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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在传统乡村和当代都市中都面临着巨大社会变迁的时候，探求乡村移民的都市境遇，关注个体的现代化过程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近现代中国城市化演变历程及其存在问题，也为认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排斥等社会问题提供历史镜鉴。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至2016年统计，进城农民工达到2.8亿余人，农民工的市民化或融入城市不仅惠及民生且关乎社会稳定和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移民的历史考察一定程度上为分析当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借鉴与思考：国家与政府在移民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移民融入城市中的群体差异，等等。
为什么关注乡村移民？这多是缘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历史研习的感触。现代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流动与迁移已然为常态，似乎成长的目的就是实现空间位置和社会地位的流动。人往高处走，不只是职业的选择、身份的上升，相伴随的是空间的位移。在习惯、向往、鼓励流动和迁移的现代社会，对陌生环境和陌生群体的接触、适应、接纳已然有组织的关怀和社会的关注。而百年前，乡村移民的进城在充满希冀与无奈的同时，更面临矛盾与痛苦，本书想探讨的是：乡村移民进入城市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与机会？安土重迁的第一代进城农民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城市社会如何影响移民生活，进城移民又如何形塑城市文化？
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宏大的话题，国家政治制度变迁、产业结构的革新、知识精英的求索、社会舆论的流变等，近年来追述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史从边缘的小学科发展为热门的大学科，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到社会生活等，均取得丰富的成果。 [1] 尽管存在平面化、碎片化和同质化的倾向，却是构成近代中国社会整体面相必不可少的部分，也为研究者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提供必要的学术积淀。克拉克强调城市史学家首先要关注三种关联：即城市社区与其母体社会的关联（这个母体社会包括城市腹地、民族国家及全球经济体，以及这些实体间的互动交流）；各城市间的联系和互动；城市内部活动机理（如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与城市管理、权力结构与文化生活、城市空间关系等）。 [2] 这样的论断直击当前城市研究的薄弱之处，也给笔者以启发，所谓三种关联，实则指向更宏阔与更细致的事物间的互动关系，这给笔者之前的青岛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即关注城市内部结构的互动关系，尤其对于刚刚建立并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政治、经济、人口之间及其与城市发展形成怎样的关系？如果从城乡互动、城城互动、群体间互动来探究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可能有助于更立体、更深入地把握社会变迁的特点。
从学术传承与个人兴趣而言，在城市史和乡村史间游移浸染，非常关注近代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的流动，近代是中国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经历了剧烈的演变过程，大量乡民进入城市，扩大了近代城市的规模，也呈现城乡背离式发展的态势，农民的迁移给近代城乡带来什么影响？乡村移民如何融入城市？他们与城市如何相互引动，这是城市史、乡村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伊格尔斯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 [3] 虽然个人能力及阅历有诸多限制，笔者还是希望在兴趣与学界的导引下，探究时空流转、社会变迁下移民群体的成长与困惑及其融入城市生活的差异。
近代中国的乡村移民主要有三种流向，乡村间的迁移、城乡间的迁移及海外迁移。本书主要关注城市中的乡村移民（乡下人），从20世纪初期出现乡城迁移流以来，对乡村移民的关注一直是文学中的焦点与史学中的交点。
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下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 [4] ，实际上，自民国以来，乡土文学兴起，在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传播新文化的使命担当中，农民及都市乡下人开始步入舆论空间，并出现一大批关于乡村移民的经典文学形象，如阿Q、奚大有、吴老太爷、祥子等，这些文学形象聚焦于乡下人在城市的弱者地位与随之而来的磨难与困惑、奋斗与沉沦，而另一些学者如臧克家、沈从文等则描述乡下人进城碰壁后的乡土回归或在此基础上的乡土纯化，传递着一种乡下人进城的悲苦情绪，往往缺少对进城乡下人的主体经验的挖掘。文学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中农民形象的脱节，已经引起刘陶陶等学者的注意，他们认为，“在明清时期，城乡分别不是个人身份的明显标记，直至20世纪早期，区分城乡的地方自治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因，导致将农村视为落后之源的观念开始萌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落后观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1949年以后实施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它将社会划分为刻板的阶层，并把不同的人群贴上‘工人’或‘农民’的标签。” [5] 文学领域中对乡村移民描写呈现出集体意象——弱者，当今的史学研究揭示了乡村移民更客观的生存状况。
一是关于农民进城的概况、原因及其影响研究，对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形式、流向、原因、地域构成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地区性或全国性考察。
