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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一脉相承，中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悠久的文明，文明的代代传承形成了一幕幕壮阔的文化遗产，中国雕塑艺术就是壮阔的文化遗产中一朵绚丽的七彩之花。
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性，其发展以原始社会为源头，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更是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高潮和衰落等多个阶段。在原始社会和商周奴隶社会时期，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就开始孕育并缓慢发展；到秦汉与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已经发展到趋近成熟，也出现了传统雕塑艺术的首个高峰；唐宋时期，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达到了顶峰；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发展一般都会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民间习俗、宗教观念以及文化礼仪等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比如，古代国人非常重视丧葬，不仅会将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随葬，还会陪葬形形色色的各种偶人或雕塑的器具。尤其是帝王、贵族等为了显示自身地位和尊贵，不仅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陵墓，还会在陵墓外内外陈列各种雕塑作为守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始皇陵墓，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还有数量巨大且工艺精湛的各种雕塑陪葬品，如兵马俑、铜车马、石质铠甲、百戏俑、文官俑等。
宗教雕塑是中国传统雕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大量的宗教雕塑开始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兴起，而且因为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雕塑风格特征，比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拥有多种多样的佛教雕塑，其中窟龛、石雕造像、泥塑、石胎泥塑等数不胜数，其规模和雕塑特征均有所区别，被誉为东方雕塑馆。
还有最能体现古人图腾文化、愿望、想象以及宗教信仰的建筑装饰雕塑，不仅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还体现着古人的智慧和精神诉求。比如，古建筑中的砖雕、门窗上的木雕、栏杆雕塑等不仅能够点缀建筑物，提升建筑物的美观程度，还能体现古人对神灵和大自然的信仰及崇拜。
另外，最能体现中国民间色彩的各种实用性装饰雕塑和小型赏玩类雕塑，如玉雕、根雕、屏风浮雕等，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习惯，还是古代生活和雕塑艺术真正融合的体现。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风格和西方雕塑艺术的风格存在极大的迥异性。
不管采用了何种创作方式和材料，也不管运用了何种雕塑手法，只要能够真实表达雕塑者的情感、能够倾诉雕塑者的心意，这样的作品就可以称为写意雕塑。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大处入手，追求整体的审美效果，讲究意境生动、写照传神、气韵灵活，并不会刻意注重雕塑的写实、刻画的精确以及比例的严谨。简单来说，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蕴含着传统文化，可以让观者和作品产生共鸣，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不详，根本无法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境。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特性，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才打破了程式化的设定，体现了一种自然流畅且无拘无束的真实情感。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缘起于原始社会，其发展过程中自然传承了原始社会中的宗教神秘感，而且古人已经感受到了宇宙的虚空和无垠，认为这虚空和无垠就是万物的本源，这种感受付诸雕塑形态之上，就形成了在有限中包含无限、在形态中体现天地和阴阳的特殊型写意雕塑。西方雕塑艺术源于古希腊，其本身拥有与古中国古代不同的世界观架构，如主客分明、物我对立，并认为要客观地把握自然，要理智地认识宇宙规律，这使西方雕塑艺术呈现了理性核心和理性造型，展现了严谨、求实、具象化的造型风格。
