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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在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由于其发达的水系和富饶的土地资源，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率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城市群。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商业城市和交易中心，鸦片战争后，外商贸易与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1992年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14个城市组织并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1997年，上述14个城市的市政府和泰州市组成了新的经济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负责各成员市的经济协调工作；2009年，国务院发表意见，要求推进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在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上，合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6个城市正式加入，协调会员城市达22个；同年，上海、江苏和浙江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签署“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除此之外，长江三角洲地区还为早期地区金融的稳定发展出台了许多政策。综上所述，长江三角洲地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成熟的市场机制为当地区域金融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城市因素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发展首先必须归因于“长江三角洲”地域规划的出现。201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的文件正式出台，2014年国务院发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发文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支持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利于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将长江三角洲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群”。
从供给因素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这是区域金融成长起来的基础条件。自然资源方面，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地表覆盖多样，主要地表类型有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等14类。在矿产资源方面，长三角地区虽然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但仍然具有一定数量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长江干流多年平均过境水量9730亿立方米，水资源环境和水质良好。社会资源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是我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域和外贸出口基地。早在2009年，长三角工业增加值就达到了32391.9亿元，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3.95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8042.6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比重36.4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总额138582.58亿元，证券业理财产品首发规模超150亿元，交易额居全国第三位。交通方面，长三角地区水路、陆路和航空运输都十分发达，有著名的上海港、南京港、京沪高速、沪昆高速及浦东国际机场、禄口国际机场等大型交通干线。人文方面，长江三角洲有理性、开放、创新和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确立了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了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包容的市场环境为区域金融的快速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