关于农民进城情况及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和学者已经对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离村现象进行足够的关注，并开展了系列调查，如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00余县的调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云南等6省的农村调查，金陵大学于1928年至1933年对16省101处离村农户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等对江淮与东北的调查，卜凯、吴至信、田中忠夫、陈翰笙、李景汉、陈正谟等 [6] 对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广东、河北、河南、陕西及东北各省进行的相关调查与研究。 [7] 相关调查资料按类汇编于章有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第三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农民离村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对于农民离村原因有人口压力说 [8] 、生产力压力说 [9] 、环境压力（天灾兵匪及帝国主义侵略）说 [10] 、城市吸引说 [11] 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12] ，所依据的资料基本来自上述民国时期的离村调查。据1935年调查，22省离村进城的农民占59.1%， [13] 农民离村也加剧了农村经济衰退， [14] 成为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也带来近代城市失业、治安等社会问题。 [15] 另外，农民进城也推动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和移民近代化。 [16] 田中忠夫针对不同群体的离村，指出地主和农民进城后的职业变化，地主或做军官、官吏、教员、商业资本家，或做悠闲分子，地主阶级因有相当的资本与知识，不致直接感到生活的威胁，移住都市中，感到生活的威胁的，是农民。农民进城多为普通劳工。 [17]
二是关于移民的城市生活及城市下层社会研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大量城市社会史论著对城市中的工人、车夫、妓女、乞丐、学徒等职业群体的生存处境、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城市中下层群体的地域来源、形成特征、职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救济、城市影响等问题，有助于把握进城农民生活的整体状况和微观情境，李明伟梳理了清末民初城市中八大阶层的结构、分布、收入、生活等状况，其中包括下层市民、工人阶层、贫民阶层，有助于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层面了解进城移民的基本情况。 [18] 池子华比较系统考察了江南城市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及生存困境， [19] 打工妹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其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在劳动中的制度适应，以及籍贯与职业分层的相互关系， [20] 并关注近代乡村移民对自身社会形象的适应性塑造和他们的精神待遇与社会待遇问题，显示出对移民群体的研究开始深入精神领域。 [21]
海外学者对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的相关研究突出城市下层民众的社会网络、政治影响及其发展脉络，从不同视角透视出社会底层的立体镜像。卢汉超、韩起澜、程为坤对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的关注，生动再现了城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网络。韩起澜立足于族群问题，从苏北人移民上海后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劳工市场、自我认同分析了原籍与社会等级结构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上海城市化过程的影响，深化了对城市中来自乡村的社会阶层的认识。 [22] 卢汉超从上海市井生活细节着手，呈现出移民都市生活的立体图景，揭示了传统力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3] 程为坤通过聚焦底层女性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指出城市女性将公共空间变成日常空间，在雇佣、娱乐和社会互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受到传统力量的约束。 [24] 王笛从社会底层视角，运用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献，从看似最日常的街头生活中，展现出了普通民众在时代巨变中的文化活动、利益折冲与社会境遇。 [25]
进城移民面临新的空间环境、职业生活与社会氛围，也经历着城市对其自身的磨砺与改造，促使他们割断了与乡土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的依存关系，呈现出职业身份、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的近代化。当前对移民的城市化研究体现为两个视角。一是现代化视角，二是国家与社会视角，前者探讨移民现代化问题，后者探讨移民的关系网络及其对移民融入社会的影响。
有关现代化视角下进城农民的变化，乐正和忻平等分析了近代城市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乡村移民的改变。乐正将移民的近代化过程解析为传统文化的内化、上海化和西化三次社会化过程。 [26] 忻平指出社会压力和生存竞争及城市组织的熏陶使移民改变职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逐步从传统劳动力转变为现代社会人。 [27] 徐甡民认为，上海的移民群体展现了两种特质。首先与传统物质依存关系的割断和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激发了移民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其次，与传统社会及文化联系的割断和近代社会规范的影响，使移民具有近、现代市民的思想观念。 [28] 李长莉从社会生活变迁与伦理观念近代化的关系着手，指出下层民众社会行为与观念的改变正是来自生活方式的变动。 [29]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市政建设与移民的现代转型，魏斐德、王笛强调警察在城市公共空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当的规范作用和对城市现代转型的重要性。 [30] 池子华探讨了近代工厂制度作为劳动管理的重要手段，使打工妹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 [31] 杨可通过对民国时期劳工宿舍建设制度与实践的梳理，指出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 [32] 扶小兰分析了近代社会教育对城市民众心理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影响。 [33] 朱煜考察了江苏民众教育馆在改善民众生计、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4]
有关国家与社会视角下乡村移民的城市化，刘荣臻从国家与社会视角指出，上海市政府开展了平民住房建设，将平民居住问题的解决与平民社区治理相结合起来，对受助者进行生计、社交、职业技能、思想道德、卫生健康、生活习性等层面的教导与驯化，以培育新民，虽因财政的缺位而未能如意，但依然有示范效应。 [35] 唐力行认为徽州旅沪同乡会所对旅沪同乡开展的教育事业、救济救助、调解劳资纠纷等社会保障活动促进移民适应都市生活。 [36] 徐松如探讨了同乡组织在帮助同乡融入上海社会以及促进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37]