中国传统雕塑完全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脉络之中，文化脉络的演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雕塑艺术之中。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发祥于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具有独特的面貌。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雕塑以对石器的雕削磨制以及对陶器的捏塑烧制为主，很多该时期出土的器具都具备人物或动物的形象，且风格粗犷、质朴，兼具实用性和图腾意味；商周时期，青铜器出现，雕塑形态以鼎、尊为主，属于祭祀礼器，因此其雕塑风格凸显了部落对精神的追求，其雕塑带有着一股鸿蒙时开天辟地般的清新朝气；春秋战国时期，雕塑则重视运动感和旋律感，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活力和非凡气势；秦汉时期，各种陶俑、铜铸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威武与豪迈，还展示了民风的强悍与霸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开始兴盛，因此此阶段涌现出了各种供寺塔所用的木雕、泥塑、石雕、铜铸等佛教造像。其逐步融合了中国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雕塑艺术，如初期佛教传入中国，雕塑艺术手法圆浑，风格奔放粗狂，之后佛教雕塑艺术开始明显汉化，佛像雕塑风格开始秀骨清像，华丽动人。唐宋时期，中国雕塑艺术步入巅峰，不仅各种宗教雕塑发展迅速，建筑装饰雕塑、陪葬陶瓷雕塑、宋代砖雕等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雕塑风格，如有些体现了汉唐的雄伟气派，有些则反映了盛世的灿烂多姿。进入元明清时期，雕塑风格开始转向真实和简练，原本气势磅礴的汉唐风格开始消失。
虽然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和西域文化开始交融，从而让佛教雕塑开始崛起，但因为宗教雕塑本身繁复且具体的展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使宗教雕塑出现了模式化特性，缺乏个性化和人情味，其精神和情感方面的体现显得极为固化，千篇一律。比如，大部分宗教雕塑所反映的都是神佛高渺深远、超凡脱俗以及望空凡尘的精神状态，这就让宗教雕塑缺失了世俗化和民俗化的情感表达。
中国传统雕塑虽然表现手法多样，且文化传承久远，但是并未取得同绘画、诗歌以及辞赋一样备受推崇的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雕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间传播、生存与发展的，往往被视为微末技能。比如，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北史·李浑传》中的成语“雕虫小技”，其本身就有将雕塑艺术指代不足道哉的小技能的含义，也就是说，即使在雕塑艺术发展鼎盛期的唐代，雕塑艺术的地位也不高。也正是因为传统雕塑的民间化使中国传统雕塑往往生活化色彩较为浓郁，其本身的发展和架构并没有形成规整而精致的体系，所以实用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雕塑艺术占据非常大的比例。
中国传统雕塑大体划分为宗教雕塑、墓葬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和器物文玩雕塑，其中每一种都能够再次进行细分。宗教雕塑可分为石窟雕塑和寺庙雕塑，而且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雕塑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墓葬雕塑可根据王侯将相的不同身份、地位分为多种表现形式；建筑装饰雕塑可根据不同建筑体系分为不同形式，如宫殿类建筑的雕塑磅礴大气且和神话图腾息息相关，园林类建筑的雕塑多精致，并且融合了民俗文化中的辟邪、长寿等美好寓意；器物文玩雕塑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不论随身佩戴还是日常把玩，不论出行所乘的车马还是体现身份的佩剑等，都拥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雕塑题材来看，西方雕塑艺术的题材核心是表现人，其他题材的雕塑相对很少；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题材则多种多样，人、动物、树木、山水乃至各种神话传说都有所体现，只要是和古人息息相关的事物、精神寄托以及愿望，都被雕塑工匠表现在了传统雕塑之中。
传统雕塑形式和题材的多样性也使传统雕塑的材料同样富有多样性。金、银、铜、铁、黏土、石、木、竹、玉等均能够在巧手工匠的加工下呈现出姿态万千的雕塑面貌。
