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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阅读环境的变化，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变革，开展阅读推广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些都要求展开对阅读问题的系统研究。从阅读学研究中汲取营养，探寻阅读行为规律，成为当前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章将完成对阅读学研究成果，尤其是阅读行为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首先，扫描现有国外阅读学成果，构建热点知识图谱、前沿知识图谱、聚类图谱，梳理图书馆学在阅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其次，观察阅读行为研究演进过程，归纳阅读行为研究导向；最后，揭示阅读行为研究的核心学术概念，构建概念框架，并结合我国阅读推广研究中的理论缺位情况，提出本书阅读行为研究思路。
阅读学与图书情报学具有紧密的学科联系，甚至阅读被认为是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基础之一 [1] ，这源于图书馆与阅读之间的天然联系。1883年，图书馆学的开创者之一——麦维尔·杜威在哥伦比亚学院创办第一所图书馆学院时提出图书馆学有四方面教学内容，“阅读之学”正是其中之一。 [2] 其实，图书馆所从事的利用文献资料交流知识、分享社会信息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现象 [3] ，图书馆的这种教育性，让其与阅读密不可分。但图书馆所肩负的阅读教育使命作用方式与学校有所不同，图书馆通常是通过阅读对象的选择、阅读环境的提供、阅读活动的举办等方式来激发阅读兴趣、实现阅读教育。因而，欧美等国一些高校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会包含“青少年阅读”等相关课程，不少学者也致力于相关研究。然而，美国图书馆历史学家Wiegand认为，鉴于阅读学对图书馆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图书情报领域对其的重视远远不够。 [4] 反观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这一点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中通常没有将相关知识纳入教育内容，更没有设置相关课程。阅读学理论和相关知识的缺乏影响着对我国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
基于此，本节将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对国外阅读学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期通过对阅读学研究格局的扫描，为分析其知识营养提供基础。
本书以Web of ScienceTM为数据来源，对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 Reading Teacher 、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三本阅读学学术期刊2006—2016年刊出的1277篇期刊论文信息展开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三本期刊的论文文献作为数据源，是因为它们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较强学术影响力。
首先，三本期刊具有权威性。上述三本期刊为阅读学的成立标志——国际阅读协会（ILA）所主办的历史最悠久、审核难度最高的三本专业性学术期刊，其刊载的文献与阅读有着明显的关系。
其次，三本期刊高产阅读学研究成果，且被引率高。此三本期刊影响因子数值高，高产阅读领域高被引的研究文章。据Web of Science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显示 Reading Teacher 的期刊影响因子指数为0.748（2014）、0.697（2015），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的指数为0.674（2014）、0.716（2015），其中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的期刊影响因子指数最高，分别高达2.884（2014）、2.087（2015），同时此三本期刊的引文数据完整，数据具有可控性。
最后，此三本期刊在阅读领域具有代表性。早在30多年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ward G.Summers [5] 即使用期刊引文分析法，以四本阅读学期刊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 Reading Teacher 、 Journal of Reading 、 Journal Reading Behavior 为基础，寻找其各自的延伸数据以构建期刊集群，通过分析期刊间的引证关系，得出当时阅读学领域的主题趋势和学科划分，这体现了这四种期刊对阅读学研究的代表性。其中 Journal Reading Behavior 现已停止发行，故本书只选择前三本期刊为数据来源（20世纪90年代 Journal of Reading 已更名为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6] ）。