总的来看，以上研究在区域上多集中于以上海、成都、苏州、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华北则主要以天津为主，取得丰硕成果，但华北城市史相对于乡村史与江南城市史而言尚有足够的研究空间。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的研究多注重于人口迁移与城市生活等方面，并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或不同的职业群体进行考察，尚缺乏对移民群体更细致的分层，同时对普通农民进城后面临的制度困境尚有待考察。如乡村移民的群体差异问题、移民的社会支持力量、乡村移民的融入问题等。另外，当前研究中对乡村移民困苦生活的普遍认识及关于乡村移民告别传统、融入城市的市民化程度尚有商榷之处，移民群体的生活境遇与其城市化可能呈现出多样化的立体图景。
1928年，从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市组织法》，确立了城市作为独立行政管理区域的地位，各大都市按照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各项建设计划的要求开始积极地推动城市各项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公共事业的发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持续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城市建设进程被中断。此期各主要城市开始了建立中国人自己管理城市的制度与模式，开展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成为市政建设史和城市发展史值得关注的时期。而天津和青岛作为北方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最早一批被南京国民政府指定为特别市的都市，在近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引入与发展、近代工业的创办与管理、城市事业的推进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可称得上华北城市近代化的先行者与模范地，青岛相对完整的城市档案与天津比较全面的工人调查也为探究两地移民生活提供丰富的资料。
1928—1937年的天津与青岛，虽然在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城市管理等方面有着相似性，在研究资料方面有互补性，但在城市基础、政治形势、经济实力、社会结构方面亦有差异性，天津自明代建城，至民国时期，经四百余年发展，又是拱卫京师的门户和盐粮转运的枢纽，传统绅商力量雄厚，权贵阶层集中，在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市租界林立、领导集团长期不稳定、经济实力较弱，制约着公共事业的推进。青岛城市化进程起步晚，传统地方势力薄弱，但长期是一元政治中心，当地政府的控制力度强，财政相对充裕，各项事业能持续推进。故以天津与青岛为研究区域，既能便于把握乡村移民在华北城市生活的整体面相，亦可管窥地方特点在移民融入过程中的不同影响。
1.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与社会融入
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是与社会融入非常相关的概念，三者都指向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关于人的现代化，有的学者强调传统生活方式的改革与重建。罗吉斯等认为，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指一种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对于个人而言，“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 [38]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人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使人挣脱传统日常生活模式或图式的羁绊，真正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 [39] 近年来，人的现代化指向对人的基本素质如体质、品质、智能、能力、行为等的要求，是与传统相对而符合现代化历史进程要求的人的观念、素质与行为的转变。 [40] 现代化最终实现的条件，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人的现代化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来实现并表现出来。 [41]
城市化是一个因学科不同而有不同侧重点的概念，在经济学中，城市化是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生产逐渐向非农产业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社会学中，指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在城市社会学者看来，“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城市的地方、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城市化也指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后，它指人们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显著变化”。 [42] 故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即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和农村移民中的扩散，即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43] 近代农民进城，其生产生活方式均与在乡村时有较大差异，尤其是管理规范的大型工厂和近代城市空间规划与警政体系建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构现代国家、培育现代公民的基本途径。各项社会事业如社会教育、交通管理、慈善事业、治安与卫生举措，均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移民的城市化（在生活规范层面）与现代化（心理意识层面）。
但是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一个更为笼统且宏大的概念，渗透着明显的价值判断，体现了知识阶层的规范化标准和民族国家的内在目标，指向在生产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等方面具有进步趋向的动态过程，却难以对近代移民生活的变化有具体而微的精当把握。
本书采用社会融入一词来探究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一是因社会融入与移民具体的生活状态相关联，可将移民城市化过程定位于融入的不同发展阶段，便于从更细致的层面来探究移民生活，二是对于大量乡村移民而言，有着国家意志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并非个体的最终目标，融入城市是其真实的可以把握的现实处境，而融入可借助的，可能并不是城市所推崇的现代化手段与公共资源，而是乡土关系网络在城市的延伸，是传统教育方式如私塾、传统娱乐方式如鼓书、传统节庆方式如年节、传统婚丧礼俗的移植。城市中乡村移民的生活场景折射出的不是进步代替落后、现代接续传统具有明显分野的生活顿变，而是在迁移与改变、融入与适应、妥协与抗拒中，策略性地应对城市生产生活诸方面的刚性规定，并植入乡土的文化基因。
