灯厂、自来水厂、造船厂、四方机厂、屠兽厂和青岛盐田，私人经营的日耳曼啤酒公司、德华缫丝公司、蛋白制造公司、沧口水泥公司、青岛面粉厂、三井物产会社、青岛精盐制造厂、中国制碱公司、合顺成铁工厂、德盛荣铁工厂、聚兴染坊、宜今印务局等等，另有磨坊、窑场、木行等旧式手工业。 [62] 日占时期（1914—1922）工业发展较德时迅速，据不完全统计，日商新投资的工厂有14类，资本总额25512万元。包括棉纺厂、缫丝厂、榨油厂、面粉厂、制冰厂、蛋厂、骨粉厂、火柴厂、烟草公司等46厂，华商经营的棉纺、印染、榨油、酿酒、砖瓦、肥皂、颜料、皮革、铁器等工厂约8类40家。中外合资4家及大英烟草公司， [63] 合计企业90余家。北京政府时期（1922—1928）青岛工商金融业仍掌握在日商手中，除原有企业外，日商新建成纱厂、福星面粉厂、山东制油工厂、石桥洋行的蛋厂、华祥磷寸株式会社。华商新设立制袜厂、花边厂、双蚨和恒星面粉公司、永裕盐业、旧式磨坊、酿酒厂、制烟厂、大兴制革厂、明华火柴公司、铸铁厂、印刷局。 [64] 总计新旧各类工厂约120家。在商业方面，1927年青岛总商会调查市内华商较大者有1186家，合台东台西两镇有字号独立经营者2522家，若合并市外乡区商店则不下三千家。 [65] 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推动邻县乡民向青岛的迁移，成为青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在城市功能方面，传统城市一直附属于封建政权，或者为军事重镇，或者为行政中心，或兼有教育与交通中心功能，是官僚体系中行政职员的集中居住地，其军政管理中心地位远远强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动作用，作为消费型城市，城乡之间主要是乡村物资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中国的城市尽管规模宏大，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业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 [66] 。天津和青岛都地处海滨，海防地位重要，军籍人口有一定比例，但城市化主要仰赖漕运和盐业优势，两地都承担着区域性货物转运功能。由于中外交涉的频繁，天津作为京师第一门户、华北第一开埠城市及北洋通商大臣驻地，清政府的外交中心开始从上海转移至天津。1870年天津教案后，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光绪时因交涉繁杂，总督例以半年驻津，后遂常驻其地，重如省垣。 [67] 自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重臣任直隶总督并长驻天津后，天津日益成为洋务运动、晚清新政的中心，大大提高了天津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天津北洋学堂（1895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2年）和直隶高等工业学堂（1903年）、敬业中学（1904年，今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前身）等近代教育事业也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津民族资本主义迅速起步，成为华北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天津由传统的较为单一的货物销售与集散中心转而成为华北政治、生产、贸易、文化、金融、交通等多功能综合体。
青岛工业起步之初，多依附于路港等建筑项目和市政事业，一般为官办，如胶澳电气公司、造船厂、电灯厂、自来水厂、屠兽场、四方机车厂，另有属私营之砖窑厂二三所和满足欧洲人生活所需的啤酒厂、缫丝厂、汽水厂、面粉厂、精盐厂和蛋厂等。 [68] 1899年青岛最早的银行——德华银行创办后，十多家洋行纷纷进驻。日本强占青岛后，“所特别注意者厥为市面之扩充与工厂之提倡” [69] ，各类轻工业尤其是棉纺业兴起，奠定青岛与上海、天津在棉纺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商店沿街兴办，产业结构有了重大转变。自1918年至1922年为青岛工业建设时期，日本资本在50万元以上者已有80家。 [70] 日本人经营的棉纺、面粉、火柴、盐场、油坊、缫丝、冰厂、蛋厂于此时期纷纷成立，每年进口的建筑材料和厂用机械动辄逾万。 [71] 1922年12月，中国接收青岛，设胶澳商埠局管辖，成为中国现代市制的实验地。因受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影响，城市建设难有进展，但投资50万元以上的仍有华新纺织和永裕制盐两家， [72] 如前所述，青岛工业至1928年达120余家，商业3000余家，便利的交通、适宜的气候及大力发展的城市公用设施使青岛成为近代华北棉纺业中心城市、华北海陆贸易枢纽和著名的旅游城市。