我们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并展开定量分析。首先，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和词频统计工具分析了国外阅读领域近十年的研究热点，展示国外阅读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其次，在文献共被引分析的基础上，使用突现词检测法分析国外阅读领域的研究前沿，以把握当前的阅读研究和未来研究方向；最后，进行期刊共被引分析，归纳国外图书馆学的阅读研究特点。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高度凝练后的概念语词，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和该范围内的研究热度成正比，故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的高频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该领域、该时期内的研究热点。 [7] 在Citespace所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里，每个圆圈形成一个节点，每个节点为一关键词，节点间的连线代表着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不同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连线越粗，共现关系越强烈，则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内容越接近，这有利于归纳并总结研究热点的主题概念，而节点所占面积则反映着关键词的频次，套有紫粉色圈层的节点，代表着重点关键词。（因为其中心性高于0.1，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关系甚密，对临近节点有重要影响，有“枢纽”作用，且自身出现频次极高 [8] 。）
故此，为对上文中的1277篇文献进行热点分析，本书使用了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同时借助软件内置的词频统计工具，剔除非实义词汇，来制作并分析了三本核心期刊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与高频关键词表。
本书使用CiteSpace5.0.R1.SE.9.4.2016版本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在新建project中，为使图谱更清晰，圈层分明，将Link Retaining Factor/Look Back Years设置为8（经反复图谱绘制实验后，此数值状态下的图谱展示数据最清晰），并在分析的时间设置（Time Slicing）上选为2006年到2016年，且每2年一个片段，共分为5个片段。网络节点类型（Node Type）选为“keyword”，并将术语类型（Term Type）选为“Noun Phrases”，设置相应的阈值和算法，具体为“g-index（k=5），strength-Cos，Scope=within slices”，修正算法选择最小生成树法（Minimum Spanning Tree）并修剪混合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其他选择保持默认状态，开始图谱绘制。
三本期刊近十年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2-1所示。在图谱中，共现关系十分强烈的节点会自动聚为一团，代表着关键词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集中反映着同一个主题，如图中“childhood”“adolescence”“early Adolescence”“adolescent”等便因共现关系过强而聚成一类，共同指向“青少年研究”主题。图中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外圈层颜色最深的节点因其中心性高而代表着重要关键词，如“comprehension”“strategy”“literacy”等。借助词频统计工具，将关键词按词频排列，剔除中心性为0的词以及非实义词汇后，词频达46次以上的关键词共计31个，结果如表2-1所示。
图2-1 阅读领域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注：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节点所套圈层颜色深意味着其中心性高，即代表着重要关键词。
表2-1 近十年来阅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续表
同时借助软件内置的词频统计工具，将关键词按词频排列，剔除中心性为0的词以及虚词等非实义词汇后，保留词频达4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计36个，具体词汇如表2-1所示。
根据高频关键词表显示，阅读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跨学科特征鲜明。表2-1中词汇分别映射着不同的学科领域，如Writing（写作）、Literature（文学）、Vocabulary（词汇）属于语言文学领域，Motivation（动机）、Engagement（参与）、Comprehension（理解）属于心理学领域，Sociocultural（社会文化）属于社会学领域，不少词汇还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Knowledge（知识）、Digital（数字的）等，这与Edward G.Summers所提出的“阅读是一个独特的跨学科性质十分浓厚的学术研究领域” [9] 的论述十分契合。而从热点图谱可知，学生（Student）、学校（School）、动机（Motivation）、教学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Teaching strategy）、倾向（Preference）等关键词节点大且彼此之间有紧密而丰富的联系，揭示了教育学领域在阅读研究上自成一派，成为近十年的研究热点中最重要的关键族群。
