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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汉语教育作为典型，分析民国时期华侨教育政策的利弊得失，因为南洋华侨的汉语教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民国时期的中国侨务委员会委员、著名华侨教育家汪同尘曾说：
海外侨胞之感受痛苦者，以在英荷两属之南洋为最。……且南洋华侨为数特众，又以种种关系，对于祖国情怀较深，彼此之间往来亦密。故……大可举一反三，从一斑而窥全豹也。
需要说明的是，华侨汉语教育是包含在华文教育这个大概念之下的。因为汉语既是华文教育的教学语言，也就是说汉语在华文教育中具有工具性；汉语又是华文教育乃至华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谈华侨的汉语教育政策势必会牵涉到许多华文教育或华侨教育政策的诸多相关内容。
华侨教育的目标、宗旨和教育方针在民国初年只不过是“过去华侨教育的传统，以防止被人同化，保存中国特性为首要目标”。
1926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召开的荷属华侨教育研究会的决议，开始明确提出荷属侨民教育的宗旨为：“养成健全之中华侨外国民，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培植适于南洋之充实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
这个宗旨除强调华侨教育的传统外，还要求华侨教育要培养适应当地的生活能力。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华侨教育的目标、宗旨，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1930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华侨教育议决案特别强调：“力谋华侨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及补习教育之改进和发展。”
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制定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其第七章第一节明确规定华侨教育的目标是：
一、根据中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谋华侨教育之统一和发展。二、根据华侨之特殊环境，为提高华侨在国际上的地位，促成中外民族间之平等起见，应从教育方面力谋华侨民族意识之增进，华侨自治能力之训练，与华侨生活之改进及生产能力之养成。三、根据华侨教育之实际状况，力谋华侨普通教育、职业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及补习教育之改进和发展。
因而“自民国二十一年侨委会直隶行政院，于是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标准，确定根据侨民所在地的特殊环境，按照侨生身心发达的程度，注意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以及改良生活，发展生产的知识技能。”
1933年4月《侨民教育实施纲要》再次明确规定了华侨教育的具体方针为：“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标准”，“依各地之特殊环境，实施方式以不受事实之牵制，务达到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及改善生活，增进生产能力为目的”。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期的教育方针，以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例：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尽管上述有关华侨教育宗旨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但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华侨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旨归；二是华侨教育要为改善侨民在居留地的生活环境，提高侨民的自立自强能力服务，也就是说要实现当地化。由此可知，作为华校教育重头戏的国语教育当然也概莫能外。
1.向国外华侨的党化教育提供经济支持
戴季陶在第一次华侨教育会议闭幕式上发言有四项内容，筹集华侨教育基金及请政府每年拨发补助费就是其中一项。
1930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补助海外党部经费酌予补助华侨教育事业训令》。
2.强调教师要信仰三民主义
（1）选择的教师要信仰三民主义；
（2）对已用教师灌输三民主义，第一次华侨教育会议还通过了“促进华侨学校教师研究党义案”
。
3.海外党部参与华校的管理
1931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拟订、颁布了《海外各级党部推进华侨教育办法》。
该办法囊括了华侨学校从招生、教学、训育到资金筹募等的方方面面。
4.让学生沉浸在党化教育氛围之中
华校小学课本第一册国文的第一课就是：“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们上学校去。”开学第一天，校门口所悬挂的，一面是国旗，一面是党旗。
1.三民主义在师生中扎根