在城市环境方面，两城市的物质外观变化令人瞩目。“城市是包括了自然环境却又是以人造物和人文景观为主的一种地理环境。” [73] 作为一种新文明的栖息地，最易于识别城市身份的是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即城市文明中的物质维度。开埠以来，两地新兴的市政设施和公共设施不断丰富与完善。市区面积迅速扩张。天津由半封闭性城区向开放式城区转变，八国联军占天津后拆除旧式城墙，改造为环城马路，英、美、法等九国在海河沿岸设立租界，天津旧城的面积为2940亩，而各国租界的总面积达21800余亩，相当旧城的六倍半。 [74] 天津城市圈逐渐向旧城东南和海河两岸延展，在旧城东南沿海河形成纵深3.4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的租界区。20世纪初各国引进西方城市建设与管理理念，在海河沿岸修筑码头、仓库。再进行路网规划，排干积水、垫高地基，开辟街道，广建洋楼。租界从1900年前外国使者和记者眼中的“最肮脏、看上去最贫穷的地方”、“尽是一些帆船码头、小菜园、土堆，以及渔民、水手等居住的茅屋” [75] 变成街道宽平、洋房齐整、树木葱郁成林，还有电线与路灯的新区。 [76] 英式房屋、公园、俱乐部、邮政、下水道、煤气照明、商店等使租界生活舒适和豪华。 [77] 华界也于1883年设立工程局，作为市政规划机构，建设新式马路，1902年后袁世凯推行地方自治，规划建设金钟河以北、北运河东侧的新市区，建设新的火车站和开启式的金钢铁桥及方格网道路，形成以大经路为中心的新政治中心和工业中心。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衙门、天津海关监督署、省财政厅等及民国初期的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等省市机构均先后坐落此区。老城区以北中商云集，奥意租界进出口行栈较多。 [78] 天津旧城南边也由空旷的洼地形成繁华的南关市场（即南市），民国时期新军阀旧贵族在南市一带抢购土地，东兴、荣业等房地产商的开发盛极一时，各式楼房并起。随着电车等新式交通的出现和扩展，以及历次兵变和战乱的冲击，城市商业区由围绕旧城、沿河流、沿铁道线演变为“沿电车道而发展” [79] ,20世纪20年代，城市商业中心转移到电车主要经过的法、日租界，而老城区繁荣不再。 [80] 至20世纪30年代，市区的发展经过南抻（租界的形成）、北抻（河北新区的建设）、中心填充（南市地区的不正常开发）和四周移民的迁居，以空前速度扩大，一个大城市的轮廓已经形成。 [81]
青岛作为零基础起步的近代城市，其外观变化殊为惊人，德国租借时期以设立市政基础、开发商业为务，1898年至1913年共补助1.625亿马克，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82] 这样的大手笔，无论是日本之于台湾还是英国之于威海卫，均难以比肩。之后，青岛管理者均较注重城市规划及公共事业建设，兴修道路、港口，进行山体和道路绿化，强化卫生管理。形成青岛整洁之美誉，外国媒体和游客均大赞青岛“路筑岸修” [83] “红瓦蜂窗” [84] 之变化，康有为赞赏青岛“碧海青山，绿树红瓦，不寒不暑，可舟可车”。
新式交通迅速发展，天津在开埠前，陆路交通工具只有轿子、旧式牛马车及人力单轮小车等；水路仅赖民船往来运输，迟缓不便。天津在辟为商港后，交通局面逐渐改良。对内转运的同时，对外通商频繁，以海河为中心的远洋轮船运输业兴起，海河沿岸大批洋行、仓库、堆栈、码头纷纷建立，天津开通了至中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青岛、烟台、营口、香港等国内航线，并增开至新加坡、神户、横滨、仁川、悉尼等远洋航线。在铁路建设方面，1888年10月，天津到唐山的铁路全线通车，1894年唐山到山海关、1897年天津到卢沟桥、1911年天津到南京浦口的铁路陆续完工。天津与腹地的商品流动更频繁、更便利。形成以铁路为主、内河为辅的新型运输系统。在公路交通方面，埠际间的近代公路不断修筑，华北第一条近代化公路——京津大道于1917年开工至1928年全线通车，此外天津至保定、天津至大沽、天津至德州、天津至白河沟等地的公路完工，天津与内地商旅往来和信息交流更为灵活快捷。中国最早的邮电事业以天津为中心而形成，1878年海关在天津办理邮政后，1897年大清邮政津局成立，天津成为近代通讯事业的枢纽，交通运输业发展扩大了天津的经济腹地范围。至20世纪30年代初，市内交通有自行车、电车和汽车等；市外有北宁、津浦等铁路纵贯南北，长途汽车往返各处，民船、汽船、轮船转运内地和沿海，电报、电话、邮政等沟通大埠，“较诸昔日情形，诚有霄壤之别也” [85] 。