社会融入是社会学的经典话题，但因理论来源和研究对象等的差异，学术界未并形成统一认识，当前，学界对社会融入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基于社会参与视角的社会排斥论、基于社会公平视角的社会融合论和基于市民化视角的移民融入论。国外研究集中于讨论移民社会适应及农民市民化问题。国内研究主要讨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形成五种视角：如现代性、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 [44] 结合近代中国进城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形，本书的社会融入将以社会化视角，关注农民进城后顺应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变化，在经济层面、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调整，以更好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学者田凯 [45] 、朱力 [46] 将其称为城市适应，并强调农民形成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样板与目的而对农民工的同化。近代农民进城在调整行为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亦有着明显抗拒城市规范并移植乡村传统的能动性。故本书的社会融入，一方面关注移民受城市社会影响而调整生活方式和自身观念以适应新环境的改变自己的过程，另一方面关注移民延续并植入传统生活规范，或采取折中调和策略应对工厂或政府的强制管理，甚至抗拒新的城市规约从而改变城市环境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的融入包含着城市与移民的彼此作用与相互融合，从而使得中国城市成为包容高度混杂的、传统与现代的、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大熔炉，成为一个叠加传统城市要素与乡土礼俗规范具有中国烙印的人口聚集地。
在对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学界结合当前农民工融入现状，认为主要有人力资本（如教育和职业培训）、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等）和政策制度三个主要原因。 [47] 从社会政策角度来看，融入是城市公民对城市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分享，是一个动态的城市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从移民而言，融入是个体生命的体验历程。为了便于把握乡村移民融入城市的程度或状态，本书借助社会学界关于融入度的观点，王桂新等认为，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外来人口经过集中化（形式城市化）、常住化阶段（过渡城市化），逐渐过渡到市民化阶段（实质城市化）。 [48] 乡村移民的城市融入要经历求职、定居、适应、参与等系列阶段，形式化阶段是移民要进入城市；过渡城市化阶段中，他们需要获得正当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固定的住所；实质城市化阶段是自觉遵循城市生活规范，参与城市的正常活动。
2.乡村移民
此处着眼于社会学的地域构成、职业指标和生活方式，所指的乡村移民是迁居到城市的农村人群体。具有如下特征：1.乡土性，他们皆曾经以农业生产为生，生长于农村，至少在青少年时期在乡村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化过程，接受了乡土文化体系的熏陶与影响，对乡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规范与社会意识产生适应与认同；2.城居性，他们不是永远定居乡村的农民，而是受到社会结构变动、个人命运变化影响，或因生活所需，流动到城市里暂住或永久定居的乡民；3.居住不分久暂，因社会形势与家庭状况等原因，移民进城居留时间并不一致，有永久式迁移、候鸟型迁移、暂时型迁移三种，因难以完全确定移民居留时间的久暂，故将文献中涉及的住在城市的乡民均考虑在内；4.非正式渠道入城：正式渠道是指组织制度关系所规定的途径，包括军人的调动、官员的选任、学生的升学与就业、经济组织中职员的调派等。非正式渠道入城是沿着组织制度体系之外的各种渠道的流动，如家族家庭关系、同乡关系、非法的拐骗渠道、个人意愿等。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萌发与启动处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中国城市的生成与发展亦是以乡村移民为主力军逐步建设与发展的，本研究着眼于城乡间移动的主体——乡村移民在天津和青岛的历史境遇，把握乡村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面相及其融入城市生活的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第一，坚持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关注乡村移民的分层和分群现象。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不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等级的分层格局，也存在着严重的分群现象，包括基于籍贯关系的同乡，基于性别区分的两性群体，基于地域远近的邻近地区和较远县份等。本书以分群社会为立足点，探讨不同身份群体间的城市境遇，分析不同群体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第二，坚持以史料为立论依据，论从史出。所用清末至民国时期出版的史料包括地方志、专著、游记、各种相关刊物等数种，另外，特别重视对城市档案的充分利用。以构建理解近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新思路，即从底层乡村移民的角度，反观移民入城的原因、城市制度与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关联、移民生活与城市管理的互相影响。第三，运用社会融入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乡村移民的城市融合所经历的求职、定居、适应、融入等系列阶段，来探求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移民与城市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整合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资源，从整体上对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加以分析和探索，力争在分析视角和研究思路上进行创新。当前关于城市社会下层社会研究主要采用国家—社会理论与现代化或城市化理论。前者关注不同力量的互动，后者强调单一的城市改变移民的过程，从而忽略了移民对城市的作用。社会融入角度既可有助于把握历时性的移民生活变化，亦可把握共时性的不同力量对其生活的潜在与显性影响，有助于深入认识移民城市生活的整体面相与群体差异。
本书以1928年国民政府统治华北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华北港口城市天津和青岛中乡村移民的生活状态及其社会境遇为切入点，从农民进城的原因、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流动、城市对乡村移民的支持与改造、乡村移民在城市生活的适应和困境，以及城市管理对乡村移民的规约等方面，系统考察农民进城后融入城市生活的艰辛努力与生活实相，探讨其融入城市生活中的差异、程度、影响因素及问题，反思近代城市的中国特质。