知识图谱和高频词表共同彰显了这十年来国外阅读研究热点的以下特征：
第一，以阅读理解为研究核心。在图2-1中“Comprehension”是最大的节点，表明十年来学者们始终将目光锁定在“理解”的问题上，出现这一明显特征是对“多数读者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感悟” [10] 现实的回应。此主题下国外的研究成果多为实证研究，常构建相应的模型，采用实验的方式来探索特定人群阅读理解与创作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此方面的成果常常推动着学校、图书馆等阅读教育与活动的革新。
第二，强调阅读干预/指导的作用。技巧（Method）与策略（Strategy）是与理解（Comprehension）共现频率较高的重要关键词，显示阅读研究者在对理解进行研究的同时，通常会回归到技术、方法层面，寻找解决方案。细读文本发现，研究者们在设计不同的阅读干预策略和指导方案时，常以阅读素材为切入点。由于技术策略的大量涌现，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了概念梳理与界定的必要性，如Afflerbach便探讨了术语Reading Skill和Reading Strategy的现状与历史用途，厘清其定义并描述其异同关联，启发了学界对技能培养、策略教学的再思考，强调了阅读干预/指导的意义。 [11] 此方面成果的兴起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十年来，国外阅读研究领域所重点解决的是阅读方法与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基础理论次之。
第三，侧重青少年阅读研究。共现网络中还有童年（Childhood）、青春期（Adolescence）、青春期早期（Early adolescence）、儿童期早期（Early childhood）等相交关键点，形成紧密的关键词族，可见近十年来关于青少年儿童阅读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多。细读文献可知，学者们主要聚焦在青少年的阅读教育方法与指导策略设计，以及青少年儿童内容媒介素养培养的问题上。此方面成果多为实证研究，在特定环境下，探索青少年儿童阅读要素（如阅读环境、阅读动机、阅读参与、阅读成就、阅读思考等）的具体特征和作用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阅读改进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方面的研究多追求实用价值，即看重青少年读者的身体、心理、升学、职业等各方面的提升与发展。
我们又对图2-1的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具体操作是：以夹角余弦相似系数来进行相似性度量，通过Log-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选择标题术语（Title Terms）来做聚类标签，排除掉小型聚类结果，得出国外阅读研究的四个热点族群。
族群1：以提升学生读写能力的教学设计与实践为目标的研究。该族群以阅读技巧（Reading Skill）、教学策略（Teaching strategy）、教学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教室（Classroom）、学校（School）等词为代表。此部分内容在整个阅读研究中占比最大，执笔者多为来自各地的教育界人士。该族群关注如何对学生进行阅读干预、阅读指导、实施阅读教育从而帮助学生成长的问题。其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如精读（Close Reading）、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编写应用程序（Coding App）、结构主义超音段音位法（Suprasegmental Phonology）等新型的阅读教学方法与趋势。 [12] [13]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族群中，学者还重点关注着青少年儿童中弱势群体的个性发展、再创作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内容，这里的弱势群体主要指阅读障碍者（Dyslexia）、学习困难者（Struggling Learner）、阅读困难者（Struggling Reader）。所谓学习困难者，即有学习障碍，有强烈学习失败感的学习者 [14] ，阅读困难者同理。如Dana E.Wright等研究了一位阅读困难者长达七个月的阅读活动，观察其是如何在预先设计的参与式行动研究（PAR）项目中获得研究、写作和口头交流方面的技能的，从而寻找其读写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15] Graff等则做了历时8个月，关于女性阅读困难者书本选择问题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Book-Selection Study），在他看来阅读困难者不仅有在阅读理解能力上的困难者，还有在经济实力上的困难者，研究除了关注该群体的书籍选择行为、理念，还关注她们与书籍的交互过程及其阅读观念。 [16]
族群2：以数字阅读环境下相关素养的培养为目标的研究。该族群以数字的（Digital）、新读写能力（New literacy）、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信息文本（Informational text）等词汇为代表。面对数字阅读环境如何培养新的读写能力，媒介素养、内容素养、数据素养等，学者们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如Jesse讨论了读者应该具备怎样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才能满足21世纪数字文本阅读的要求 [17] ；Hutchison等探讨了小学老师们如何将iPad融入阅读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与纸本素养。 [18] Larson则设计了一款协作式在线学习社区，通过分析学生自主分享的阅读反馈（如留言等），构建了适应新读写能力的素养指标体系。 [19]