首先，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吸收和借鉴了很多绘画的表现手段，尤其是对色彩和线条的应用，如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在刚出土时的颜色多种多样，有朱红、粉红、粉绿、粉蓝、枣红、黑、白、粉紫、橘黄、中黄、赭色等，只是出土之后因为受到氧化全部褪色，但其对色彩的运用可以说完全吸取了绘画中色彩的表现手法。传统雕塑的绘彩使雕塑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审美感受。同时，传统雕塑艺术融合了绘画中线条的应用手法，线条自由灵活、丰富多变的，将雕塑的形态、情感乃至性格都展示了出来，体现出了雕塑本身的节奏和韵味。
其次，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运用了各种技法，包括圆雕、沉雕、浮雕、线刻、透雕、镂雕、链雕等各种技法，并会根据所需兼容并蓄，综合使用。比如，透空双面雕能够在材质正反面雕刻同一图案，也可以雕刻不同图案乃至题材；以浮雕和镂雕相结合发展起来的通雕可以展现出多层次镂空，给人赏心悦目、栩栩如生的感觉。这些雕刻技法综合使用，最终造就了造型生动、形式多样的传统雕塑艺术。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文明史，考古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雕塑作品距今有5000—6000年，由此可以推导出，也许在更早时先民就已经通过打造石器和制造各种所用工具，沉淀和积累了对物质形式的感受和认识，从而为雕塑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出土的染色穿孔石珠是远在2万年前先民通过对石块进行加工后打造的，不但大小相同，而且进行了穿孔和染色，可以说这就是雕塑艺术的萌芽和雏形。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原始先民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审美意识开始向意象主体的造型思维转变，加上黏土具有黏附性和可塑性，通过火烧加工后能够形成更加坚固的陶瓷，所以先民在满足于日常生存工具和用具的制作后，开始将其对自然界各种形象的观察和感受通过利用黏土来进行寄托，这也展现了先民的精神诉求。原始雕塑中最主要的展现形象是人和动物。其中，以人为题材的陶塑多数以展示人面部为主，展示人全身的雕塑极为少见，这类陶塑对人面部的塑造手法较为简单和粗拙，强调的也主要是人面部的眼、鼻和口三个部位，动物类的陶塑则相对更加成熟，其造型一般都比例准确形象完整，这也从侧面展现了先民对动物的熟悉程度更高，与当时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模式息息相关。
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多数会与实用相结合，不仅能够让器物造型更加美观，而且能够使用，这不仅体现了当时注重实用性的特征，还反映了先民的审美理念。到原始社会的末期，雕塑中开始出现一些较为独特的作品，其一般没有实用性，这种变化据推测与先民开始进行宗教祭祀有关，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末期，先民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精神图腾或信仰雏形。
夏商周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出现了社会化集群形式的国家雏形。随着古人对青铜矿的发现和利用，青铜冶炼技术得到了快速提高，朴拙的陶塑雕塑艺术开始向青铜雕塑艺术过渡。在这段时期大量青铜器开始出现，也造就了数量众多、工艺精湛、形态多样的青铜雕塑。青铜雕塑的历史悠久，其不仅体现了数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精湛工艺，还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和文化特点。
青铜器的冶炼工艺始于夏之前，在商周达到巅峰。在商周之前，青铜器品种较少，多为工具，如刀、锥等。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制品开始兴起，并逐渐向兵器、杂器和礼乐器方向发展。青铜是一种青灰色合金，主要由铜、锡或铅按一定比例高温熔合而成的金属，其完全克服了紫铜易被腐蚀、硬度差、熔点高的缺点，不但强度高、熔点低，而且铸造性好、较为耐磨，性质极为稳定，因此很快就被古人加以广泛利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非常精巧，主要是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即先用泥塑或石刻做出各种器形或纹饰，然后做模制范，通过翻范将青铜金属溶液浇铸进去，冷却之后就铸成了青铜器。
青铜雕塑是作为青铜器的附属出现的。从青铜雕塑的整体形象来看，其威严凝重、雄健奇伟。届时处于奴隶社会多数青铜器被奴隶主当礼器，其数量和规模与奴隶主的身份、等级、权力等有很大关系。从青铜雕塑的细部形态来看，青铜雕塑的纹样装饰不但华贵神秘，而且精美细致。青铜雕塑的纹饰造型多变且复杂，雕刻工艺精巧，可以说是古人对各种精神形象和物质形象进行提炼和总结之后的展现，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也相应产生变化。
