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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外资本家在城市投资设厂，商业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市政建设逐渐起步，中国沿海城市率先开始近代化历程。与此同时，农村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商品的冲击，乡村失序，民生艰难，人才、物力、财力均加快向城市流动。移民不同的进城背景、社会关系影响着进城乡民的生存处境和融入城市的程度，那些早期移民成为沟通城乡信息的最有说服力和可行性的渠道。
由于乡村移民的进城主要是乡村生活环境恶化产生的推力，迁移往往是家庭式甚至是村庄式的集体行为。据农业部1935年对山东省全家离村去向的调查，前往城市的户数占到全家离村去处的54.2%，青年男女离村进城占外出人数的66.6%,47.9%的青年是为工作或谋生进城。 [131] 综合全家离村与个体离村的去向来看，半数以上离村农民来到城市。正像饶涤生所说的：“农民离村最大的去路，自然是逃往都市。” [132]
一些难民因为地理位置的便利，视政治形势变化而成为季节性移民，有些人则获得新的职业永久定居下来。更常态与持续的移民方式是：以各种方式进城的人们成为链式迁移的起点，他们会帮助家乡的亲戚邻居们陆续在城里谋生定居，关系网络成为迁移的重要渠道。“人口流动不仅要依靠交通，尤其要依靠一些信息。” [133] 这些传递交通、居住、工作与前景信息的人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而是人际传播渠道——他们的亲友、邻里或者集市中的贸易伙伴。同政府有组织、大规模地系统安排山东村民前往关东谋生不同，乡城迁移更多是个体行为，熟人关系是更重要的影响途径。而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特别推动着移民的链式迁移。广大农村社会是自然的、情感型的密切互动的社会，无论是韦伯的“特殊主义原则”，还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或是梁漱溟声称的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关系（伦理）本位的社会， [134] 他们都揭示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对中国人行为与心理的重要性。
对乡村移民而言，亲缘与地缘关系是人口流动时依托的主要渠道。如对天津151家铁路工人的调查显示，多数工人找工作是没有把握的，只靠着亲戚朋友的推荐。 [135] 西方国际移民的网络理论认为，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信息，降低移民成本，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弗雷德·阿诺尔德（Fred Arnold）等的研究认为，美国的每个菲律宾移民将带入1个家庭成员；每个韩国移民将带入0.5个家庭成员。格勒米那·亚瑟（Guiller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的研究结论则是：每个新移民在移居十年后平均带入1.2个“劳工类”新移民。 [136] 托马斯对波兰农民移居欧美情形的研究亦表明：“几乎每一个个体或小家庭一旦安顿下来便会从外部吸引新的成员，不论这个侨居地已有多大规模，只要经济景况宜人便会有人前来。” [137] 对跨国移民群体的考察，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近代的乡城移民。