在城市管理方面，传统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建制和专门的城市政府机构，而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归所在县管辖，并具有综合管理的特点，行政与治安合一，城乡合治，城市的行政管理、治安卫城、消防火政、赋税征收等事项基本由统一的各地方政府管理机构承担。“封建官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的管理十分粗疏，或管得很少，功效不高。” [86] 因而民间机构如会馆、慈善组织等承担了一些公益性的城市管理职能。城墙作为基础性的防卫屏障在城市治安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内是官僚贵族的住所，商民则在固定的坊市或城门附近营生。一般而言，都城的城市管理机构较为复杂，如明朝时有工部负责道路桥梁修筑，五城兵马司和巡捕营专职巡捕，察奸缉盗。 [87] 旧的城市管理体制在晚清新政改革时发生改变，受西方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影响，清政府开办警政，并于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分列卫生、民治、警政、营缮等司，上至民政部、下至各地巡警总厅分类设职，初步形成行政、司法、军事相分离的城市管理体系，尤其是地方警察制的创设，成为近代城市管理专业化的开始，北京等城市出台系列规章，加强对各行业和事务类管理，除以治安及户籍管理为主，又有道路交通、饮食服务、药品卫生、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等专业管理规则。1909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从法律上改变了城乡合治的管理体系，明确了城镇区域的独立地位，但除苏州等个别城市应景而行，全国而言，并未能根本实践。
天津因设卫筑城较早，历史积淀较深厚，开埠前已成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在商业、漕运、盐业和手工业方面相对发达的封建城市。清政府虽多次调整天津行政区域和级别，但均是按照传统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城乡合治，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始自八国联军建立的都统衙门及袁世凯主政天津时期。 [88]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于1900年7月成立军事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设立巡捕局负责城市治安和消防，巡缉盗匪，整顿交通。另有卫生局负责城市环境卫生及防疫，库务司负责捐税和土地管理、公共工程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天津虽然中外贸易繁荣，“惟房屋之低矮，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89] 1901年都统衙门制定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洁净地方章程》，编制人口调查表和住宅门牌号码等。 [90] 在占领天津的两年时间中，联军引入近代西方城市管理制度，整个管辖区被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和塘沽区五个行政区，除城厢区外委派区长维护本区社会秩序，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对区一级行政机构的职权和体制进行了规定。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承并调整了都统衙门的管理体制，除工程局负责城市道路、桥梁、渡口修建、行道树木和电灯、路灯等路政，卫生局负责环卫和防疫外，专门建立近代城市管理的警察制，创设南、北段巡警总局，分管北运河南北中国街区，1905年天津设四乡巡警总局，辖区遍及天津县境。 [91] 1910年南北段合并后分为五大区和四乡八所，基本奠定天津城市基层管理的警政分区模式，“以行政分区制和警察为主的市政体系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控制体制” [92] 。民国成立后改天津府为天津县，由警察厅负责治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于1919年收回天津德奥界、于1924年收回俄租界，分别成立特一、特二、特三区，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天津为特别市，天津将市区分为五大区和三特区，形成基层行政管理单位。 [93] 由此，在管理机构上形成由传统的州县官衙及保甲制度的综合式管理到新型的警察机构专职管理的专业化趋势，同时，由官员管理为主到袁氏主政时逐渐试办自治，成立决策机构董事会和执行机构自治会，士绅阶层参与到新政时期的城市建设。官方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中相互配合，如保甲与巡警、水会与专业消除队等。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诸多关于市场交易、生产管理、劳资关系等新问题迫切需要相关的管理法规和管理机构。商团、商会、学堂、行业公会等新式社会组织成立，介入城市管理和公共事务。 [94] 地方精英和社会力量作为与官方合作的城市管理主体，推动了城市管理的近代化进程。民国以后，天津设立市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司法、财政、教育、卫生、工务等行政机关专门处理各领域公共事务，制定相应的城市管理法规，形成一套各司其职的专门化的法规化的城市管理系统。
