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移民与城市人口结构

近代农民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推动着乡民进城谋生，城市人口日益增加，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城市所接纳的移民形成一定的倾向性。从进城渠道的便利性而言，城市的乡区和交通干道如铁路或河运沿线的村民受到城市信息的刺激更强烈，来往城乡更便捷，他们成为近代开埠城市大发展中吸纳的重要群体。从进城谋生的组织性而言，那些手工业或商业基础较雄厚在城市已经建立相应工商业关系网的乡村可大大减轻进城的机会成本，形成工商业发展中的同乡而聚的特点及城市经济生活中县域力量集中现象。从乡民进城的推动力量来看，那些农业崩溃、生计困难、战乱频仍、灾荒屡兴的地区会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从城市发展对乡村地区的引致推动而言，由于近代工商业盛行的学徒制，青壮年男子形成近代乡村移民的主要部分。诸多因素汇聚激荡，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城市的人口结构，近代天津和青岛人口的性别失衡、偏于年轻、穷人众多、帮派强大、空间隔离等社会特征一定程度上均与近代乡村移民的流入背景相关。

一 自然结构

民元以来，户口统计日受重视，继1909—1911年的宣统年间人口统计后，政府于1912年和1928年开展了现代性的全国人口普查，1931年内政部举行全国各县市人口调查，此期，部分省份亦相继着手统计，其他年份则进行户口清查，但各城市限于政治形势、调查人员与调查方法的限制，数据多不确凿。如天津本市户口，“向无精确之统计，即或有之，亦多不翔实” [163] ,1928年的人口调查，不过按照公安五警区，特别一二三区，协同各编街邻闾长，将表格分发各户，令各户主自己填写，再由邻闾长、街长送区由公安局汇集整理计算，最后得出结果公布出来，在这种户籍调查方法下所产生的人口数目，不论是谁都觉得不满意，大体上不可靠。 [164] 人口专著或期刊及当时报刊引用年度数据多有变动，或未注明具体调查时间，或涉及华人与外国人、华界及租界等复杂情形而语焉不明或互有出入，本书所引用数据以档案记录和时人论著为主，以报刊为辅，尽管数据有差异，但依然反映天津、青岛的城市人口发展态势。两市这十年中人口总体不断增长（见表2—2），但增速逐渐放缓，天津于1934年、青岛于1935年先后扩大市区范围，故人口增长非常明显。如果考虑到两市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数据较低，如天津在1929—1934年的人口年均粗出生率在2.43‰—5.19‰，死亡率在8.91‰—13.05‰。青岛市1931年、1933年出生率为8.56‰、9‰,1931—1933年死亡率分别为8.8‰、11‰和8.7‰。 [165] 十年间两市新增人口主要依赖外来移民的增加和城市范围的扩容。

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由于乡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使得近代天津和青岛呈现明显的年轻型人口类型和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中国传统农耕经济需要、生育文化与现实政治激励的重男轻女现象使中国人口性别比一直偏离103—107的正常数值。据人口学家陈长蘅对宣统年间和民国元年人口统计的整理，华北地区的男女性别比是121.4、121.25, [167] 侯杨方认为1911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不超过110。 [168] 据1928年人口普查数据，山西、河北、山东省的性别比分别为137.09、123.76、117.34。 [169] 从1931年全国各县市人口调查数据来看，城市性别比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青岛继北平、绥远后性别比第三高，为159.18; 1936年的全国各选举区户口统计结果显示，青岛、天津和天津租界的性别比分别为145.90、141.53和141.22。 [170] 从表2—3可知，两市性别比严重失衡，同时期上海的男女性别比例经常在130以上，较高的是1935年，达141。 [171] 按照1933年主要城市出生婴儿性别比来看，各市出生性别比（计出生数包括活产和死产）是：南京118.65，上海118.83，北平108.67，青岛112.51，杭州122.18，广州112.58，汉口127.24，天津140。 [172] 成年人口中的性别比失衡现象表明男性移民远远超过女性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反映出已婚夫妻两地分居的普遍和适婚男性的婚姻挤压，近代城市中的拐骗妇女和娼妓服务亦有利可图而兴盛一时，这样的性别结构不仅无形中刺激了妨害婚姻家庭案、诱拐案、潜逃案等犯罪现象的增加，也使得天津等市在现代化浪潮中应声而起的废娼运动成效不彰。