在商代和西周前期，青铜雕塑的纹饰华丽庄重，各种几何或动物纹饰均以饕餮纹和夔纹为中心，饕餮和夔都是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其造型怪异夸张、狰狞恐怖，如饕餮在传说中是凶恶贪食的怪兽，属于神话中四大凶兽之一，其形象为羊身、虎齿、人爪，眼睛生于其腋下，头大嘴大，具有吞食八方、食人未咽的特点。商代青铜器中饕餮纹有首无身，通常以对称来构图，以鼻为中线，额上生双角，角下是双眉，其下是圆睁的双目，两侧有耳，有时还会有向两侧伸展的身躯和尾巴，以及曲张的爪。将饕餮雕刻在器具上能够渲染出庄重和威慑的气氛，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狞厉之美，所以能够使青铜器具有强烈的神秘、冷峻、凝重之感。
到了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雕塑上的饕餮纹和夔纹逐渐被淘汰，即使其出现也不再位于中心地位，而是处于从属。西周后期，青铜雕塑艺术开始走向衰落，尤其以中央王朝为代表的青铜雕塑越来越少，诸侯国所铸造的青铜雕塑则越来越多，原本象征威严和地位的青铜雕塑开始向随葬用的明器转化，其上的纹饰也开始以云雷纹、网纹、鳞纹、连珠纹等为主，逐渐失去了神秘和威严感。到了春秋时期，雕塑艺术开始进入转折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恰逢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塑艺术呈现出真实和自由的特点，开始表达真实思想。这个过渡时期是古人思想解放期，所以不管在形式还是器形上，雕塑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丰富。比如，春秋时期，雕塑纹饰出现了蟠螭纹和螭虺纹，蟠螭和螭虺均是传说中的龙属怪兽，其纹饰细密严谨，雕刻工艺非常细致，同时有写实类的动物、山林、人物活动的画像等，呈现了多变和灵活的风格；战国时期，雕塑纹饰变得更加灵活，尤其人物活动的纹饰开始增多。
青铜雕塑的器形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商代时，为了体现对自然和神鬼的尊重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所以以具有威慑力的鼎型为主要器形；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宗教的崇拜观念开始淡漠，因为当时处于乱世所以人们的意识形态非常活跃，雕塑器形则更加接近现实和具有趣味性，器身不再以立鼎四方的厚重为主，而是以轻灵奇巧为主，造型也不再过分严正，尤其是战国后期已经开始有少数国家对传统的丧葬制度进行改革，不再以大量活人和活马进行殉葬和陪葬，而是开始用陶俑和陶马来陪葬。
进入秦汉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一统格局，整个中原的文化开始统筹融合，而且其政权的统一催生了强盛的国势，也使雕塑艺术快速进入了雕塑史上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两代政权期间，朝廷始终在大兴土木，因此雕塑艺术的发展也空前活跃，尤其受皇权集中制的影响，雕塑艺术开始向新的雕塑形式和风格发展，出现了陵墓雕塑和陪葬装饰雕塑。
秦统一天下后，为了能够稳固统治地位和强化统治权力，开始将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相融合，进行权力的宣扬、经济的炫耀以及满足个人的意愿。秦代耗费海量人力和物力建造的阿房宫和咸阳宫，其建筑雕饰都显得极为气势磅礴，且工艺极为华丽；陵墓雕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以俑代替活人活马进行陪葬，特点是能够用不同的材料进行雕塑，这也促进了雕塑材料的丰富和发展，如木、石、铜、陶、玉等雕塑材料都开始出现。秦代最具代表的陵墓雕塑就是秦始皇陵，其中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多重队列为基准，旨在继续以各种兵马俑进行皇权的守护，其中的陶俑风格迥异，形式多样。从整体架构来分析，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不但数量庞大，而且配备齐全，车、马、兵、武器等应有尽有，整个守护部队组织严谨，气势恢宏，给人一种雄浑壮丽和正统肃杀的威严感；从细节来看，每个兵马俑的雕刻都非常生动、精细、多变和丰富，且是不同的形象、年龄，表情细微，能使人感受到其不同的心理活动以及个性，同时兵马俑还具有不同的颜色体现，完美展示了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深度融合。
汉代，为了纪念有卓越功勋但英年早逝的霍去病，汉武帝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不仅将其陵墓陪葬在自己预留的陵墓旁，还将其陵墓修建得和其生前战斗过的祁连山形象类似，所以霍去病陵墓就像一座山，而且为了更加契合祁连山的生态，在其陵墓四周的荒草灌木丛中散放了许多动物的石雕。这些雕塑都是将石块原有的不规则形体作为某种动物的基本形态，然后在其上进行最小幅度的加工，让石材特有的材质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根据不同地势进行不同石雕的摆放，让整个陵墓的雕塑艺术显得更加自然、朴实。这些石雕的雕刻手法也非常多样，用到了圆雕手法来稳固外形和表现动态，用浮雕和线刻修正了石雕动物的五官和局部，使石雕整体造型的视觉效果非常生动而自然，尽显苍迈和激越，极具蛮荒气息。我们可以从霍去病陵墓的雕塑艺术中感受到汉代雕塑技法和雕塑语言的和谐统一，虽然所用都是局限性较大的石材和雕塑工具，但完全体现了当时的雕塑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霍去病陵墓雕塑艺术突破了汉代以前陈旧的雕刻模式，融入了更多文化元素和精神元素在其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史上的划时代进步。