青岛则在德国独占后即引进西方城市管理制度并开展了市政建设，军署、法院、邮局、电话局、公私馆第等陆续修筑，“石垣粉壁，焕然一新，旧日之茅茨草舍，铲除殆尽” [95] 。德国对于建造房屋有严格规定，凡新盖楼房的高度、面积、窗户、绿化比例、墙体颜色、烟筒打扫次数等都有特别要求，由此形成青岛红瓦绿树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胶澳当局尤其注重卫生，对饮用水水源、管道及排泄秽水的沟渠均分开修建，对传染病的预防、食物的取缔、污秽尘芥的扫除、医师药铺的设立均有严密规则，以保证青岛街区尤其是欧洲人居住区的洁净与卫生。与港路建设相配套的工程和重要的市政设施，如街道、自来水、电力、公路、上下水、海岸防浪堤坝等，于1898年陆续开工兴建，至1913年底，青岛建成的道路总长8万多米，市内与郊区共建有大小桥梁700余座。从1903年至1910年，共安装污水、雨水排水管道56500米。 [96] 日占以后，市区街道从中山路向北延展至馆陶路一带，工厂、道路、民房、商店、市场、戏院等大量增加，从1915年到1919年，5年间建筑面积58667坪，占全部青岛中外建筑面积85858坪的68%。 [97] 中国接收青岛后，亦于修路造林上着力较多。
在城市人口方面，传统城市的人口和空间规模非常有限，除京城外华北地区没有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隋唐时期作为行政中心的省府治所和交通枢纽城市最盛时在10万户左右。 [98] 北宋时的开封在宋真宗时（1021）约11万户人口，南宋临安在咸淳年间（1265—1274）城内外人口共120余万，一般的郡城县城户数在1000—5000户，元大都至正九年（1349）南北两城共计104万人。 [99] 明朝天启时北京城市人口约120万，明万历时天津城市常住10万多人，北方第二大城市临清人口约20万， [100] 华北地区明永乐年间县治所的人口在2000—8000人。 [101] 清中期至清末，除京、津等少数城市人口有发展外，直隶省大多数县城人口数几无增长， [102] 山东、直隶两省，除中心城市外，省会城市约5万人，大府大镇2.5万人，小府直隶州城1.2万人。清乾隆时山东三大城市分别为临清（约20万人）、济宁（约16万人）和济南（近5万人）。 [103] 北京城市人口从清中期98.7万到宣统时增长到112.9万，天津城市人口从清中期约15万到宣统时为42万。 [104] 开埠之后，天津、青岛两地城市人口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两地在明清时期的人口规模。
天津自筑卫设城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人口从约2万增长到近19万，四百余年中，年均增长速度约千分之五。 [105] 从天津开埠到1900年的40年间，人口从约20万增加到约30万，出现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办、外侨等从事近代工商业的人口，1901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0年间，天津人口由约30万快速增加到约60万人（其中华界约55万人），从1911—1927年底，天津人口达111万人，年均增长3.8%，成为近代中国拥有百万人口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 [106] 自1846年到1928年，天津市区建成面积不断扩大，从1846年《津门保甲图说》记录的约9.4平方公里，至1903年德国地质调查队测绘的《天津全图》中显示约13.4平方公里，再至1911年日商中东石印局的《天津地图》中记载的16.2平方公里，1918年的《京津两市图》（天津）记载约19.3平方公里，再到1928年的《天津特别市现行区域图》的36.2平方公里， [107] 天津民众的居住生活圈不断扩大。
青岛在1892年章高元率兵约2000人驻防后，加上青岛口的65家商铺及附近居民，总数在4000人左右。德占初期，统计青岛地区乡村人口共计8.3万， [108] 至1913年，青岛市区有5万多人，加上乡区人口共189411人， [109] 到日本占领时的1917年，市区人口7.7万余人，总计197535人 [110] ，至1927年则市区人口13.35万余人，市乡合计30万余人， [111] 超过济南、济宁等市，成为山东区域内最大的城市。市区面积也不断扩大，德占时期，第一次城市规划占地约20平方公里，建成约10平方公里， [112] 日本占领时期，城市向北向西扩展，至中国接收时，“较之昔日德人时代，扩张至二三倍以上” [113] 。1933年，青岛市街区域面积为21.1平方公里， [114] 1935年颁布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中规划的市区全部面积约为35平方公里。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