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开埠前的社会发展状况

城市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地理条件，并随着历史积淀和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不断变迁。作为滨海区域，天津和青岛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文明生衍中未能构成行政区域政治及经济的中心，但沿海或濒河的自然条件汇聚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和商业。尤其是天津在明清以来，兼有政治上拱卫帝都安全和商业上供给食物需要的重要职能，地位日渐重要。开埠前两地土地较贫瘠，均不属于粮食作物丰盈之区，但贸易活跃，已经具备一定的商业基础，由海防重地发展为商业市镇，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亦为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奠定重要基础。

天津在北纬39°09′，东经117°15′，处于暖温带亚欧大陆东岸，华北平原东部，四季分明，春旱夏热，秋爽冬寒，因临河近海，气候不太干燥。夏日最高温32摄氏度多，冬日最冷月平均在零下4摄氏度，河流结冰期不长。 [1] 但冬令后，寒冷彻骨，“居人非卧暖炕，拥煤炉，不足以过冬” [2] 。天津水系发达，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条河流自北、西、南三面如扇轴以天津为开合枢纽，天津坐落于五河交汇之处，有“九河下梢”“五河尾闾”“河海要冲”之称。天津地形以平原和洼地为主，总体来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部易于内涝。“每遇大雨时行，汛水涨发，运河东溢，海潮西漫，沥水互相灌注，苦难宣泄。” [3] 尤其是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 [4] 夏涝和冬寒也是天津贫民生活的一大困境。

天津土地贫瘠，五谷不丰，居民“咸苦窳寡藏” [5] ，但因河流众多，交通便捷，又有鱼盐之利，民多务商，尤其仰赖河运。南运河起于杭州，经苏、鲁、冀，在天津与流经密云、通州、武清的北运河汇合，北运河通过其支流子牙河、大清河可通冀中平原，运河则贯通大江南北。 [6] 故天津与华北、华东交通联系较为便捷，“无崇山巨险，而襟河枕海，拱卫京畿，且当南北往来之冲，实为切近扃钥” [7] 。随着元明清以来政治重心北移，漕运频繁，以及清初以后为长芦盐的生产和储运中心，天津人口渐多，转运贸易已较繁盛，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中心往往为腹地广阔的水陆交通要道，天津地处偏僻，宋元时期，人迹罕至，元代时初住者只有七姓；明永乐初，居民渐多。 [8] 元朝建都北京，天津是漕粮北调的转运点。明朝时，筑城戍兵，军事职能日益突出。清时升为直隶州、天津府，天津因邻近京师，居五河之尾闾，当南北之要道，商贾纷繁，交通乃因而发达。 [9] 自元至清，或为漕运之总汇，或为国防之要塞，其地位均极重要。尤其是清时驻重兵于此，兴水利、营屯田，并建筑坚固炮垒，作为京师屏藩。 [10] 五方杂会，商贾宦幕侨居此地，数世之后，子孙孳息，户口开始增加。 [11]

1840年前后天津城区居民集聚于七处（见表1—1），城内有9914户，加上东西南北四门外和东北城角及西北城角的住户，天津城区共计32632户，198715人。经商者人数较多，盐商、流动小贩和店铺商人共有17709户，占天津城区总户数的54.27%。总人口中，首先是内城最多，9914户，共95351人，其次是东门外7266户，共34104人，最后是北门外6186户，计31494人，此三处人数占天津城总人数的80.99%。 [12] 天津由明清时的军事驻地渐为商业聚落，百货集散，转运业兴盛，“杂货行栈房多设于北门以西的针市街，粮米行栈房多设于海河南运河之侧”。 [13] 沿河而设市，因河而聚人，河流的人文特征影响着天津早期城市人口的聚落形态，故城市东、北部因临近三河而铺户集中，商业盛行。天津城市居住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影响了商业、娱乐业的分布与发展及后期移民的分布。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岸，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临近黄海，北枕崂山，四季分明，寒暖适中，夏季最热月高温平均是28.8℃，冬季最冷月低温平均是零下5.4℃。 [15] “夏可避暑，而冬又可避寒。” [16] 青岛内拥胶州湾，湾内面积广阔，入港口既宽且深，便于船舶出入。冬季常年不冻，台风很少，海水较为平静，便于泊船，也没有烟台港口周围众多侵蚀水上建筑的穿孔虫。 [17] 被德国技术专家称为“中国北半部最大和最好的港口” [18] 。