族群3：服务于阅读理解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该族群以理解（Comprehension）、技巧（Method）、理论观点（Theoretical perspective）、策略（Strategy）、政策（Policy）等词为代表。此部分研究成果较少，其作品多为阅读领域的知识基础。如Sinatra等研究了科学学习中读者是如何在大脑中进行知识概念转换的，还探讨了读者从文本理解到产生兴趣的心理过程，构建了相应的阅读理解理论模型。 [20]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族群中不乏批判性成果，如Moje在其高被引文章中，主张在新媒体、新文本和新社交网络发展迅猛的今天建立学科文献导读系列课程（Disciplinary Literacy Instructional Programs），在为读者做指引的同时要相信读者能明智地质疑文本，反驳甚至创造知识，而不应像众多的先行研究那样，鼓励老师们做单向灌输式的阅读/写作能力教学。 [21]
族群4：青少年儿童阅读行为及心理分析。该族群以兴趣（Interest）、青春期（Adolescence）、童年（Childhood）、动机（Motivation）、心理的（Phonological）等词为代表。此部分成果被引频次总体偏高，偏向于心理学研究。如Senn调查了为何男孩子小时候往往缺乏阅读/写作动机的问题，并为教师设计了相应的方法让男孩积极参与阅读和写作 [22] ；Pitcher等总结了以往关于青少年、小学生阅读动机的成果，发现青少年阅读动机的特点和作用力，从而创立了“未成年人阅读动机框架”（the Adolescent Motivation to Read Profile）来评估促进青少年读书的各种方式 [23] ；Gibson介绍城市小说这种体裁的文献，探讨了美国非洲裔的青少年女孩会沉迷于这种体裁的小说的原因，就其动机、情感做了相应分析。 [24]
研究前沿的概念最早由Price提出，即被频繁引用的近期文章的动态聚类 [25] ，Citespace软件设计者则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研究前沿表示的是正兴起的理论潮流和新涌现的主题。在操作上，Citespace从导入数据的题目、摘要、叙词等文献的著录标识符里抽炼出的出现频率突然增加的专业术语（Burst Terms）来代表研究前沿，同时用于文献的聚类标注。 [26] Citespace的这种突现词检测法的优点在于，不管文章被引用次数的高低（或是否有足够多的引文使其在网络中展现），都能检测到突然涌现的专业术语，并在图示中显示出来。
我们使用CiteSpace5.0.R1.SE.9.4.2016版本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在新建project中，将Link Retaining Factor/Look Back Years分别设置为2和8（经反复图谱绘制实验后，此数值状态下的图谱展示数据最清晰），并将分析的时间设置（Time Slicing）选为2006年到2016年，且每1年一个片段，共分为10个片段。网络节点类型（Node Type）选为“Cited Reference”，并将术语类型（Term Type）选为“突显术语”（Burst Terms），设置术语来源（Term Source）为“Title”“Author keywords”“Abstract”“Keywords Plus”，数据抽取对象（Selection Criteria）为“Top 50”，并设置相应的阈值和算法，具体为“Strength-Cos，Scope=within slices”，修正算法选择探索关键路径算法（Pathfinder）并修剪时区切片网（pruning sliced network），其他选择保持默认状态，开始图谱绘制。
形成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后，以夹角余弦（Strength-Cos）相似系数来进行相似性度量，对图谱进行聚类，选定聚类标签为“Title Terms”，使用Log-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对图谱结果进行自动标识，并在展示结果中剔除掉小型聚类结果，保留主要聚类结果，对图表进行美观度调整后，得出近十年来阅读领域研究前沿的时间线程图（见图2-2），该图的横向直线代表着对应的突现词所持续的年份跨度。值得说明的是，本图谱建立在文献共被引分析的基础之上，所使用的2006—2016年的1277篇文献，其引文不少发表于2006年以前，故研究前沿的时间线程超出了2006—2016年。
从聚类结果来看2006—2016年国外阅读学研究共产生了11个重要突现词，分别是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词汇指导（Vocabulary Instruction）、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英语语言（English Language）、学科素养/读写能力（Disciplinary Literacy）、表演诗（Performance Poetry）、青少年态度测度（Measuring Adolescents Attitude）、在线研究（Online Research）、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新的读写能力/新素养（New Literacy）、反馈式指导（Responsive Instruction）、阅读历史小说图画书（Reading Historical Fiction Picturebook）。这些突现词分别代表着阅读学研究各个时期新涌现的主题与正兴起的理论趋势，整体上较好地反映了近十年阅读学领域的新视角、新理论、新技术，代表着阅读学的研究前沿。其中#7在线研究（Online Research）和#9新的读写能力/新素养（New Literacy）虽然出现最晚，但其时间线程持续至今，显示此二者为当前国外阅读研究的前沿主题。
