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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不远游是传统孝文化对男儿的谆谆告诫，家庭本位的价值传统和扎根土地的耕作方式积淀下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聚于乡则治，聚于城则乱，则是传统儒家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安于乡土，守护家园已经积淀成中国乡民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但鸦片战争以来，大批农民纷纷离乡，城市人口激增，乡村日益衰败，何以去其乡、舍其家？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离乡潮何以形成？
关于人口迁移的原因与规律，自工业进程启动后，即为西方学术界所关注，马克思曾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与人口迁移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不同生产方式有不同的迁移形式；人口学家唐纳德·伯格阐释的“推力—拉力”理论、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的“投资—效益”理论、托达罗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劳动力迁移模式 [2] 主要从经济结构与地区差异方面阐释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其中，“推—拉”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因其全面而简明，被广泛用于解释人口迁移的原因。唐纳德·伯格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和迁入地中两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他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发展机会、生态环境、社会网络等方面分析了迁入和迁出地的吸引力和阻碍力。 [3] 尽管其开标签式的推拉因素分析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有过于简化之嫌，但对分析移民进城提供了基本而清晰的思路。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对农村情况的调查资料，关注20世纪30年代农民离村的共时性探讨。近代学者强调三大因素：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榨取；天灾人祸对农民加紧压迫。 [4] 择要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农民离村直接原因的分析侧重于人口压力 [6] 、生产力压力 [7] 、环境压力（天灾兵匪及帝国主义侵略） [8] 、城市吸引力 [9] 及推拉力综合因素 [10] 。夏明方强调：“在所有的因素之中，自然灾害或者说生态环境的突变和恶化是其中最主要的直接推动力和触发力” [11] 。张利民等认为环渤海地区人口迁移的原因有：一是地少人多的人口压力；二是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三是人祸频仍、战乱匪祸和苛捐杂税；四是城市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吸引；五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本地区经济的冲击。 [12] 上述研究均指向天灾兵匪、帝国主义侵略、苛捐杂税、城市吸引等方面。揆诸城市资料，可以发现，在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在城乡关系演进的不同阶段，推力与拉力的强度及对个体影响极不平衡。在工业化兴起初期和对外商、官僚与南方移民而言，城市的吸引力无疑更大，对乡村移民来说，城乡间的作用力存在着因人、因地而异的情形。