1931年12月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检送海防华侨时习中学请政府补助经费建筑学生设施函”其原呈中有：“……年方五六岁之幼稚生能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其修学较深者均能以党国健儿自许……”
2.引起殖民当局的警惕和打击
党化教育使华校严重习染了政党色彩，华校师生与居住地殖民政府不同心同德，这种情况直接威胁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殖民政府千方百计要将华校的控制权从中国政府手中夺取过来，例如国民政府文官处曾多次就英荷南洋属地政府限制侨校使用党化教科用书、请求交涉的事情，向行政院发函。
3.汉语教育逐步受到限制
根据1923年的教育报告书，注册的学校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津贴金，其原则之一是：以学童的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如果土生华人本身没有母语，则应以英语作为其语言，直接进入英校。此外鼓励华校操用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分裂华社。
随着殖民政府对华校控制的强化，反对将华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做法就日益变本加厉了。
民国时期华文教育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是加强母语教育，而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认同是获得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政治学上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国家和民族的定位。这种定位首先体现在文化认同上，而文化认同又体现在母语的认同上。民国时期华校的母语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让学生在母语学习中认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培育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确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志向。本文以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第四册为例进行说明。
1936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指出：根据本党（指国民党）的主义，尽量使教材富有牺牲、互助、奋发、图强的精神。凡含有自私、自利、浪漫、消极、退缩、悲观、封建思想、贵族化（如王子公主……之类）、资本主义化（如发财……之类）等的教材，一律避免。
《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在教材内容的编辑方面可以说比较严格地落实了上述要求。
本套教材除了落实国家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之外，尤其注重中华民族的精神复兴，许多选文内容都蕴含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力图借此激发儿童救国生存的意识与情感，反映了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在《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中有如下文字：关于下列的教材，尤应积极采用……（2）关于奋发民族精神的，例如：（甲）爱国、兴国和民族革命、民族复兴有关的；（乙）和国耻国难有关的
。
甲、乙两方面的内容如第一册中《岳飞的军人生活》不仅是使儿童知道岳飞的军人生活，且为培养儿童崇拜民族英雄的情绪。再如《诗二首》唤起儿童抗敌救国的情绪。第二册中《世界最大民族》，讲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是经济状况不理想，人口总消费太大，但又说要是充分利用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发展生产，那么中华民族将成为更伟大的民族，建设更好，人们生活水平更高。再如《黄天荡之役》（一）和（二）教学目的中就有：使儿童欣赏一篇民族英雄抗敌的故事，借以培养儿童之爱国热忱。第三册中两则外国民族英雄的故事《死里求生的凯末尔》和《甘地的刻苦生活》教育学生从小懂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宗爷爷》教学目的有：①使儿童明了北宋末年汉族所受的外患——金人侵入；②使儿童知道宗泽抵御金人的功绩，引起儿童们的爱国情绪。《张巡》（一）（二）教学目的：使儿童知道张巡死守孤城的经过，引起他们为国牺牲的决心。
（丙）和中华民族的构成及文化有关的：这方面的课文如第一册中的《咱们都是中国人》教学目的：①使儿童知道凡是生长在中国的人，不论性别、年龄、籍贯、氏族，都是中国的儿女。②使儿童努力做堂堂的中国人。第四册中的，《万里从军》通过哥哥和妹妹的谈话，教导儿童必须具有爱国之心，并且愿意为之而奋斗。《凿隧道》的教学目的是使儿童养成艰苦卓绝的精神，和服务人群的决心等。
本套教材中，内容直接涉及爱国报国振兴中华的课文就有40篇之多，约占全套教材课文的2/7。华文教学不但要教授语言，同时还要传播中华文化，这是华文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更是它的使命。海外华人在其居住国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只有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特点，才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越来越成为海外华人的共识，也是华人经济成功的秘诀所在，可见，传播中华文化是培养华裔学生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培养华裔学生认同祖籍国，增进对祖籍国的感情，为中外友好和交流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唯一途径。