青岛大部分地区由崂山山脉及其支脉所覆盖。 [19] 为胶东丘陵地貌，山丘多、平原较少，比原属地胶县和即墨两县的土地贫瘠，耕作条件比较恶劣。 [20] 只有白沙河南岸仙家寨一带、李村河与张村河间的平地较为肥沃， [21] 在当地居民的回忆中，“未让德人以前，一片荒莽，绝少人烟” [22] 。青岛市内因属花岗石层，井水和泉水储量较少，又处滨海，水质苦涩，不适于饮用， [23] 故而农业发展缓慢，但潜在的滨海区位优势成为青岛后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青岛旧名胶澳，为即墨、胶县辖境，僻处海边，寂无盛名。宋元以后，海运益形活跃，宋初曾于胶州湾西北角置密州市舶司加强商业管理。自元明清三代建都于北京，海运漕粮往往取道胶东，胶澳成为商贾荟萃之地。明代中叶，因倭寇侵扰，实行海禁，胶莱运河又多次淤塞，外贸逐渐衰落。清代乾隆年间，在青岛口设胶州关分卡，商业盛区渐由胶州境而迁入青岛口附近。 [24] 最早提议胶澳开港的许景澄1886年即称此地“当烟台未开口岸时，航海商舶凑集颇盛，本非散地荒陬可比” [25] 。除了商贸重心由胶州向青岛的转移，19世纪末青岛成为海防重镇，1892年登州总兵章高元率兵移驻，逐渐成为小镇市。 [26]

青岛在开埠前全区有283个村庄， [27] 1897年时人口总数为83000人。 [28] 因为靠海，渔村较多，达160多个，半数村庄渔农兼业。 [29] 农民闲暇之余，兼营制盐、养蚕、麦秆编织业 [30] 、建筑、医生、理发、铸铁、屠宰等业。全区业农者占十之七八，业渔者十之二三，约800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31] 随着军队移驻和商业发展，1896年青岛口内已有65家商铺， [32] 仅胡氏商号的贸易范围，“北为牛庄、西为安东卫、石臼所、胶州、海州，南则江淮闽浙广粤，再北为高丽各处” [33] 。胶澳地区的专业商人和商会组织已经形成，商人在地方公益事业能发挥一定作用，在当地社会事务中产生一定影响，同治、光绪年间仙家寨的陈作章、陈作孔兄弟以商业起家，富甲乡里而周济贫民。王知贡家自即墨移居沧口，世习商贾，为沧口商务分会会长，捐财助赈。胡存约等商人齐力劝止德国人迁移天后宫，为民众倚重。 [34]

天津和青岛在开埠前，土质薄瘠，农产不丰，但有襟河滨海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军事价值及市场体系的拓展，官方海运活动和民间商品交流活跃，两地因水运之便、鱼盐之利和处于长途贩运贸易的结点而成为地方粮食集散中心，在国内商品贸易推动下由卫所而渐为商业市镇，商人富户在地方管理、慈善救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地位突出。两地海运贸易虽然通达江南、东北港口及华北等地，依然只是传统农产品的地域性转口贸易，其人口则从最初的以士兵、商人、农民为主到商人、手工业者增多，在传统互通有无的商业模式下，人口集聚效应不明显，尤其是青岛地区没有天津那样更久远的城市建置和毗邻政治中心的地缘优势，依托传统商贸与渔耕产业的青岛尚停留在农业社会发展阶段，居民主要还是以务农为主。而天津自明初筑城设戍，军屯规模较大，清前期时更进一步成为府衙驻地，城市管理和建设均有一定规模，已为北方重要城镇，外来人口不断增加，明代以江苏、安徽官军为主，到清代人口已来自十个左右的省区，江南移民占一半以上，邻近郊县的移民也明显增加。 [35] 商业尤其是盐业经营活跃，务商者占一半以上，在城市管理和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天津兼具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的特点。由于两地在行政管理级别、与政治中心距离、商业网络发育和土产贸易范围的差异，天津商业性的市镇特色更为浓厚，反映在两地民风中各有不同。天津“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俗习于奢，颇重文学，然市井游手好利而争强，往往一语相干，辄生忿恨，彼此互斗，各以类从，或一哄而聚数十百人，横陈刀械，至死不畏，其风气然也” [36] 。天津居民习好商业，好利争强，青岛则人民朴野，务农为本， [37] 即使开埠后“与外人接触机会虽多，无浮华轻薄之风” [38] 。

尽管两地商业活跃，但真正实现从消费区域向生产区域，从国内贸易到海外贸易，从市镇到大城市的扩展，则是在开埠以后，港口城市逐渐兴起，“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和天津。” [39] “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辑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 [40] 19世纪末的青岛既算不上是封建古国的军事重镇，更非传统的政治城市，而仅为偏僻的沿海渔村。 [41] 德国租借后，振兴农工商矿务各业，“华商迁入者甚多，昔日渔民聚居之村落不转瞬而成为极华美之城市矣” [42] 。两地尤其是天津被迫开放以来，交通格局大有改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延伸至更广的腹地和更多的国家，工业产品种类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成为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 JwswlHzbXwZ1z8S8HDt387/gAIcxwpnjk1oehTr26YaEcFzmHv/Ro/UMeeZVDE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