天津城初置时，军屯为主，盐业为辅，随着港口贸易的繁荣，商人转迁日益增加，“津邑居民，自顺治以来，由各省迁来者十之七八”。 [13] 至晚清时期，实业兴办，产业工人基本来自农村。洋务企业成为技术工人的摇篮。1880年，北方第一座船舶修造厂——大沽船坞兴建，技术工人来自南方，普通工人则来自大沽附近农村的铁匠、木匠以及破产的农民、渔民等，总共有600余名，成为北方的第一代造船工人。 [14] 北方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重工业——启新洋灰公司经常雇用的工人，在1806—1911年为200—300人，1912—1914年约为1500人。启新工人多数来自唐山附近各县和山东省农村，但机器工匠最初是从天津机器局和银元局来的。 [15] 城市发展对劳力的需要与乡村的动乱，加快了农民进城的速度与规模，天津近代工商业起步之际，也是城市人口激增之时。咸、同年间，和西方各国通商互市，外地来者逐渐增多；又遇内地多年饥馑，灾民扶老携幼而至，庚子之后，河北各县遭罹变乱，民众以天津为乐土而赴。 [16] 商业与就业的吸引、乡村饥馑、社会动荡的推动成为早期天津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德国初占青岛时，从南方招用的工人很抱团，瞧不起作为锻工与苦力的山东人，故青岛船坞工艺厂招收山东农民子弟加以培养，从1902年到1908年总计招收了490名来自山东农村的学徒。 [17] 1900年德国人建四方机厂时，270名中国工人，多数是来自当地的铁匠、木匠，少数是从上海、天津等地招来的技术工人。 [18] 整个德占时期，从山东农村和全国各地涌来的技工、壮工等每年保持在数万人。 [19] 乡村移民成为城市早期工人的重要来源，也为此后源源不断来此谋生的家乡父老提供了关系网络。
中国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同时，传统行业如丝茶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丧失有利地位而衰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农村工业吸收。 [20] 外来商品涌入破坏了中国乡村以农为食以工为用的乡村家庭生计模式， [21]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的破产，乡村移民陆续进城。天津在未开商埠以前，人民职业，多务渔耕，其次是业商者。通商以后，天津为华北商务汇集之区；渔业农业渐渐被淘汰；同时工业品的需求旺盛，故乡民恒趋于市区，投身工业，人口遂亦激增。 [22] 天津的近代产业工人，一般都来自北方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 [23] 20世纪30年代初的纱厂、针织厂工人，天津籍多者占24.78%，少则仅3.3%， [24] “查学徒以农家子弟为多，此种去农就工离乡赴市之趋势，可为吾国工业化中最显著之现象” [25] 。天津织布业中，河北和山东籍工人占总数的94.3%，“其趋驰津市，无非为谋生计焉” [26] 。地毯业的354名工人中，河北籍326名，山东籍15名，占工人总数的96.3%。 [27] 青岛华新纱厂创办后，其学徒、工人来自山东各地农村。 [28]
除了工人，城市中大量商店学徒、无业者亦多来自农村。商店的学徒、店伙多与各店经理有地缘关系。媒体评论道，山东排斥他籍人，其性颇强，官厅用人无论矣，即社会商业，亦复如此，大抵登莱青各邦，团体甚固，外省人几无从插足。 [29] “旧社会，本市商号帮派观念浓厚，一般是从经理到店员多任用本县人。”青岛义聚合钱庄打破了帮派观念，录用外县人，为从业者所赞许，但其店员之中，与经理同籍的掖县人依然居多数，外地人占少数。 [30] 近代天津和青岛均是典型移民城市，外地移民中除外国侨民、官僚地主移民、南方的商人、买办、技工移民外，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华北农村，传统中国的基本职业分层和社会结构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中下层民众多来自农村。
20世纪20年代为移民人口增加最快速的时期，两市人口增加主要系乡村发展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兵匪成灾、捐税繁杂，使得乡村社会失序，农民被迫离乡。晚清以来，统一的皇权国家秩序已经崩溃，新的民族国家秩序尚未建立，各种权势集团狼奔豕突，强权横行，社会失序，民不聊生。1912—1937年，各地军阀与豪绅的强取豪夺和苛捐杂税成为困扰各地农村的首要问题。中国各军事集团各政治派系之间频繁的争斗与割据无一不伴随着军事行动与交锋。进入20年代后，华北外患侵寻、内乱频作，先是直、皖、奉各系旧军阀的跨省域交战，随后是新旧军阀及新军阀间的混战，战争断断续续绵延至1930年。内战稍歇，日本侵略旋即而至。战乱中的农民遭受着严重的苦难，如马若孟所言：“没有其他现象对农村造成过像敌对的军事集团互相争夺地盘时造成的这样的动乱和不幸。” [31]
