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启动和进展具有鲜明的外力推动色彩，这种外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西交锋以来新兴事物的进入，二是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衰败的助推。在外国影响方面，无论是晚清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管理方式的推新，无论是交通格局的变化还是城市区域的划定，都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与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渗透息息相关，在强大的商品市场和军事力量撬动下，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在中国日渐加重的民族危机和发展危机中，艰苦探求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但是在器物层面的引入——政治制度的尝试——思想文化的反省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屡屡受到外国政治力量和经济势力的干预，也一再影响了时人学习并认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容、方案和效果，在中外力量的相互引动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迁。另外，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偏重城市、偏离乡村的过程，从新式教育的普及和新式工业的创办开始，乡村知识分子和地主乡绅不断离乡进城，传统城乡平衡的资源互动模式中断，“天然牧歌般的统一体”关系逐渐解体。而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城乡物质环境的差别，加之民国初年城乡社会秩序的失衡，使得乡村在财力、物力和智力方面日益空心化，至20世纪30年代乡村危机赫然呈现时，城市人口却急剧增加，整个乡村走向崩溃的过程，也是农民离乡进城日益活跃并推动着近代城市人口日益增加的过程。新兴事物和乡土资源向着口岸城市聚集，使得天津、青岛等城市具有鲜明的双重生态——本土的、外来的，洋化的、土气的，本籍的、客籍的，充满异质性、碰撞性、包容性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的鲜明特色，这种包容与混杂给不同阶层群体提供不同的生活空间，也推动着城市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扩大。
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传统城市以政治控制和军事据点为主，一般是区域行政中心，主要承担着中央政府及特定地区的控制、税收、防卫功能。但鸦片战争以来，沿海沿江重要口岸陆续被迫开放，国内外资本家在中国设立工厂，修筑铁路、矿山，开展远洋贸易，引入教育、报刊、科学知识、新式技术、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具有传统城市所没有的开放性、世界性，也使得中国传统商业型的市镇逐渐向工商型城市转化。由于自然环境、历史积淀和政治局势的差别，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展现不同的特点，青岛和天津作为近代约开商埠而快速崛起的北方新兴城市，也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型城市，无论是在民国政治局势还是经济发展方面均有重要地位。本章考察两地城市化进程，试图探讨其共性与差异，两者产业结构和居住隔离方面的共性使其具有相似的职业结构和空间分层，而政治状态和社会秩序的差异则给移民的生活状态及社会交往带来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