第一章 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特点。天津和青岛两个通商口岸城市，其城市发展的动力、规模与建设成就均在近代各城市中脱颖而出，也实现自身的蜕变，成为近代北方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中的双子星。两市都是北方重要通商口岸和工商业城市，商业贸易和商品运输业、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商人和工人是城市最主要的职业，更是移民进城谋生的主要渠道。行业与地域的交集、经济空间的大分散小聚居也基本奠定乡村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基本范围。由于华洋分治的传统，两市形成空间的地理势差。职业的多样性吸引了乡民进城，居住的边缘性则定格了移民的聚居群落，老城区依然是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另外，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差异使得两市对近代乡村移民进城生活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并从不同维度推动乡民的社会融入。
第二章 农民进城与城市人口结构。从近代华北农民的进城原因来看，宏观社会背景上，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及经济腹地的广阔是促成两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自20世纪20年代起，农民进城更多是在乡村失序的生存困境下的被迫选择。微观的个人决策上，迁移在政策与交通上的可采用性、城市信息的传播及社会网络的支持吸引着农民进城。离乡进城者占到离村者半数以上，并构成近代华北港口城市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社会关系的人在就业中处于优势地位，更多的移民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由于近代工商业盛行的学徒制、招工制，青壮年男子形成近代乡村移民的主要部分。城市人口存在性别失衡、年轻人多、失业率高、帮派强大、空间隔离等社会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近代乡村移民的流入背景，亦长久地影响了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
第三章 谋生之道与影响因素。乡村移民进城主要分布在五大行业，按其就业人数依次为商业、工业、人事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其他自由谋生类。不同的职业准入条件不同，三大主要因素影响着移民的就业渠道。一是城市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城市工商业状况向好的时期，工业发展、贸易活跃、服务业兴盛，社会各业需要量大，移民的就业情况较好。二是社会关系。由于保人制度的流行，为工厂、商店、车行、饭馆、茶园、戏院、家庭等正式或非正式组织雇佣的职业，均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引荐作保才可能入职试用，故熟人关系影响着移民是否进城，也影响着移民的城市职业。三是个人条件，包括身体、品行与技能等。拉车、脚夫、盐厂工人等体力活要求身体壮实，年富力强，有利于青壮年男子就业，而商店乐于录用为人诚实、踏实努力的伙计，有一定技能者则可恃技谋生。
第四章 乡村移民与城市生活的交互影响。进城后的农民在空间环境、职业身份、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面临着的冲击。一方面，在新的工作与生活场景中，乡村移民潜移默化地步入城市化进程，一些移民甚至可以凭借先天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后天的勤奋与磨砺实现身份转换，进入上层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将乡村文化传播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使近代城市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又浸染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乡土气息。大量农民的进城固然凸显了城乡差异，同时将中国乡土文化的基因植入口岸城市的有机体，使近代城市发展具有混杂性的外观与文化特征。
第五章 生存困境与社会支持。乡村移民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三个体系：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具有地方公益传统的慈善组织；城市政府部门成立的救济机构。强有力的乡邻亲友的支持是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核心保障。无论是公益性的民间慈善机构还是公共性的官方救济机构，救助活动以恤贫冬赈和收容供养为主，一定程度缓解了鳏寡孤独、贫疾死者、受虐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城市慈善救济机构不仅为受助者提供切实的帮助，而且更为移民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一种选择，有助于受助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城市的救助体系亦激起周边乡民对城市的向往。
第六章 建设事业与移民融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现代工厂制度和住房建设运动以强制性力量提供工厂和社会福利的方式，推动农民对城市工作的适应和原有生活习惯的改变。在积极的制度规范下，工厂劳动规范与住房建设从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层面促进乡村移民对城市生活规范的接纳。两者似乎触及不同的领域，但其出发点均源自国民政府对提倡新式生活方式、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培育民众自治能力的诉求，其举措是在遵循国家使命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并可见其功的。两市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的积极努力极大改进了乡村移民的生活环境，促进了移民对城市生活规范的认知和城市工作的适应，强制性手段对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七章 移民管理与制度排斥。从管理制度层面探讨城市权力体系对乡村移民的接纳与限制，保人制度与城市法律规范尤其是《违警罚法》均是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对移民城市生活作出示范、监督和惩戒。保人角色对移民的行为进行担保，保证作保对象的行为合乎行业或社会的期待，移民行为的偏失，会连累保人受到追责，这种连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移民的社会交往，城市对游民、乞丐问题治理时的遣返规定，亦折射出城市对特定乡村移民群体的排斥。另外，因琐事或习惯而违规折射出民国时期城市管理法规脱离移民生活实际情形、不合世事或民情的问题，犯罪是进城乡民都市困境的具体表现，数量庞大的违警案例宣示城市生活规范对移民的排斥。
[1] 李长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4页。
[2] [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400—2000》，宋一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页。
[3]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4] 陈军整理：《“乡下人进城”论题的多向度对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9页。