在年龄构成中，1935年天津市区华界人口年龄分布中，人口总数1031520人，0—15岁占28.6%,16—30岁的占29.5%,31—45岁占23.2%,46—60岁的占13.1%,60岁以上占5.6%。1937年总人口1080229人，16岁以下的占30.11%,16—30岁的占28.9%,31—45岁的占21.83%,46—60岁的占13.03%,60岁以上的占5.22%，年龄不详者占0.84%。 [174] 两个年份中16—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分别达65.8%,63.76%，其中16岁至45岁的青壮年比例均占一半多，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不足4%,65岁以上与16岁以下者的老少比不足15%。这在工人最多的纺织行业中体现明显，天津纺织工人的年龄，以16岁至50岁者为最多，14至16岁者次之，14岁以下者为最少， [175] 成年工平均年龄为24.92岁。童工平均年龄为13.89岁。 [176]

青岛1931年的人口总数为410064人，年龄结构中，15岁以下的占21.47%,16—45岁的群体最多，占59.47%,46—60岁的占14.11%,60岁以上的老人占4.95%。 [177] 青岛劳动适龄人口占比达73.58%，老少比为13.23%。两市均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尤其青岛人口中的青壮年比重更大，年轻人的增加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近代工业生产力的不足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一直是困扰近代城市发展的难题，劳动力供过于求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廉价工人的同时，也恶化了城市工人间的生存竞争，两市居民尤其是移民群体生活长期处于糊口状态。城市因农民的大量涌入而过度膨胀，形成失业、无业、犯罪、性别比失调等社会现象，加剧了移民的艰难处境。

二 社会结构

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按照具有社会意义的特征而形成的分布状况，包括籍贯、职业、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婚姻家庭、民族、收入的分布等，它反映了人口的社会位置及其分化与互动，并呈现了迁移人群的共性社会特征。出于研究主旨的需要及资料零散的考虑，下文重点分析两市人口的籍贯与职业（收入将在日常生活中探讨），这制约着移民的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

失业与无业者过多是困扰近代城市社会具有共通性和严重性的问题。天津华界1928年、1929年、1930年的无职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次为38.77%、36.53%和35.15%，有业者超过六成，在业率相对较高，到1936年天津职业人口比重则下降至39.25%,1937年总人口1080229人，无职业者中，就学者60311人，不事生产者559868人，其他11992人。另失业28766人，总计无业和失业人口为660937人，占天津华界总人口的61.18%，生存状况更为恶化。 [178] 具体而言，1928年12月，天津市总户数257210；人口总数1252838，男性752902人；女性499936人，有职业者中，男性462084人，女性86985人；无业者中男性91253人，女性196720人。 [179] 有业者占43.83%。61.37%的男子在业，而仅有17.40%的女性有职业。再以天津1930年12月的户口调查为例，全市281017户，人口总数1343183，男性805938口，女性537245口，有职业者男520630人，女86900人，无职业者男131454人，女273239人。 [180] 则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失业比达30.13%，几占三分之一。考虑到老人及儿童尚占330960人，则有业者占总人口的45.23%，天津抚养比超过100%。男子的有业者占64.60%，女性的有业者仅为16.18%。综合1929年和1930年的数据来看，男性就业六成多，女性不足两成，则男性的就业率远远高于女性，城市就业结构中女性处于不利地位。总体上，1928—1930年，华界的无职业人口绝对数字呈上升趋势，1935—1937年失业与无职业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并且呈增长趋势。 [181] 即使暂时已有职业的工人，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和经济状况的波动，劳工常有工作变动或失业的危险。如北洋纱厂1927年工人2000人，1928年1750—1800人，1929年则为2041人，劳工职业并不稳固。尤其是缺乏技艺的粗工，流动性较强。用度艰难，不仅养成游荡性质和无恒心的习惯，即使有固定工作亦无耐心，工作亦因常不稳定技艺不熟，且无力为子女创造求学或学艺机会。 [182] 这种贫困与不稳定形成代际传递，其子女亦往往为永久粗工。