以寻找新生活为目标的乡民进城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个人的、自发地、临时性地进城谋生。由于社会形势恶化与家庭变故，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进城谋生，按照距离远近，分为城郊和邻县。城郊农民有地缘优势，可以做散工贴补生活。如天津手工纺织业及机械针织业缝袜部的工人，以散工为大多数。他们多数居城内及近郊各处，工人人数随季候而变迁。 [138] 天津华新纱厂、火柴厂、自来水厂、烟草公司工人主要来自厂区附近的村民。大沽造船所，本地人在该所学习手艺的很多，久大的铁工房和电机房，因只给膳食津贴，故多用本地塘沽人，工匠对于同乡，也有照应。有技能工人中塘沽人占了绝对多数。 [139] 青岛工业初兴时，工人基本来自山东各地农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日益发展后，青岛乡区民众成为工人的主要来源。李村乡区土质贫瘠、耕地不足，而棉纺工厂多设于城乡接壤的四方、沧口一带，村民不能只靠农作维持生活，多赴纱厂做工。 [140] 李村全区工人约有2万，本地居民犹占大多数。 [141]
邻县乡村在危机来临时，在城市里有一定熟人关系的人们更倾向于前往该城市谋生，各类关系可极大降低移民的各项成本，既可减少面临新环境的心理紧张、信息缺乏，又为进城谋生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在外闯荡已有成就的乡民，也乐意吸引更多乡民共谋美好生活，在城乡工作信息的沟通中，乡亲近邻和亲戚朋友发挥着重大的纽带作用，由老员工引荐新人的招工常规也便利了他们呼朋引伴。如久大盐厂因工作艰苦而不需要特殊技能，喜欢录用勤苦耐劳、擅长出力的山东人，山东人也乐意介绍亲友做工，1927年初，厂方想招募二三名工人，消息传达出去，一天来了四五百山东人等候录用。往往一村一姓，来厂做工的有二三十人之多，父子、兄弟、叔侄、甥舅，等等关系，更是常有的事。由于深县人素以木工著名，盐山县人擅长晒盐，均在久大有一定势力。天津、静海、东光各县因为地势或他种原因，都有人在久大做工。 [142] 1929年天津织布业工人中，经雇主朋友推荐来的178名，经同乡、亲戚和家族介绍来的93人，两者占调查工人总数的85.49%。 [143] 1929年天津地毯工厂大小共计127处，除太隆一家用少数机器织造，其余都是手工织造。工厂一样的崇尚学徒制度。学徒初入工厂时，均由厂主亲朋介绍，和学徒的父兄订立契约，学艺41个月即成为工人。 [144] 天津地毯业的354名工人中，除入厂原因不明者49人外，51人自请入厂，18人其他手续入厂，其他由朋友等介绍而入厂者165人，因个人与雇主之关系而入厂者71人，则因熟人关系进厂者占66.7%。 [145] 地毯业的261个学徒中，124人由同乡介绍，37人由亲戚介绍，35人由朋友、32人由家族、33人由其他关系人。介绍人中五分之三自身即服务于地毯工业界。 [146] 天津针织业工人入厂，必定有厂方熟人居中介绍。如南开经济所调查的113名工人中，自荐者仅10人，其他103人中47人由同乡介绍，23人由朋友介绍，23人由亲戚介绍，7人由师兄弟介绍，3人由邻居介绍。 [147] 天津磨房的289名学徒中，由同乡介绍者94人，由亲戚推荐者78人，由朋友推荐者63人，由家庭推荐者47人，由邻居、同学或同事介绍者7人。 [148]
那些因灾荒和生活困难进城碰运气的农民常常要借助乡邻或亲人的推荐才可能谋得一份正式职业，如对天津铁路工人的调查中，当调查者问他们来天津前是否有把握能在铁路工作？多数的答复，是没有把握，只靠着亲戚朋友的推荐。他们既没有一口舒服饭吃，已顾不得其他，只好凭着这点封建关系撞侥幸了！ [149]
青岛农村移民八成来自山东省，而以胶县平度为最。 [150] 从离青岛较近的胶县辛安镇的台头村来看，除非旱灾，村民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差。 [151] 但随着青岛的发展对胶州湾沿岸市镇与村落的刺激，或是求学，或是做工经商，或者是受到新事物的吸引，“台头村与青岛之间的人口流动急剧上升”。老一辈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种地生活时，年轻人却想去看看新世界，过过新生活。并且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准备出去。那些第一批进城的移民带给村庄更多的刺激与吸引，家长也渐渐开始鼓励儿子离家。 [152] 新生事物吸引着年轻生命，并以实际的利益收获打动着父辈们，悄然离散着居民与故土的关系。