1.注重具体事实的渲染
《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在涉及爱国主义教材的编选方面主张：以根据历史事实，不流于感情叫嚣者为限。
本套教材中，除了第一册《国庆日的歌》和《协力同心》，还有第三册《爱国儿子的一封信》和《爱国母亲的一封信》四篇课文因为体裁的原因有些文字比较直白地宣扬了爱国图存的思想之外，其他的课文所表达的爱国情怀都是来源于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学生在学习课文内容和表达技巧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2.以认同感为切入点
海外华人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逐步吸收、融合了当地的文化，但他们身上仍保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散发着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根”的意识并未随着时间的久远而趋淡。他们让子女学习华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接触、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华裔学生有着这样的背景渊源，自然对中国文化有更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该教材以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为切入点，导入中国文化。第一册第一课《咱们都是中国人》的教学目的：使儿童知道凡是生长在中国的人，不论性别、年龄、籍贯、氏族，都是中国的儿女；使儿童努力做堂堂的中国人。第二册第一课《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教学目的：使儿童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人口之多和与他的利害关系；使儿童明白我们中华民族，只要大家自己努力，自己要好，就有绝大的希望。第三册第一课《张巡》的教学目的：使儿童知道张巡死守孤城的经过，引发他们为国牺牲的决心。第四册第一课《斯巴达的国民训练》的教学目的：使儿童知道斯巴达人那种忠勇壮烈的性格、为国战死的事实，培养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以认同感为切入点，在培养华人子弟汉语交际能力中，既有语言知识的传授，又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意义。
3.文化导入侧重点有偏差
语言教育的作用不外两个：掌握工具，实施教化。二者相较，掌握汉语这一交际工具，实现海内外华人的顺畅交流应该和宣传认同中国同等重要。因此，华文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应侧重介绍当代社会生活中那些“活”的文化习俗，即“共时文化”，对某些过时的、古代的、传统的或现实生活中少见的有选择地适当加以介绍。语言教学的过程是训练学生掌握目的语及文化的过程，归根结底是要学生能进行交际，因此，只有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共时文化，才能达到教学目的。这本教材这方面做得不太好，中国文化古代介绍的多，现当代介绍的少，不合实用。这可能也跟编者有意避开南洋殖民当局图书检查所关心的一些当时敏感问题有关。
认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民族认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不是排斥外来文化的方式。民族文化应该向所有人类文化开放。母语文化是民族的、国家的，也是人类的，民族文化是在与人类文化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对母语的崇拜，理应包含对人类文化的崇拜，包含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接纳。
民国时期的华校国语教材是将华夏儿女的民族认同的构建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的，但是为了使华侨华人尽早适应多元文化，提高生活技能，融入本地社会，有关各方在推动国语教材的本土化方面还是做了一定的尝试性工作。
民国时期华校的国语教学大部分延续清末的传统，使用大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教材。1917年黄炎培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后。就指出了“现行教列书之不适用于南洋”的问题，倡议各地华侨教育团体应像荷属华侨教育研究会那样，组织教材调查部，由各校教员合力调查当地社会状况，作为编写教科书的参考。此后不久，国内热心华侨教育的教育界人士即开始着手编写专门的华侨学校教材。以下我们胪列了一些华校专用的国语教材。
1.俞焕斗编：《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
2.王志成编：《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新加坡：中华书局1952年版。