青岛1929年失业工友，约13000人。 [183] 1935年全国失业人数统计中，青岛失业人数104500人。 [184] 按当年总人口456642—520841 [185] 来测算，则当年总人口中的失业率在20.01%—22.88%，但此数据依然模糊，按照青岛1935年6月份统计（见表2—4），总人口442631人，无职业者159827人，则无业者占总人口的36.11%。当然，考虑到各城市统计数据偏低的情况 [186] ，民众生活压力普遍较大，天津城市劳动力的抚养人数明显大于青岛。

从两市职业类型来看，天津和青岛为华北工商业人士荟萃之地，总体而言，两市工业力占华北全工业力的84% [187] ，此经济发展情形决定了城市职业结构，在有职业者中，从事工商业者占六成以上。如表2—4所示，两市工业人口主要分布于棉纺业、服用品制造业、饮食品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商业服务者以从事贩卖为主，如青岛41335名商贩中，从事贩卖业者有24783人。天津有职业者，以商人为最多，除一般门市大商之外，负贩小业，亦属极多。 [188] 继工商业后，交通运输业及人事服务业吸纳了众多就业人口，交通运输业包括邮递、电信、水陆空运、堆栈、转运、挑挽等从业者，人事服务包括家庭管理和侍从佣仆等。此四行业主要是体力型、初级技术型工作而非智力型，也是乡村移民最集中的行业。自由职业者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阶层，包括教科文卫、宗教、社团、律师、会计、工程师等，乡村移民分布于此业中少。天津本籍人则因平均文化水平高于来自农村移民，城市里的社会关系较多，因此一些需要一定文化水平的职业、收入较高的职业和与社会习俗有关的行业，往往天津籍占多数。 [189]

两市职业分布呈现一定的性别隔离，如表2—4所示，1936年天津全体人口中有业者占39.38%；男性中的有职业者占62.05%；女性中的有职业者仅为7.39%。天津女子职业以人事服务为最，其次是商业，分别占女子从业者的38.43%和32.90%；天津女工，1929年为5.4%,1933年为6.31%。1938年，按统计资料较完整的358家企业计算，女工比例上升到23.7%。 [190] 以行业论，纺纱女工最多，据1930年的调查，全市纺纱工人16898人，女工1543人， [191] 占9.13%。总体上，天津女性在工业中仅占2.21%，交通运输业占0.03%，公务员中占0.46%，商业中有9.28%，自由职业者中有11.84%。除去乡区农民，青岛市区全体人口中有业者为53.30%；男性中的有业者占58.60%，女性中的有职业者为44.93%。市区女性以人事服务业和工业为主，分别占女子从业者的45.70%和42.13%。两市男子就业比例相差不大，而青岛女性就业比例明显高于天津。

从两市人口籍贯来看，华北的乡村移民及其后代构成城市居民主体，天津从传统的卫所到府县再到北方第一大都市，其人口来源也从最初的以士兵、商人为主转而以省内及邻省农民为主，愈是邻近天津的地区，愈是贫困落后的地区，愈是灾祸连年的地区，移民城市的农民越多，故总体而言，天津市移民多来自河北和山东省。如“工人籍贯，以河北为最多，山东次之”。 [194] 据估算，从1840年到1936年迁移至天津的非本籍人口占78.89%，其中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迁津人数最多，每年有3万余人，占年净增人数的95.86%。 [195]

工业是移民就业的重要领域，纺织工人在天津工厂工人中占最多数， [196] 达六成以上， [197]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华新、裕元和恒源三大纱厂共有3898名工人，原籍天津者927人，占23.78%；河北籍共2155人，占55.28%；山东籍409人，占10.49%；河南籍293人，占7.52%，其他江苏、浙江、山西、安徽、辽宁等省籍的工人共114人，占2.92%。 [198] 按照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对天津地毯业、针织业、织布业1815名工人及学徒的调查，来自天津本籍的共62人，占3.42%，河北其他县的占85.07%，山东籍的10.52%，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仅占0.10%，河北省内的以武清、枣强、冀县和南宫的工人最多。 [199] 若将此数与同时期社会局对北洋纱厂工人籍贯的调查相结合（见表2—5），则选样调查的3855名天津纺织业工人中，本籍是天津的有758人，占工人总数的19.66%，河北籍工人最多，占57.90%，山东籍占10.04%，河南籍主要是纱厂设立时招聘的技术工人，占9.49%，其他各省共112人，仅占2.91%。由此可见，纺织业工人一半以上来自河北，山东和河南籍工人共占五分之一，而其他省份工人寥寥无几，亦可见天津对华北省份尤其是河北省的吸纳能力较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其华北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正相适应，而对更广泛地区移民的辐射能力较弱。