在中国，多数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村民与其亲属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乡村与城市保持着人员往来与信息流通，城市的机遇与新事物的传闻也刺激了更多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亲朋和近邻在乡下人的迁移选择上和城市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集体的、有组织地、长期地进城工作。近代工商业的用人制度和招工办法主要有包工头制、保人具结和职业介绍等。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受其欺骗、威胁、利诱、强迫等情形多有发生，其就业毫无保障， [153] 所以，包工头制与铺保具结更为流行。如上海那样，“工厂老板们喜欢从他们的家乡招募工人”。 [154] 天津和青岛的企业或商铺招收工人或学徒大多数是自己或委托包工头回家乡招工。天津的中小型工厂、作坊和商店为减少开支，多招外地青少年充当学徒，在天津办工厂和商店的外地人常常专门到原籍招收亲戚朋友及同乡来津工作，工人和店员也经常为同乡寻求生活出路。故各行各业的工人、店伙常常由工头或店家从家乡带出。“如天津所有的票号，从掌柜的到伙计都是在家乡挑选后派来的；天津经营绸缎布匹的‘谦祥益’、‘瑞蚨祥’等批发及零售商店，其人员也多是从开办者的家乡山东章丘县来的。” [155] 宁波商人遍布各大口岸城市，并形成颇有组织的宁波帮，因宁波人有一个传统，即家家户户的子弟行将成年时，均请托亲友在外地代谋职业。而宁波人在外经营商业有基础者，也以介绍亲友外出就业为应尽的义务，连荐带保，毫不推诿。所以宁波人在外地所办事业，其职工除必须雇用当地者外，几乎用同乡。 [156]
纱厂为天津工人最多的行业，纱厂初建时，技术工人一般专门在外县或外省高价招徕，普通工人和学徒则来自附近农村。1915年天津模范纱厂开办，工人全部是在离天津三十至五十里的津浦、京奉铁路附近的村落里招来的，全部住在宿舍里 [157] 。裕元纱厂于1918年成立，技术工人包括机匠之类多雇自上海，其余的半技术工人多招自河南彰德。华新纱厂采取学徒训练方法募集技术工人，由厂方派遣代理人，如司阍者、巡警或工人，在天津临近招募学徒。代理人返回原籍，向其乡人劝说，说明待遇，诱来天津工厂工作。 [158] 工厂初建立时招工不易，设厂十多年后，工人供过于求，工厂便制定严格条例加以选择。天津各纱厂通行的雇工办法，仍旧由工头负责为厂方招募。只有裕元纱厂采取竞争方式雇用临时粗工，每天早晨6点左右，由职员持筹外出，掷入群众间，取得该筹者当日即可入厂工作，是以门外之苦力，争斗殊烈。 [159] 当然这种靠运气的招工方式极为少见，也可视为工厂应对劳动力流动率较高的应对方法。
天津制革业工人的籍贯，各厂工头多是天津人，工匠来自天津、束鹿、大明，以及山东恩县、德县、济宁等地。正徒多随各该厂经理及工头的籍贯而异，“惟天津当地人甚少。据谓制革为污脏笨重之工作，当地人多不能受此种生活也” [160] 。天津磨夫往往由专业的职业介绍所——“官店”进行介绍，这是磨坊主自行组织的雇用磨夫机关，以代替私人经营的磨夫介绍所。往往是由久居天津的磨夫介绍同乡工作。南开经济所调查的83名磨夫中，职业由官店介绍者达41名，自荐者6名，其余36名磨夫由磨房职员如经理、司账、店员或磨夫介绍朋友或同乡而来。 [161]
同乡情结使雇主与雇员间建立起自然而然的联系，便于管理。而日资企业喜欢在企业附近的农村招工，也是出于控制的便利起见。如日本纱厂在四方、沧口一带创办时，工头多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者，他们一般推荐本地人进厂，所以日本纱厂工人主要来源于当地人和由工头到山东各地乡村招收的见习生。 [162] 由于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竭力提携自己的同乡亲友，各商店、行栈、苦力、拉车等行业中，经营者多吸纳原籍老乡。城市各地同乡会馆与同乡会的成立，既是传统乡村重视乡谊的社会伦理在城市的拓展，也为同乡同族移民城市提供了一定的关系渠道。由此，乡村移民进城也体现出跟从性与被迫性的行动逻辑，并导致一种潜在的意外后果，即行业与籍贯的聚集，形成工商业的籍贯分工，形成了各个地区的帮派势力。除了工人，城市中大量商店学徒、无业者亦多来自农村。商店的学徒、店伙多与各店经理有地缘关系。因而商店、行栈、苦力、拉车等行业中，帮派意味尤其严重，经营者多吸纳原籍老乡，在各行业中形成诸如冀县帮、宁波帮、黄县帮等以乡族为核心的商业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