政权的武力化和割据化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失序状态，匪患与兵灾轮番蹂躏，尤其以京津门户、华北军事要地河南和山东为重。山东匪患不绝，其土匪之猖獗，分布地区之广，仅次于河南。 [32] 至1918年，“兖、沂、曹、济一带，上产之家必通匪，不通匪则无以保业；中产之家必蓄匪，不蓄匪则无以安生；贫穷之人必为匪，不为匪则生活无路”。 [33] 横行鲁南胶东的刘桂棠或为匪，或为兵，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所不为。 [34] 居民极感不安，凡有资财者，均纷纷迁避，以致“胶路来青之客车，此项避难者极形拥挤” [35] 。孙宝善和李小七等数股土匪则自1930年起，各聚众数百人，在胶县抢劫绑架，烧杀掳掠。 [36] 据各县地方志载，1912—1935年鲁省107县中有84县有土匪武装力量出没。 [37] 山东聊城因兵灾匪祸，“占山东灾区第一把交椅”，屡遭兵匪洗劫，元气大伤，城东南二十余村，一片焦土。 [38] 河北每遇战事，沧州、静海、独流等邻近各县难民即往京津等地逃生。 [39] 1920年“北仓、杨村一带，已有战事发生，居民异常恐慌，现多有避难来津者”。 [40] 战乱频繁，至一地有事，邻乡皆如惊弓之鸟，应时而动。如杨村军队开火，“而北仓辛庄、西沽堤头、宜兴埠一带之居民，异常恐惶，均纷纷迁移” [41] 。虽无战事，看见军队拥挤也担心有意外发生或无心安居，正定、静海、独流、梅厂等县或镇的乡民大帮逃难到天津。 [42] 1926年直鲁连军和奉军在河北交战，看见军队开来占用民房，天津周边大量乡民会来津沽避难。 [43] 自日军逼近平津后，天津附近各乡村之农民，既害怕溃兵掳掠，又担心敌兵暴行，而以天津为安全地，于是贫民妇孺，多相率逃至津郊一带。另据难民称，家乡本无战事，不过时受溃军凌辱，百姓供给民房饮食，军队甚至逼勒钱财，故不能不走。 [44] 难民在战事稍定后虽多数回乡，但留津者仍不少。 [45] 山东冠县农妇王陈氏因连年兵荒，举家来天津。 [46] 从青岛市贫民调查情况来看，来自胶县、临沂、平度、日照等匪祸重灾区的贫民亦最多。 [47] 从24户进入习艺所的请求来看，有7户因家乡匪灾侵扰，进城避难。 [48]
战争肆虐和土匪滋扰交相为害，农民不仅生活无法安定，财物为其掳掠，且又因政局不宁，捐税加增，富户贫民均不堪负累。乡村地主感叹，“苛捐杂税，固应减免，军队过多，坐食农民脂膏，为农民破产之最大原因。”捐税与兵匪实则均与政治局势相关，彼此引动。舆论认为，“中国人民之最大痛苦，为饱受苛虐之政而无从呼吁”。 [49] “盖中国今日全国之捐税制度，乃世界之最恶者” [50] ，捐税名目繁多，以天津乡民为例，“关于捐税者，田地正赋，田赋附加捐如区经费、建设费、度量衡捐。他若房捐、车捐、警察捐、警察附加捐、屠宰税、青苗捐等”。“其他杂费者，村公所费，官公费如派官车费、摊警察制服费等，统计其正税附加税，及杂费等，为数甚巨。” [51] 有军队驻扎与经过的农村，尚有临时杂费，“如支应军队之索车马，要人伕，派给养，挖战壕等等之费用。” [52]
与民国初年的富户、青壮年进城不同，此时，因兵匪交乘，乡村不宁，无论贫富、良否均有离乡倾向。“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天津人口从1922年的80万，1931年增至1388747人。 [53] 各县的逃犯或兵匪被打散后，往往进城避难，或遣散进城。“1930年5月，胶州闹兵灾，土匪乘机行劫，除城里富商外，受影响的农民不少人来青岛避难，还有像土匪陈宝璋部下被王台红枪会打散后，也来青岛躲避红枪会并谋事” [54] 。安邱县景芝镇人赵丕君原以看坡为业，后因玩枪走火，又不慎打伤警察，便逃来青岛。即墨台头村人邵守法曾于1935年腊月初绑架村民，1936年腊月又到本家邵守江家抢劫，于年底跑来青岛推大车，当苦力谋生。 [55] 青岛社会局称：“胶澳一区民风向称淳朴，青市在从前有夜不闭户之风，自近来内地各县举办清乡，匪人遂群以青市为逋逃薮而宵小鼠窃之辈亦遂由此渐多。” [56] 天津那些资遣回籍的军人，依然身着军装，招摇过市，不少沦为乞丐。 [57] 江苏人李氏，19岁，1935年被盗匪张星三等结伙由家抢出，迫嫁匪伙陈有守为妻，于当年12月随张匪等同来天津。 [58] 张秦氏，23岁，江苏省赣榆县人沙河子人，1935年被匪人张星三绑架奸占为妻，同年10月，随张匪来津，在日租界居住。 [59] 匪徒被抓住后，妻儿往往无以为生，只有投靠救济院。
农村崩溃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是农田荒芜、受灾区域的扩大与农村生产的衰落，以及疾疠的发生。 [60] 首先，农村土地不足、分配不公产生的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农村经济压力不仅在于人均土地尚不足维持温饱，且地权失衡，贫户生存更为艰难。1918—1920年，山东省人均耕地面积在2.94亩—3亩； [61] 1933年人均耕地2.98亩；河北农村人地比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1∶4.2亩。 [62] “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当莫过于今日” [63] ，在河北定县，由于人口过剩，谋生困难，一般有志的男子（他们不一定有农田），多“下关东”，总计每年有五六万人。 [64] 胶东各县因人多地少，或山多地瘠，所产粮食，不足自给，或仅供半年，或不足十月，海阳、牟平、文登、福山、蓬莱、黄县、栖霞、掖县、招远、昌邑等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食粮不足的问题。 [65] 在调查的65位天津铁路职工作工原因中，因乡间生活困窘的有23人，占35.38%，在乡业农者几乎由“生活困难”“水灾”等原因觅食来津。 [66] 据1930年底的统计，天津市境内的农户共438户，农民人数共2783人，农地3981.3亩，人均耕地仅1.43亩，而且西北或北边村庄地势低洼，易成水灾，农民基本不能以务农自给。故周边各村中务农者很少，村民基本依赖副业谋生，以地利之便，进城谋生，或贩卖菜蔬、鱼虾等做小本经营，或拉车、进厂、做苦力等；妇女则为附近工厂糊火柴盒、缝制军衣军帽补贴家用。 [67]
其次，外国货物的倾销和国际资本的剥削，给农业带来重大冲击。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崩溃之原因，“要不外国外帝国主义之侵略，国内封建政治之剥削，及土豪劣绅之重重侵蚀” [68] 。随着外国工业产品进入城乡，广大地区男耕女织、农工兼业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逐渐解体，农村经济日益嵌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商品输入，逐年增加，破产内地原有的经济基础，已使各农村趋于慢性的枯竭。” [69] 世界经济危机使外国货物充斥农村，增加了农民的支出，同时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农民易于受到饥饿的威胁。 [70] 民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为扩充其在华势力，一面推动封建军阀的割据局面致使内战不断，农村建设遭到破坏，农村剥削不断加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过剩商品的侵入，演成土产价跌，利息沉重。水旱天灾和高利贷剥削也是促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因子。 [71] 在青岛，由于渔民捕鱼方法守旧，又加之日本对渔业的侵略，“在这年头，无论渔户渔工，都遭遇着悲惨的命运，血本尽失，而债台高筑” [72] 。
最后是频繁的水旱天灾，使农民处境雪上加霜。从1912年至1949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共发生水灾250次，占全国水灾7408次的30%，旱灾1993次，占全国旱灾5935次的34%，虫灾757次，占全国1719次的44%。 [73] 民国初创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最严重的天灾有1917年的河北水灾，历时10月，受灾103县，灾民635万余人。水灾元气未复，1920年又发生华北五省旱灾，受灾317县，灾民1989万余人。1923年18省水灾，灾情以冀、湘、赣、闽、鲁、豫、鄂各省受灾最重，灾民2027万余人。1927年的山东蝗灾，灾民达700万人，农作物受损严重。1928年华北八省旱灾，冀南鲁西春旱成灾，西北又夏秋大旱，灾民达3339万余人。1931年江淮运三大河同告水灾，年岁歉收，民生受困，农民尤占绝对多数，抛弃田园，流离失所。 [74] 1933年后，华北农村水旱交作，并受世界经济危机之波及，不仅农民生活困顿，中小商人亦受影响，歇业日多，家贫如洗，致各处灾民盈道，饿殍遍野。乡民纷纷向都市求生。郭荣起老家山西太原，几代都是雇农，其祖父年轻的时候给人家看果树园子，“后来因为闹灾荒，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就逃荒到北京，在天桥附近的一家杠房里做工。” [75] 剧作家崔嵬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贫农家庭，因1922年家乡大旱，举家迁往青岛。13岁的崔嵬到大英烟草公司当了一名童工。 [76] 从天津《大公报》记者蒋逸霄对“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报道（见表2—1）来看，信息较完整的16名妇女中，有9位是家乡生活困难而入城求生，6位进城投靠亲人或由亲人、乡邻带到城市谋生，1位是躲避丈夫虐待逃往城市。
表2—1 天津《大公报》“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中关于农村妇女移居天津的情况统计
表2—1 天津《大公报》“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中关于农村妇女移居天津的情况统计续表