3.吴伯匡等：《南洋华侨国语读本教授书》1—6册，中华书局1932年版。
4.乔砚农编著：《一千字的基本国语话》，北平：国语华侨教育社1939年版。
5.陈抚辰编辑，金衡甫校正，张瑞安校正译法：《南洋华侨国语教科书》（上、下），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版。
6.周肇华、李文渠编辑，柏海翔校阅：《民国华侨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1—10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版。
7.吕思勉编：《中华民国国文教科书》（1—12册），上海：民国南洋图书沪局1913年版。
8.《新国文》，文成书局。
9.王祖廉等著，张国基校阅：《南洋华侨国语读本》（1—8册），上海：新国民图书社1933年版。
10.庄适编：《南洋国语教科书》（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1.朱麟编：《南洋华侨国语读本教授书》（1—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12.吕伯攸、杨复耀编，朱文书校：《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1—8册），上海：中华书局1937—1938年版。
1927年9月同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后，编审南洋的书籍与教材就是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1935年冬，侨务委员会设置“侨民教育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室。从事编辑教本、教学法及补充读物的工作，嗣以抗战爆发、国都西迁而中止。1938年，成立“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订有“侨民中小学教科书编辑计划”，考其内容；除抄录《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的第七章华侨教育部分所列项目之外，未有详细的目标及编纂方法，既不足为工作进行的规范、也不足以为检讨过去的标准。当时虽完成高级小学用书24册，初级小学用书36册，但由于教材大纲未经缜密的排列，即行着手编纂，故问题甚多，1942年该室并入“南洋研究所”后，有拟订侨校课题标准的计划，虽曾邀集侨教人士会商数次，但碍于经费而未及进行，使得侨校教科书的编纂由于缺乏课程研究的基础，效果因而不够理想。
“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编写出的教材，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却缓解了华侨小学教本缺乏的问题，而华侨中学的教材仍付阙如。为此，“南洋研究所”建立后，该所教育组搜集侨教人士的多方意见，加以归纳，确定了各级侨民学枝教材编写的宏观原则，强调在编辑各级侨民学校教材时，除了注重本身的学科内容外，还应遵循如下原则：“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及祖国国策之阐扬；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及责任；祖国政治、省地政治及世界政治形势之认识；祖国社会及当地社会之认识；华侨自治训练；居留地自然现象之认识，尤注意当地之资源；生产意识之灌输，及生产方法之改进；各国殖民事业与华侨之关系；华侨对于世界人类之贡献及责任。”
以上述宏观原则为指导，教育部教科用书委员会受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的委托，对华侨初中国文、公民、历史、地理、博物等5科的教材进行了编写。据当时编委会的实际负责人李清悚介绍，其编辑标准大部分采自国内初中教本，小部分是根据侨民特殊需要而加入。
不论个人、书商和国家编写的华校国语教材名为专为南洋华侨学校编写，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大陆通用国语教材的内容和编辑模式。而编辑名副其实的南洋华校国语教材在民国时期又没有足够的条件。权宜之计是再编写一套适合南洋风土人情的国语补充教材。
在这种情况下，南洋国语科补充教材就应运而生了。
1.该教材的内容安排
章集贤是福建漳州的一个少年。因为他父亲在南洋经商，所以也跟着水客从厦门到南洋来学习商业。他到了南洋便把路上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游记。从新加坡开始后续的游览地点分别是巴城、茂物和万隆、日惹、梭罗、泗水、三宝垄、井里汶。本教材以地理为经，使学生明白南洋各地的位置、疆域、交通、沿革、物产、商务和土人风俗等。从内容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内容的当地化和语料的当地化，基本上达到了本教材的编辑主旨：养成学生应付环境的能力，以达到健全华侨的目的。这也是该国语补充教材做得最成功的地方。
2.该教材的形式特点
词语和句式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符合儿童阶段的语言水平，例如第一课：
水客带我上了岸，两人便坐了一辆人力车，向大马路走去，看见街道宽平，市面热闹，两边的房屋排列得很整齐，华侨商店竟占了十分之九，来往的人各种都有，真算得一个人种博览会啊！
文辞活泼生动，合于儿童心理，间有自然描写，富有文学趣味，以引起儿童的美感。
荷属地的市景真觉得清幽，一宅一宅小巧而轩敞的洋房，都给花木环抱着；参天的古树夹道成荫，这是值得赞美的。
行文简单清楚，以利接近实用。
回家后接到三宝垄朋友来的信，说道：我知道你也到南洋来了，我心里真觉得欢喜。想你在路上是一定平安的，我希望你来叙叙。