[5] Tao Tao Liu,“Lo cal Identity in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of the Native Soil‘Xiangtu Wenxue'”,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Unity and Diversity : Lo cal Cultures and L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9-160.参见吴滔、科大卫、刘陶陶主编《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71页。
[6] 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1929年版；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版；刘宣：《二十四村离村人口之分析》，《统计月报》1935年第9号；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1935年第4卷第12号；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1934年第9卷第3期；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版。
[7] 这一系列调查成果分别见《农情报告》《中国农村》《东方杂志》和《河南省农村调查》等六省调查报告。
[8] 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刘芳：《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其实人口压力说亦是在天灾人祸、技术提高等环境变动下的动态压力。
[9] 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0] 李凤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十省农民离村问题研究——以华北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为重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该文也指出经济负担过重、人口压力与经济吸引力也造成农民离村，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多认为自然灾害、兵灾匪患和外来侵略是促使农民离村的最主要原因。
[11] 周应堂、王思明：《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利民、周俊旗、许檀、汪寿松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65页。
[13] 《农情报告》1936年7月第4卷第7期，第177页。
[14] 池子华：《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15] 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16] 孔祥成：《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7] [日]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汪馥泉译，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32—136页。
[18] 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9]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 池子华：《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1] 池子华、叶继红、马德峰主编：《农民工待遇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2] [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3] [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4] [美]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25] [美]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183—188页。
[27]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28] 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29]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
[30]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美]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 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的“制度适应”》，《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
[32] 杨可：《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社会》2016年第2期。
[33] 扶小兰：《论近代社会教育对城市人现代化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4] 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5] 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1927—1937）》，《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6] 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7] 徐松如：《同乡组织在移民融入都市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都市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38]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39] 衣俊卿：《人的现代化——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第33页。
[4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区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386页。
[41] 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75页。
[42] [美]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赵宝海、魏霞译，载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43] 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讨论》，《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
[44] 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5] 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46]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47]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7页。
[48] 王桂新、张得志：《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