农村内部社会风气的恶化，加剧了乡民生活的不确定性。一些分析者在指出天灾、人祸造成的农民生活苦痛、农村经济衰败的情形时，注意到中国农村内部社会风气的变化为农民贫困之重要原因，特别是奢侈之风盛行，毒品充斥，为农村经济一大败源。王镜铭指出冀南农村“浪人横行街市、乞丐满巷塞途，烟鬼充斥，赌棍成行，其他游民不必枚举”，而农村社会破产与恐怖的真正原因，是“黑化澎湃、毒品蔓延” [77] 。即墨金波玉将农村破产的原因，分为“慢性”与“急性”两种；“在慢性中当以奢侈为第一，苛捐杂税次之，急性中当以土产及土地大落价为第一，重利贷次之。”而兵、匪、水、旱等灾，暂且例外。他认为乡村奢侈之风大盛，每人购买烟、酒、皮鞋、肥皂、生发油、雪花膏等普通的奢侈品，平均每人在二元以上。另外的奢侈性消费如赌博鸦片、娶亲殡葬等则花费更巨。 [78] 谭锡纯通过对农村年节市场的实地观察，指出农村于1933—1934年由俭转奢之风猛进，“青年男女嗜好——纸烟、鸦片、白面——也于此一二年中突飞猛进！于农村破产之际再加上‘奢侈’‘堕落’，将来农村前途，令人心悸。” [79] 刘菊泉在对河北唐县农村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农村贫穷的原因主要在于：苛杂的负担太重；日常用品的昂贵；皮行的外漏；毒品的充斥，使得无益的消耗增加，而收入日减。 [80] 据沙河农村读书人的反映，“大概估计，全县二百六十余村，每年毒品之消耗，约在一百五十万元左右”。 [81] 在河北定县，毒品流行被认为是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各村吸食白面及贩卖者，几无村无之，而以城内尤甚，计全年消耗量约在百万元以上。” [82] 乡村毒品的泛滥与土棍的横行，不仅使一些家庭面临更困窘的经济状况，更有一些乡民贫穷起盗心，拐骗妇女进城牟利。晚清以来，统一的皇族国家崩解，却没有形成新的国家权威体系，动荡中的地方强人作势而起，乡村社会基层政权痞化和劣化，或赢利化，加重了乡村社会危机和乡村社会的失序。
近代城市的性别比例失调情形严重。尤其男性青壮年人口比例较大，成年男子婚配困难，且城市妓院众多，拐卖妇女颇为有利可图，被拐卖者多为贫苦人家女子，有些是为父母售卖，有些是为同乡引诱，也有的是遭遇陌生人贩卖。她们年岁不一，或不足10岁，或年近40，进城后一般堕入青楼，或被卖与他人为妻。胶县人王小兆，她9岁时，母亲将其卖给青岛东海楼开乐户的王孙氏家，16岁时不堪虐待逃出。 [83] 又如平度县南乡南阜村人王张氏，38岁，丈夫病故，儿子在昌邑县理发店当学徒，张氏因家中赤贫，谋生困难，于1933年10月，随青岛台东住户李学颜之母来青岛谋生，不料竟被人贩卖。 [84] 尚秀珍，平度南乡上河头村人，因遭生母谴责，到青岛谋事，在蓝村车站被不知姓名的妇女拐至青岛。 [85] 1929年青岛市育婴堂送济良所的18名妇女中，17名是遭绑架而来的乡下女子。 [86] 从“天津社会局调查妓女报告之三”来看，总共记录51名妓女的信息，除因生活所迫为父母质押或自投为妓者外，有8人系被同乡、亲戚拐卖为妓。其中有完整信息记录其原籍在农村务农为业，后来迁居天津的妓女共10名，进城原因：3名妇女因生活困窘来津自投娼门；2位被姨母或姑母诱骗至天津妓院；2位被不务正业或嗜赌的丈夫押入娼门；1名由同乡拐骗至北平后来到天津；2位由父母押入。 [87] 绥远归化城南郊渔和村，王氏率三个女儿参加庙会，日暮狂风骤起，尘沙纷飞，三女被人打晕，转卖到天津。 [88] 天津救济院妇女所和济良所收容的妇女多数被拐卖到天津，或家人卖入娼门。 [89] 村庄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家庭生活的窘迫，使大量女性成为家庭危机的缓冲器，也折射出近代农村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化。家庭是每个个体社会化的第一个老师，是孩子生活的最重要场所，更是孩子的庇护所和教养所。但在家庭经济困窘时，需要孩子的劳动力投入，“卖女”成为缓解家庭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出卖或诱拐女性获得暂时的收入，在近代农村破产的浪潮中比较普遍。
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城市是摆脱苦难家庭的避风港，也是展现自己价值的大舞台。一些女性不是被天灾人祸等外在环境变动逐出乡村，而是因为个人愿望和家庭琐事而主动进城。长久以来中国女性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均为地位低下之弱势群体，对妇女的贬抑不仅得到法律的肯定，且得乡规家训之支持，女性禁锢于家庭中的父权、夫权之下。民国以来，不少女性开始离乡出走。孙鞫氏，24岁，天津县大沽村，私自从家走出，与李子臣同来津市，自入南市德美后宝翠堂为娼。 [90] 35岁的潍县人蒋氏因夫妻关系不和，丈夫又娶，蒋氏便于1935年7月经乡里介绍到李家当女仆，半年后又来青岛投奔李的亲戚郭崇德（39岁，潍县人，在青岛卖馒头）。 [91] 有的女性因嫌恶丈夫 [92] 、反对逼婚 [93] 、与丈夫吵架 [94] 而潜逃进城。在1932年青岛市公安局诱拐妇女的案卷中，记载较详细的涉及女性异常情况进城的24人中，有9人是与公婆或丈夫发生口角后离家进城的。被乡亲或陌生人拐骗进城的3件案件中，也是因为与父母或丈夫争吵，负气出走，从而给拐卖者以行骗机会。 [95] 如周魏氏，23岁，即墨人，因夫妻口角，偷跑出来遇一老妈，欲将其送宝兴里为娼。 [96] 也有的女性被丈夫以各种理由逐出家门后，求生无门，行乞到城市。 [97]