陵墓雕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兴起，到秦汉时期开始大力发展，其主要体现的就是王者威仪，其产生和时代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完全体现了秦汉时代的厚葬之风。帝王、王公、将相、贵族等都会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打造不同规模和层次的陵墓，其中不仅会放置大量的随葬物品，还会在陵墓前设置各种守卫雕塑，石碑、石人、石兽、石阙、墓表等不一而足；不仅会展示其陵墓主人的地位和尊严，更能够在其中体现陵墓主人的各项功绩。
汉代，很多贵族即使死去也希望能够把生前享受的一切带入墓中继续享用，这种思维倾向使陶俑陪葬和画像砖大行其道，成了彰显墓主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
很多汉代陵墓中不仅有各种代表财富的金珠玉饰陪葬，有各种代表生活的陶罐、陶盆等，还有代表其身份和地位的各种陶制雕塑，包括生前的奴婢、小吏、护卫、仪仗队、乐舞百戏，以及车马舟船、重楼古仓等。可以说，汉代很多陵墓中完全映射了当时陵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和各种所需，其陶塑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气势十足，体现了汉代人的审美特点和思维特征。
汉代陵墓中除各种陪葬的陶塑之外，还包括数量巨大、品种多样的画像砖，即一种镶嵌在墓室和建筑物壁面的砖，其上用模具压制出各种线画，这些画像砖不仅能够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发挥其支撑作用，还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装饰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主要体现了当时的各种战争、狩猎、舞乐、宴饮、车骑、礼制等场景，生动写实，宛如一部记录时代特性的纪实史书。不过，画像砖兴起于汉，最终也衰落于汉，可以说画像砖的装饰雕塑风格完全属于当时所特有的一种厚葬风俗。
另外，汉代陵墓中还有一些青铜雕塑艺术品，虽然其占比并不再是主导，但特定的工艺模式依旧展现了特有的时代特性，这些青铜雕塑不如夏商周时期那样浩大恢宏，而是更加轻便小巧；不再是一种精神诉求，而是更加体现实用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时代特性所引起的信仰变化，汉代已经从夏商周时期的自然信仰和神鬼信仰逐渐转变为王权富贵等的个人信仰和地位信仰。汉代雕塑虽然风格简练，但是给人以雄健浑厚之感，体现了当时豪迈和博大的精神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和不稳定，不过乱世之中英雄辈出，这也使该时期的陵墓雕塑风格更加豪迈，但又具有玲珑隽秀的特征，而且由于佛教开始兴盛，该时期的佛教石窟雕塑开始兴起。
另外，帝陵雕塑更加偏向以传说中的瑞兽来显示皇权的尊严与威武。此时期的帝陵前会安放麒麟和天禄等石雕，其综合了狮、虎等猛兽的特征，然后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比如，麒麟雕塑头上生独角，一般安放于帝陵右侧，天禄雕塑头生双角，一般安放于帝陵左侧。两者多数都肩生双翼，在传说中有驱邪避秽的作用，只会出现在贵人身侧，因此往往将其安放在陵墓两侧，以体现皇权的尊贵。这一时期的石雕大部分按对称原则进行排列摆放，体积巨大，均为昂首挺胸和阔步前行的形象。这些石雕不仅是陵墓主人力量和权势的象征，还会放置于广阔陵墓外的原野上，所以石雕的体型和整体形象都非常具有气势，而且形态极为生动，并刻意进行了夸张变形，显得极具表现力，完全展示出了石雕的形式美。
整个秦汉时代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快速发展期，建功立业和开拓进取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特性，使得其雕塑风格极尽锐意进取、朝气蓬勃和朴实厚重的时代精神，完全体现了大国气象和霸业争锋的感觉。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整个社会展现了国富民强、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景象，这也使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的发展空前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下面从宗教雕塑和陵墓雕塑为例，谈谈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