本教材各种文体都有，第一册是游记体、叙述体、书信体和诗；以下各册，还有其他文体。总之，国语补充教材实现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语言表达不仅正确、得体，清楚明白，而且音节和谐，朗朗上口；色彩鲜明，表现强烈；意象优美，意境深邃。
另外，因为该补充教材是以一个从大陆刚到南洋的青年的旅程为线索写的游记，所以课文整体性很突出，无论是语段还是语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都考虑到了课文的整体性，词语句式正确得体，话语衔接符合逻辑，段落起承转合自然，课文过渡线索清楚。
3.本教材的使用要求
共分四册，供南洋华侨小学国语科前期三、四年级补充使用，每学期用一册。教师可删除教科书里不适用于南洋的课文，而代以该教材。仅供现在补充之用，将来南洋华侨小学教科书编就出版之后，即行废止。
4.民国华语教材当地化的不足
尽管民国时期的华语教材在当地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总体来看还是浅层次的。
（1）本地文化宜增加，生存目标应强化。
民国时期由中国国内编写的南洋国语补充教材在课文内容当地化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
本教材注重华侨现状，不论农工商业，和文化设施，社团组织，都有讲到。使学生明白侨界大势，并且记载史迹，表示前人辛苦缔造的不容易，以唤起学生保持和发展的观念。本教材对于开辟南洋的伟大人物，亦都纪入，以为学生感性之资。
下面是“马来亚华校国语教材编纂原则”中的相关内容：
课文中除马来亚景物外，应注意中国文物及各民族间的和谐与互相尊重。课文的分配，应适合于现行学制，而与假日节令及一般的风俗习惯相配合。书中插图，在可能范围内，应以日常所见的景物为内容。关于应用文的阅读及其格式的了解，应包括日常所见的文告及报纸中的广告。
对比以上两种国语教材的编写原则，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时期华侨国语教材内容的当地化还是比较浅层次的、粗线条的，文化内涵基本上只有中华文化。1951年发布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认为：华校所需要的是编制一套课本，基于最进步的教育原则，迅速而有效地灌输儿童以他的背景与环境的事实，和谋生服务所需的技能，以及能使他成为所居住的社会的富有创造力及快乐一员的态度与理想。
在国语的文化认同和培养目标方面，上述意见也是很值得参考的。
（2）仍然以阅读为主，技能训练不全面。
华文教学和语文教学存在着一个教学原则的不同，那就是语文教学是第一语言教学，而华文教学则是作为继承语的汉语教学。我们先看看“马来亚华校国语教材编纂原则”中有关口语等语言技能训练的标准：
以标准的中国语音及习用的语法，养成正确的听力、阅读及发表力。
口语练习的机会及其正确性，应特别注意，问答应从完整语句入手。
课文中之练习，应有全盘的计划，语法与生字难词等，均应不厌重复，尤以虚字的用法，必须适合程度，而继续练习，以求正确的应用。
再看看中国大陆1936年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
第一 目标
在“作业类别”的“说话”项下有：
（1）日常谈话的耳听口说。
（2）问答、报告、讲述故事、演说、辩论等的练习。
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作为第一语言的语文教学，听和说的技能训练，往往被忽视，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听说能力，再练习，似乎成了多余；而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华文教学则不同，它所面对的学生是母语非汉语的人，不会说，听不懂，更不会写。因此，华文教学的技能训练十分重要。要教学生从学发音、学说话开始，听、说、读、写，循序渐进。专家们指出，在华校的国语教学中，“必须把语言要素的教学与言语技能的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要以技能训练为中心”
。
民国时期华校的国语教材仍然沿用了我国语文课程的重点取向，即：沿袭了古代读经式的文选阅读课程形态，一以贯之地坚持“阅读”重点，语文课主要时间花费在阅读上，强化语文课程对学生的教化功能。“阅读”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对学生的语言表达也可能产生迁移，但是它毕竟不可能直接替代学生听说和写作的训练。通过阅读来学习语言，对形成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阅读能力为学生的说话和写作积累提供语言材料，然而在说话和写作中如何根据具体情境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提取、加工和组织，这些能力不能通过阅读获得，只能通过说话和写作的实践才能不断体验、积累并提高。以文本阅读为主要方式来学习语言，对一门以学习语言为主要目标取向的课程而言，显然是有缺陷的。国内的语文课以文本阅读为主要方式学习语言，尚且是有缺陷的，那么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华文教学来说，就更是不符合华侨华人居留地社会现实的。
（3）教材通用词汇多，专用词汇少。
学者郭熙曾指出：“词汇和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各种社会变化、文化积淀都通过词汇表现出来。因此，华文教学当地化中，把词汇作为关注点是自然的。”
“马来亚华校国语教材编纂原则”要求“根据精审选订最适用的字汇，以儿童一般的既得经验为基础，逐渐扩充其经验范围，而与其他各科作有系统的联络”