20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呈现分途演进、背离化发展的态势， [98] 城市社会继贸易网络扩大、专业服务发展的同时，出现生产结构的重构、社会结构的分化及生活方式的演进，而乡村不仅罕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且随着新式教育和新式产业的近城倾向和基层政权的劣化武化，农村人力和财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如果说农村经济的崩溃、生活的挤压、兵匪的劫掠，迫使乡民离乡背井，成为绝大多数农民被动进城的动因，那么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农民主动离乡的诱因。
城市发展的溢出效应总是最先惠及邻县或乡区的农民，城市附近的农民近水楼台，常常进城务工，或趁农闲时分来青岛做苦力或小工。如胶县南庄人姜少福至1930年，在青岛出苦力已有7年多。他一般在5月，回家锄地瓜，至8月收好地瓜后，再来青做工。 [99] 胶州自德国在青岛筑港建路后，四方商贾和居民多移住青岛， [100] 即墨“以交通便利关系，来青服务于工商界者日众” [101] 。
天津和青岛较大规模的工厂，尤其是用工较多的纺织厂一般兴建在城郊农村，这便利了当地村民进厂务工。青岛四方、沧口纱厂集中，附近村民进厂作工颇不少，“少壮者作工于工厂，老弱之辈则从事耕耘。” [102] 在李村乡区，村民多赴纱厂做工。 [103] 吴家村的村民，大半均在市内外各工厂做工，专靠田地生活的占极少数。 [104] 天津市内各村庄，有两大特点，一是住户务农者极少，以工商为主业，而以务农为副业；二是土著居民少，而外来移民多。佟楼村和邵公庄两村，人口共6000余人，多外籍，农户合计仅25户，村民多在附近北洋火柴第一厂和济安自来水厂作工。西沽村土著或经商，或负苦，或到丹华火柴公司当工人，农户反而都系客籍。西于庄共2343户，农户仅33户，其他多以捕鱼、卖鱼、拉车、扛包为生。东于王庄农民多来自山东，本地村民则以卖鱼为生。席厂村，近二十年增加400多户，均是外乡人，农民以卖鱼、卖菜、拉车最多。复兴庄和唐家口，住户两万余人，因距离海河近，村民装卸船货或拉人力车、地排车，或进烟草公司作工。小于庄因华新纱厂成立后征募工人，十年间住户从30余户增加到1623户。妇女们或进厂作工，或在家为军服店缝纫军衣，或糊火柴盒。 [105] 某种程度上，这些城边村或城中村成为最早就地城市化的区域，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就地转移的最早一批市民。
同时，城郊农民进城从事农产品贩卖、垃圾掏运均有地利之便，为城市服务的奶牛养殖业、蔬菜栽培业、果树种植业也逐渐兴起。近郊农村开始城市化进程，在青岛乡区，“李村区制造物品，有编制柳筐、竹筐制造冻粉等，九水区有织席制布、糊火柴盒等。沧口一区，品类最繁，共计十二类，一百余种之多云” [106] 。总体而言，邻近城市的乡村最先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无论是进厂作工，就近从事商业服务，或是扩展农业生产经营类别，均较偏远农村有更多的谋生机会与谋利渠道。
移民的家乡会陆续向城市输出他们的乡里乡亲，以满足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些工商业者，为扩大经营，或者寻求更理想的发展空间，依托老乡或亲属进城扩展他们的事业。农村里生计恶化的农民，在亲友乡邻的信息交流中，燃起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去寻找改善生活的机会。如滕虎忱因德国于1899年修建胶济铁路，为谋生计便与五弟跟随父亲前去青岛，在铁路工程处做修路苦力。 [107] 曾令胶东人闻之色变的土匪刘桂棠青年时因家贫到青岛码头扛大包。青岛工商业发展较快，成为胶东各县商家投资与发展的乐土，大批乡民也随着这些商帮到青岛谋生，近代工商业的回乡招工模式更推动农民陆续进入城市。回乡移民的洋气和改变也刺激投亲谋事的进城移民越来越多。 [108] 甚至只要获悉亲戚在城市，没有联系，也会冒昧前往，如救济院游丐收容所收养的乞丐，多有来天津谋生，没有着落。或投奔亲戚，音讯不通，因而流落城市乞讨度日。 [109]