纺织业外，其他行业工人亦基本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农村，工人条件、地理位置和社会关系影响着工人的职业类别，拥有一定文化程度、技术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是厂主籍贯和厂址位置与工人籍贯相关。如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工人，“从他们的籍贯与以前工作来看，居多来自直隶山东京兆三省的农间。” [200] 1927年7月永利碱厂管工处名册显示，全厂工人中直隶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因有一位工头是广东人，7名工匠都是广东人，其他南方工人仅一二人。 [201] 1931年嘉瑞合记面粉公司工人153人，因股东多天津人，领班为静海人，故这两地工人最多，有74人；来自河北其他县共54人，山东籍13人，江苏籍7人，浙江籍5人。 [202]

二是工作粗重、技术要求低的职业往往由他籍人士充任。如南开经济研究所调查的磨夫83人中，多从河北及山东内地募来，因磨面工作繁重，且收入甚微，本地工人认为无利可图。83名磨夫中，天津本地的仅有5人。 [203] 前述针织业、地毯业中天津人少，而纱厂较多。

三是地理位置、家乡经济状况与移民就业有一定关联。对151家铁路工人家庭籍贯的抽样调查表明，河北省籍者共127家，占总数的84.11%，山东省籍者13家，占8.61%，另有浙江省籍者5家、安徽与山西省籍者各3家，共占7.28%。河北省籍的127家中，天津市县的52家，占40.95%，其他主要来自滦县、宁河、武清和丰润县，天津铁路工人以天津市县及邻接天津或沿铁路各县籍者为多。 [204] 1929年底至1930年5月份的调查显示，天津市2910名妓女中，来自天津本市和北平市以及天津邻县，河北人为最多（1004人），其次是天津人（944人），再次是北平人（376人），河北省籍妓女中，武清县人（94人）、文安县人（85人）、通县人（65人）又占多数。沦为娼者多为生计所迫，山东省连年兵荒马乱，入津为妓者318人，文安县连年水灾，有妓女85人。 [205]

青岛移民中以山东人尤其是男性农民为最多，本省移入人口，以胶县平度为最。 [206] “当地劳工除本市附近及即墨胶州数县土民外，以来自鲁南一带者为多” [207] 。现存的青岛市公安局人口统计资料表明，青岛华人来自21个省份，市区人口以山东籍移民为主，如1929年山东移民占外来移民的87.98%,1932年山东籍移民占83.75%,1936年占81.02%。 [208] 1930年代初，从籍贯来看，青岛成为客籍的天下，特别是就中心市区的第一、二区而言，本地原有居民约占11%，而外地移民达89%，其中，山东人占60%以上。 [209]

在人口素质方面，同全国人口识字程度较低的状况相一致，两市居民识字率普遍较低。1930年前后，天津纱厂“工人中识字者仅占22.98%，不识字者超过识字者3倍有奇” [210] 。不识字人口中有职业者91464人，其中从事工业和运输部门人数最多，达6万余人，尤其是从事运输业的所谓“苦力”，有3.5万人，手工业者有2.2万余人；在从事商业的不识字人口中，负贩即小贩有12600余人，店员有7000余人，学徒有5967人。 [211] 1931年时嘉瑞合记面粉公司共153名工人，未受教育占60.1%，受教育一年者占7.5%，两年者占11.7%，三年者占14.7%，四年者占1.9%，五年者占3.4%。 [212] 1929年青岛市全市市民概况分类统计表显示，全市人口平均识字率为22.3%，山东人最集中的第二区识字率为18.7%，仅略高于第六区（基本是乡区）的15.4%。 [213] 较低的识字率制约了移民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也反映出乡村移民在城市就业的不易。 DTYE8Jv6T8oVTvTReJor0LPmPyixuSr91ko0VzQTOPIbtYk1PMON1WC+F19VAE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