汉代与西域的沟通交流使原本兴起于印度的佛教思想开始逐步渗透到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不断，统治者为了能够安抚民众，于是大建寺院，同时利用佛教雕塑直观的造型艺术来冲击民众的思想。中国四大石窟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之下快速兴起发展的，当时佛教的各种传说故事成了雕塑艺术的主要题材。数百年的分裂和动乱之后，隋唐时期中国才再次统一，尤其是唐宋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推向了真正的繁荣昌盛，宗教雕塑艺术也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完美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和佛教思想的本土化过程，尤其是佛教雕塑风格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生存哲学和处世哲学本就是积极入世，这一点和佛教的厌世思想有悖在乱世期这种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上的矛盾不会被激化，但进入太平盛世之后则会出现极大的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终的同化，完全展现在了佛教造像的发展之中，不仅让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和极强的同化作用。宣传佛教思想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佛教造像，其中最具冲击力和最能体现佛教发展的就是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属于最早一批开凿的佛教石窟，主要形成于北魏中期，这段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时间并不长，所以造像技法上以模仿印度佛教标准造型为主，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具有极为浓厚的佛教气息，外形饱满圆润、雕刻手法朴实无华、造像神情俊逸，整体风格极为协调，但此时期的佛教造像整体而言是于超凡脱俗中充满不可说的智慧，让人感觉无法高攀无法理解，始终与造像拥有一定的距离感。
龙门石窟是云冈石窟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身是于北魏时期开凿，在唐代发展到鼎盛，也因此其中的造像完美展示了唐代盛世思维影响下佛教的入世同化。敦煌石窟同样是于北魏时期开凿，其规模极大并且开凿时间最长，经历了多个朝代的不断增加和扩充，其中又以莫高窟最为鼎盛，因为莫高窟所处位置石质松软，所以不宜雕刻，因此其造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彩绘泥塑。
龙门石窟中最具唐代特性的造像是奉先寺雕刻群。不但规模巨大，造像完整，而且是在一个时期（武则天时期）统一完成的。奉先寺雕刻群的雕刻已经不再像过去一般棱角分明且转折突兀，而是变得更加圆润流畅，因此造像也更加生动和自然，神态逼真。同时，其已经不再一味模仿印度造像模式，而是融入了当时的时代特性和风骨。这段时期的中国佛教造像的形象更加温和可亲，典雅而富有人情味，不再高不可攀，这也代表了太平盛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的古人在追寻和享受欢乐的世俗生活。
又如，莫高窟45窟是最具唐代时代特性且保存较为完好的洞窟，也是敦煌彩塑中的精华所在，其中的佛教造像清新秀丽且气度娴雅，虽然神情庄严圣洁，但又带有几分舒缓自在，具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始开凿，历经了北魏、隋、唐、宋多代延续，其特征变化极为明显，因为同样属于石质疏松地质，所以总体以泥塑为主。麦积山石窟的佛教造像中，北魏时期的造像以宗教程式化为主，其雕塑秀骨清相，宽衣博带，极具佛教出世特性，而其中，宋代造像则完全不同，主要风格以写实为主，完全摆脱了佛教束缚，造型精细，形象亲切动人，具有十分生动的生活气息，这也意味着宋代时佛教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逐步变为了一种特殊的佛教思想。
大足石刻虽然以佛教造像为主，但也拥有道教和儒家的始祖造像，并且造像的形象已经明显世俗化，不仅体现了世俗中人的爱憎，也体现了世俗人的生活风貌，非常具有生活气息。
唐宋时期，陵墓雕塑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进入了繁荣鼎盛期。
在唐代，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逐步确立了以山为陵墓的风格，也加强了陵墓与雕塑艺术的结合，因为以山为陵，所以陵墓雕塑大气雄壮，与山体的巍峨相得益彰。具体来说，陵墓常利用自然起伏的山势进行整体架构和布局，其中的石雕不但雕工精良，而且给人的感觉极为崇高庄严，尤其是动物雕塑高度写实而且结构非常精确，让人感觉栩栩如生，同时如战马等雕塑更是会和人物雕塑实现感情上的共鸣。唐代陵墓中动物雕塑已经逐渐剔除了迷信色彩，狮、虎等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逐渐代替麒麟、天禄等成了守墓兽，也就是说唐代陵墓雕塑开始向现实转变，原本雕塑艺术中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淡化。