城市的美誉吸引更多对生活充满向往的群体，进城可以求职，可以避难，可以满足对生活的更高期待。弃农为工的久大盐厂工人，他们离开家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地少人多，生活不能维持，二是兵匪水旱，乡间不能居住。还有两种少年并非为生计所困而愿意离开家乡，一种是生活压力较少的少年子弟。家中经济已有父兄担任，他们愿意到城市去走动散心，不做农民。另一种是负气离家的少年子弟。他们在家或受父兄的严肃约束，或与继母兄嫂不合。偶尔负气，便要远走高飞，自寻衣食。甚至有一位工人因生肖属羊，与母亲不合，故在母亲病重时，特意避到久大来。“因此我们知道经济的压迫，固然是农民改做工人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城市生活与乡间生活的不同、家庭不和、迷信习惯，和其他社会情形，都多少有些关系”。 [110]
综上，在进城的宏观背景方面，来自城市内部的资料与农民离村研究的结果有相似之处。首先，农民进城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包括自然灾害、匪患兵灾、治安恶化等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破坏。其次是农村生存压力所致，包括人多地少和税收沉重等原因所致的经济贫困和家庭关系的紧张。再次是城市生活的吸引，这常常来自进城乡邻与亲友在回乡后的信息冲击。改善生活状态的欲望和家庭关系的紧张，驱使在城市里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乡下人开始选择新的职业。
但若从不同时期、不同城市及不同群体的进城情况考量，则又有诸多差异。天津人口激增主要在三个时期：1906—1910年，人口自40余万人增至60余万人；1921—1925年，人口从77万余人增至107万余人，1933—1937年，人口自103万余人增加到126万余人。 [111] 20世纪初，天津租界建立并逐渐扩张，袁世凯主政期间，天津社会秩序相对安宁，工商业开始发展，吸引了技工和商人迁居。到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人口的飞速增加则和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1920年的直皖军阀混战，华北五省旱灾，1923年十八省水灾，1922年、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1925—1926年直、奉军与国民军角逐华北，进入天津的难民络绎不绝，此期天津纺织工业和面粉业大有进步，对人口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加。至1933—1937年的人口增加，则与1934年、1936年天津市县划界有关，1934年将四乡二、五所部分地区划入市区，天津市人口增至118万人，1936年的重新勘界使市区面积进一步扩大，人口增加至125万余人。 [112] 青岛开埠之后，市区人口一直增长缓慢，自1902年的近1.5万人，至1913年5万余人，1918年7.8万余人，1923年为15万余人。1926—1933年市区人口增加一倍有余，自16万余人增加至35万余人，年均增长2.7万余人。 [113] 20世纪20年代是青岛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较20世纪10年代人口增加85.5%，“其故有三：内地匪氛不靖，乡民避难商埠，一也。本埠商业，日形发达，外侨麇集，经营懋迁，二也。俄人来此谋生，络绎不绝，三也。” [114] 此期也是山东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时期，蝗灾旱灾水灾交相侵袭，而且土匪横行，战事频繁。青岛工厂陆续开办，社会比较安定，吸引了鲁南、鲁中大量乡民。
从天津、青岛两地人口激增的时期来看，政治与自然因素而非农村经济压力与都市经济吸引对农民离村发挥着更大作用。城市工业兴起时期，工商业的吸引力及经济腹地的广阔推动城市早期人口的聚集。但自20世纪20年代起，农民的贫穷与乡村的灾荒与匪祸是更重要的推力。近代农业恐慌和农村崩溃论盛行于1931—1935年 [115] ，农民进城高峰却是在1920—1930年。关于此期农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有珀金斯的停滞的平衡说 [116] ，章有义的衰退说，吴承明的增长说 [117] ，李金铮的“相对发展，绝对落后”说。 [118] 徐秀丽等的增长—萎缩—回复的分阶段考量。 [119] 当然，土地承载力与生产技术、土地开发利用、农业生产结构、粮食耕作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均有关系，即使人均耕地减少，并不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必然恶化。在学界研究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经济压力说尚缺乏充足的论据，1912年到1949年，山东农民平均每年闯关东人数达到48万人之多，1926年到1930年，移民数量剧增，尤其是1927年、1929年这两年均在80万人以上，1928年移民最多，达104万人， [120] 农民离村期、城市人口激增期与农业危机期并非同步，而与山东严重的旱灾和军阀混战形势相吻合。当然，土地资源的匮乏确实使部分农民选择到他乡务农，农业挤压出来的剩余人口也部分流向了城市，乡村的灾变与混乱恰为农民规模化进城之主要原因，或则可以认为，大多数近代农民是被逼进城的。