。而“最适用”的词汇我们觉得除了学习华人世界汉语的通用词汇外，华侨华人生活的本地专用词汇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民国时期华校的国语教材所出现的词汇和大陆用的国语词汇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专门为华校编写的国语补充教材除了人名、地名等一些专有名词能体现东南亚本地华人语言的词汇特色外，课文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所用的词汇就与正式教材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教材内容与东南亚的社会现实仍有较大距离有关。在处理通用词汇和专用词汇的关系方面我们同意郭熙先生的观点：“就理论上来说，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多用通用词语；但潜在的问题是如果片面强调通用，可能会出现脱离实际应用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些华人社会，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来说，语言环境的缺乏直接影响到华文学习。这时，最好的方法是要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语言的使用。如果基础阶段只教通用词汇，可能会导致一些当地常用词不能出现，这就形成一个怪圈：学过的词用不上，要用的词又没有学过，影响学生基础阶段的华语交际活动的开展。”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材必须有主体思想，适于学生学习，利于学生学习。为此，着眼学生主体，利教更应利学，紧密联系学生生活选择课文。
（4）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实现教法当地化。
中国老师教、学生听的传统语文教学方法不符合国际母语教学的主流。以此教法为指导思想编辑的国语教材自然不适应东南亚本地的华语教学环境。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材必须有主体思想，适于学生学习，利于学生学习。为此，着眼学生主体，利教更应利学，马来亚的华文教材编写反映了上述理念：
课文不仅应生动有趣，适合儿童心理，且须便于表演及其他游戏方式的活动。想象性的教材和现实的教材，须适应儿童智力，使其调和而不芜率，且有助于思考力及进取心之发展。
我们看一下民国时期国语教材课文练习的设计，以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第三册《曹刿论战》的教学过程为例。一预习1.概览，2.摘记及检查；二默读及考查1.默读，2.考查；三解释1.补充订正，2.解释疑难；四朗读；五深究；六吟味；七整理；八练习1.问题解答，2.节短，3.改写，4.编剧。学生的主体实践活动还不够突出，特别是引导学生到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和运用语文，激发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还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语文教材的层次性、启发性、趣味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启发性、趣味性还仅是作为对教师教学的要求，而没有作为对教材编写的要求来看待，因而语文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亲和力、引导力不够。
暨南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华文教育的学校，这早已为世人所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学府也为华侨回国就学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条件。民国时期，政府先是要求广州、厦门、天津、南京、北京、上海等华侨来往比较多的城市的大学开展华文教育，到第一次华侨教育会议时又提出：
顾升学之地过少常令多人望洋，此后国内各大学必须一律开放，国内各大学内应有适合侨胞之课程，以引起来归之兴趣。侨胞之所感困难者，大都在本国言语之不通及本国文字程度之低浅，各大学苟能与以便利，为之开特班以资补习，为之设所需要者而授之，则来者自日多，而其学成者则又能扶祖国文化以远播海外，于吾民族精神之发展，关系至重大也。
国内高校也的确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尽力做好华侨学生在国内就学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汉语文化的补习工作。例如，《教育部公报》第八年第五期，指令第五百五十四号，十年三月十八日，《令北京大学呈一件送附设华侨国文补习科草案及课程单，请核示由》。该命令的原呈中，北京大学将附设华侨国文补习科的类型、机构、经费、膳宿、每学期的课程设置乃至图书的使用都安排得相当周详。
（一）今天我国孔子学院的设立和运行中要尽量彰显汉语作为世界重要交际工具的特点，尽量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不然会引起有关国家的疑惧甚至抵制。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我们汉语的国际推广可能不会如愿以偿，甚至会事与愿违。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由国内转向国外是很正确的，不仅民国华文教育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国际传播也是这样的。
（三）教材和教师当地化是汉语传播的老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国内外的汉语教育同中有异，只有落实好当地化，才能使我们的汉语国际推广富有针对性，做到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