宋代同样延续了唐代陵墓的建制，雕塑数量、类别和体积等都大体一致，不过宋陵雕塑在造型特点上与唐代不同，更显虔诚和文弱，如动物雕塑大多采用跪姿，而不再是较为洒脱奔放的姿态。
除陵墓石雕之外，另一个颇能代表唐代特性的陵墓雕塑艺术就是唐三彩，这是一种流行于唐代的低温铅釉陶，胎料以细腻的白色黏土为主，然后以含有各种矿物质的溶剂来做着色剂，从而烧制出色彩斑斓、典雅大气的各种陶器，因为其主要颜色为黄、白、绿三种基本色，所以也被称为唐三彩。唐三彩一般不会用以日常生活中，而是主要用作丧葬器物，即明器，其中陶俑雕塑种类多样，风格也主要传承秦汉，不过同样具有自身独具的特性，不仅形似，而且更加注重五官和神态的刻画，雕塑技巧极为精湛，而且因为色彩丰富，所以更显明器的生动和华丽。
宋代灭亡之后元代建立，当时的民间文化依旧以汉文化为基础，只是元代施行了不建陵寝的丧葬方式，而是采用潜埋，因此在元代陵墓雕塑艺术并没有得到发展和延续。不过佛道儒三教的宗教雕塑艺术依旧没有没落，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对传统的佛道儒等教的文化采取了宽容态度，其中杭州飞来峰的元代梵式佛教造像是最具其时代特性的宗教雕塑。元世祖忽必烈对西藏佛教的重视度极高，藏传佛教被定为国教，受此影响，元代的佛教雕塑艺术风格显现了梵式造像风格：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的形态和衣着是典型的印度和西藏风格；雕塑中的女性菩萨、佛母等女性特征明显，乳房突出、胸腹和肩臂圆润细腻，面容并非前代的秀丽妩媚风格，而是耳垂扁大、眼角厚重、纤眉细目、额方颊圆；其佛教造像的姿态和手印以及标识性动作都比前代造像繁复，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明清时期，由于各种陵墓、寺庙、道观以及宫廷建筑均由官府主持建造，所以其雕塑艺术水平出现了较大的滑坡，虽然雕塑规模大、用料精良，制作工艺精细，但程式化极为严重，面貌也较为单一，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失去了汉唐时期那种自由奔放且雄浑壮阔的气势。当然，明清时期虽然雕塑艺术陷入了衰落，但对雕塑材料的挖掘提升了一个档次。
明清时期虽然主要的宗教依旧是佛教，但是这个时期的宗教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为佛教造像开始趋于公式化和概念化，而且整体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明显下降，不再具有汉唐时期生机勃勃、世俗融合、灵活多变的蓬勃景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和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像。双林寺始建于北魏，明代进行了多次重修，其中明代彩塑遍布各个大殿，雕塑工艺极为精致，造型饱满且栩栩如生，是明代不可多得的宗教雕塑。筇竹寺中的五百罗汉则是在清代塑造的，塑像中的人物形形色色，不但行业不同，而且各自的情绪、个性不同，表现了喜、怒、哀、乐、惊、恐、恨、疑、憨等不同的情态，甚至有些罗汉之间还有互动，真实地体现了世俗百态。
明朝陵墓建筑的布局依旧延续山陵墓葬形式，较为注重陵墓和山形的契合，并且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结合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陵墓建筑群和山川形式的配合更加主次分明，实用性和装饰性更强，造型写实且雕塑手法简洁，但陵墓雕塑缺乏威严的力度和生气。到清朝时期，陵墓雕塑虽然在写实技巧上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在整体造型和艺术表达方面逊色不少，并且因为过分注重装饰效果，所以失去了陵墓雕塑特有的厚重感。
明清时期，大型雕塑艺术被官府所掌控，因此民间小型雕塑开始得到快速发展，成了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中最富有生命力和最具成就的部分。民间小型雕塑的展现形式和手法千变万化，泥塑、陶塑、瓷塑、木雕、竹刻、骨雕、玉雕、银雕等不同材质的雕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由于民间文化更为多样和丰富，民间雕塑艺术的取材更为广泛，无论神话传说还是世俗生活，无论历史记载还是戏曲故事，都能够被应用于民间雕塑之中。此时的民间雕塑虽然有众多神话及宗教的痕迹，但是其中的信仰功能已经逐渐衰退，而是成了一种赏玩器具，这体现了这个时代民众对美好生活和愿望的向往。
20世纪，中西方开始真正深入交流和沟通，西方的雕塑观念和雕塑技巧开始对传统雕塑造成巨大冲击。在这一时期，西方雕塑曾经在中国占据过一段时间主流地位，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中的深层次内涵和韵味开始被挖掘出来，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当代雕塑艺术真正意义上展现出了大融合态势。当前去伪存真、取精华去糟粕的雕塑艺术发展时代已经来临，只有充分挖掘传统雕塑艺术的优势和特性，并将之融入当代雕塑艺术中，才能够真正促进雕塑艺术的再次发展和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