与关注离村源得出的结论稍微不同，进城流的城市内部信息表明，1920年以来，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秩序与自然环境的异常变动，尤其是政治形势的动荡。天津大众媒体均对难民来津多有关注，“近来本埠贫民，日见增多，查其原因，系因频年战事，各县人民，多已无衣无食，故均纷纷来津。” [121] “现因前方战事，各县人民，连日来津避难，为数甚多。” [122] 天津女佣介绍所利润最好的时候，“是每次兵燹，水、旱灾以后的几个月内” [123] 。林颂河对久大盐厂工人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农人弃农就工，平时因为地少人多，生活不能维持，近几年的天灾人祸，使直鲁农民，不能安居乡里，却摇动了农村的基础，经济的影响究竟是最重要的。 [124] 方显廷调查的天津磨房83名磨夫中，多系由农田歉收或为灾害所迫，或因家境困窘，不得不背井离乡远出谋生。 [125] 农村经济的衰败成为移民进城的主要原因。青岛西镇聚居的移民，“或是水旱天灾，或是兵燹匪患，生活无术的时候，便拖老带少，忍痛的背井离乡，跑到这地方来”。 [126] “我国的农村，受水旱天灾的肆虐，兵灾匪患的摧残，苛捐杂税的压榨，不但趋于破产，渐渐到了没落之途。一般穷苦的人，在乡间无法竚足，便不得不拖妻携子的往都市上跑。” [127] 由社会环境变动引致的农村经济衰败成为农民进城的直接原因。
乡村秩序相对较好，社会环境的变动较少的村民往往不愿进城务工，在青岛辖境的水灵山岛，“该岛距青市最近但到市内谋生之人绝少，天主教人曾为在本市介绍月得二三十元之职工，但不数日均弃职逃回”。 [128] 岛民不愿进城，与其闭塞之风与生活习惯有关，也因岛上太平，即使生活贫困，居民也不轻易进城。天津市社会局的妓女调查中，文安县连年水灾，来自文安的妓女有85人，高阳县因织布业发达，妇女有工可务，且土地较肥沃，沦落为娼者仅2人。 [129] 如同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移民多半是被逼出家园的难民，“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加快，一定程度上是恶劣的环境所致”。 [130] 在农村社会控制系统失灵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避免最坏的局面与寻求更好的生存状况，是移民进城的普遍诉求。
由于城乡发展阶段与乡村区位优势的不同，进城农民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差异。首先，在移民籍贯方面，城市乡区和周边农村最先感知城市发展的变化及对个体的机会，是最先城市化的区域群体。此外，原籍手工业和商业基础相对深厚的乡村，很快能把握住发展机会，在城市奠定事业基础，在第一代移民的号召与带动下，相关县镇开始连锁性的迁移反应，形成工商业的行帮集聚现象。在天津，河北霸县、南宫人经营日用百货，枣强、南宫、冀县人从事地毯业，交河人从事铸铁业，蓬莱、掖县、益都人经营饭馆。在青岛，黄县人主营纱布业，开设行栈业从事土产进出口贸易的多是掖县、黄县、潍县、即墨、沙河人，寿光、即墨、胶县帮则把持码头货运。其次，在移民进城的途径方面，集体性的对农民招工和跟从性的随亲友进城，往往易于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最糟糕的是被拐卖的女性和逃难的家庭，进城后或为娼妓、歌女、小贩，或为乞丐、苦力、车夫，常常处于城市底层。再次，在移民性别方面，生活的艰难常常是男性选择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来说，进城提供了摆脱家庭羁绊并实现个人自由的出路选择，不论是逃避旧式婚姻、摆脱家庭不和，还是向往自由择偶、扩展生存空间，她们将城市作为寻求新生活的起点。最后，在进城动机方面基本分为发展型和生存型。20世纪初的青壮年人口进城，主要是发展型移民，他们为谋得更好生活，为城市信息吸引，在老乡的劝诱与帮助下进城务工经商。1920年后，那些被灾荒和兵匪逼迫进城的农民则多是生存型移民，他们在有家难回的时代危机中，以顽强的求生意志与坚韧的生活耐力在街角社会寻找立足城市的一切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