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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行为犯罪”的概念界定，有以传播内容为主语、以传播媒体为主语和涉及“传播”二字三种类型，其各自存在语法或不符合媒介发展趋势和诉讼实践的问题。
对涉及因媒体传播行为导致的犯罪，学界有多种概念，包括以下几类：
此概念的提出者虽未对此概念明确界定，但指出此类犯罪包括利用新媒体实施的欺诈犯罪，利用新媒体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利用新媒体虚假炒作严重侵蚀着公序良俗。 [1]
此概念的提出者将“网络言论型犯罪”界定为“指在做出违反互联网言论自由法律规定而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3]
此类概念包括“媒体（介）犯罪”、 [4] “微信犯罪” [5] 和“网络（空间）犯罪”。其中，“网络（空间）犯罪”是使用最广泛的概念，在中国知网上以此概念为主题词，可搜索到7056条论文题目， [6] 而且，许多知名学者都在使用。 [7] 有学者如此解释：“网络犯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虽然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表述，但其基本轮廓已经显现。网络犯罪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计算机作为犯罪对象（the object of a crime）的网络犯罪；二是计算机作为犯罪主体（the subject of a crime）的网络犯罪；三是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a criminal instrumentality）的网络犯罪。” [8]
此类概念包括“网络传播型犯罪”、“传播型犯罪”、 [9] “信息传播型犯罪”。 [10] 其中，“网络传播型犯罪”界定为“是指利用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通过网络向不特定多数人（计算机）传播信息，达到非法目的的一类犯罪，具有行为超时空性、对象不特定性、结果非可控性；其主体包括非法信息的制造者、非法信息的传播者、负有网络服务监管义务者”。 [11]
上述有关“媒体传播行为犯罪”的概念中，可总结出的规律是：多以不同形态的媒体作为主语。而且，这些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的概念在研究范围上也有共同点：聚焦于使用媒体、面向大众即不特定多数人的传播行为犯罪，而排除了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中的犯罪行为。
首先必须承认，在有关“媒体传播行为犯罪”的概念中，相对于以传播内容为主语的概念即“（网络）言论犯罪”和“媒体信息犯罪”概念，以不同形态的媒体作为主语的概念有两个进步：一是部分解决了语法问题，即当将媒体（介）理解为媒体机构时，此概念在语法上成立；二是内在地包含了因信息传播引发的犯罪。然而，“微信犯罪”“网络犯罪”“媒体（介）犯罪”概念在概括此类犯罪行为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媒体”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等。 [12] “媒介”一词在《辞海》中有4种解释，与本书探讨问题相关的解释是第二种解释即“各种信息的传输手段。如新闻广播等”。 [13] 尽管“媒介”和“媒体”在词典中的解释都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或手段，但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与犯罪行为的关联语境中，其基本含义为媒体组织，那么，依照语法结构，则“媒体（介）犯罪”基本含义为媒体组织的犯罪，即犯罪主体系媒体。然而，即使在涉及传统媒体的传播犯罪行为中，自然人即记者本人作为被告人的诉讼也存在。毕竟，“自媒体”只是一种比喻，涉及“自媒体”的犯罪嫌疑人均系自然人，这就需要对“媒介”和“媒体”做扩张解释——第一层扩张解释。
如果将“媒介”和“媒体”含义扩张解释为记者，似乎并不过分。问题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自媒体的普及，媒体组织之外的自然人作为传播犯罪行为的当事人越来越多，而媒体则“置身事外”：（1）在网络微博上传播信息而涉及犯罪的诉讼中，检察机关根本不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而只对自然人即网络用户。如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诉律师陈光武诽谤罪案。 [14] （2）在利用自媒体的侵权或犯罪中，主体实际上就是自然人，这种传播方式中，根本不存在“媒体组织”，更不存在媒体组织的把关——这类案件会越来越多。如果将“媒介”和“媒体”扩张解释为媒体组织之外的人，则为第二层扩张解释，不免牵强。
所以，“媒体（介）犯罪”虽然在语法结构上比“（网络）言论犯罪”“信息犯罪”合理，其从犯罪主体的角度对大众传媒传播引发的犯罪进行概括，注意到了新媒体环境下自然人用户同样是媒介的使用者、信息的发布者，但没有注意到自然人用户作为被告人、作为单独被告人越发普遍的现象，因此其对媒体传播行为犯罪的定义依然狭隘，不能适应所有犯罪主体，已经落后于此类犯罪诉讼实践。
另外，我国《刑法》并未在分则中依据主体进行列举，而是依据客体进行分类，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从犯罪主体上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归纳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就传统媒体因传播导致的犯罪而言，如果其记者或媒体外的作者被起诉，责任主体应该是记者或媒体外作者本人，媒体并非被告人。如此，在不存在单位犯罪主体的情况下，从文义上分析，同样需要对“媒介”和“媒体”做扩张解释，而且面临与对犯罪主体进行第二层解释时同样的牵强。
在此类犯罪中，媒体行为分主动直接犯罪即作为和被动间接犯罪即不作为两类：前者包括其单独的作为与合作的作为（共同犯罪），而“媒体（介）犯罪”很难说明合作的作为。关于后者，如前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组织之外的自然人作为传播犯罪行为的当事人越来越多，如网络用户在网络上发布犯罪信息系主动的作为，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采取删除、屏蔽行为，则系不作为（如犯罪行为不明显则网络服务提供者无义务作为）——此种情况使用“媒体（介）犯罪”，显然不科学。
从司法实践来看，一些案件中，即使媒体是作为被告人，法院基于案情（如媒体已经进行更正，或媒体没有过错），最终并未裁判媒体承担刑事责任，而是裁判其他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此类案件中，最终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主体并不是媒体。所以，“媒体（介）犯罪”不仅不能反映社会实际，也不能反映司法实践。
总之，从犯罪主体角度对媒体传播行为犯罪进行定义的“媒体（介）犯罪”虽然比以传播内容为主语的概念有所进步，但仍然是一个笼统的、通俗化的表述。所以，“媒体（介）犯罪”概念，也已经落后于传媒的发展及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