图2-2 国外阅读领域的研究前沿时间线程图谱
注：图中每条时间线上的大小节点都代表着一篇文献，节点圈层的尺寸由文献被引频次的高低所决定，圈层越大代表其越重要，圈层颜色深代表其为关键点，代表其在该聚类下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与其他聚类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相应的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横向直线代表着对应的突现词所持续的年份跨度。
在线阅读研究的相关文献紧密地贴合着数字时代背景，相关研究者们注意到了互联网数字媒体环境下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重点讨论了线上阅读方式中，读者们的阅读行为、态度、效果、体验等阅读因素的变化与影响因素，这一点与前文梳理的热点特征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前沿的研究者们纷纷尝试着建立线上阅读/数字阅读评估体系，提出面向地区的政策参考意见，希望通过学术上的呼吁，使国家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标准法案；相关文献还批评了西方国家政府对新型阅读形式的忽视，在教育法规和具体指导建议上的缺失。如Donald等关注“在收入存在明显差距的背景下，人们线上/线下阅读方式和研究能力是否也存在着绩效差距”的问题，探讨了政策对阅读的影响，呼吁建立线上阅读的促进、保护、评估等方面的法规方案。 [27]
关于“新读写能力/新素养”的研究亦与新的阅读环境相呼应。从对应文献中可发现学者的研究思路和角度变得更加开阔和包容，一方面，学者们对阅读的认知已经从“获取纸本知识用于写作”的教学概念，升华到“了解并创造文化”的社会概念，就阅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相关学者有一个共识，即阅读的培养和教育应该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走出纸本作品。他们认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都该是阅读教育与阅读研究的重要阵地，现代一些非正式的（Informal）、非本地的（Nonlocal）、数字化的（Digitally mediated）阅读干预与指导实践都将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的动态阅读格局，促进全球文化的交融。另外，还有不少学者重点开展了网络阅读社区的研究（如论坛等），如Kim以一韩剧在线交流论坛为例，探讨该社区是如何成为多元文化学习（Multicultural Learning）动态空间的，其用户是如何阅读韩国文化并与他人进行对话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指出青年往往借助跨文化数字读写能力（Transcultural Digital Literacies）使用新技术新平台新媒体（包括在线平台），阅读并理解信息，构建自己的多模态文本（Multimodal Texts）来学习、想象和创造跨越国界和传统文化边界的知识。 [28]
阅读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地带。早在30多年前，Summers便曾厘清过与阅读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四个学科，分别为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29] 在国内，于志涛等所分析的新世纪国际阅读领域重要学者，同样来自上述4个领域。 [30] 吴建华等采集了SCI/SSCI/A&CHI数据库收录的2007—2016年图书情报领域阅读研究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阅读行为是阅读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热点。 [31] 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同其他学科一道丰富并影响着整个阅读领域，而本书绘制的三种期刊共被引图谱（见图2-3）中，#5数字工具（digital tool）、#16阅读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11读书会（book club）、#1阅读过程（reading process）等聚类结果下，均能发现图书馆学者的身影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
细读这些图书馆学领域阅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强调图书馆的阅读教辅作用。学者们呼吁阅读的培养应该走出课堂、走出纸本作品，应将图书馆等地作为阅读教育与阅读研究的重要阵地。 [32] 他们认为，图书馆员是“第二课堂”的老师，应该担负着教会学生阅读、促进学生阅读的重要责任，其工作不只是图书的管理，如Gavigan便呼吁学校图书馆员们应该利用馆藏中的绘本等特色资源，训练学生们的阅读方式、培养学生们的阅读能力 [33] ；McNair为图书馆员设计了各类书籍的筛选标准，强调学校图书馆员优化馆藏要考虑到种族、阶级、残疾和宗教等众多因素，他还从内容分析、信息共享的角度，为图书馆员设计了一套新的阅读干预方法，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享受阅读。 [34] 除此之外，图书馆学界一度强调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的培养，亦能在阅读研究中找到其踪影。如Fockler讨论了“约870万4—12年级的学生难以达到国家规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水平”的现状，并为学校图书馆员和媒体专家们设计了一份指南，以便其在学校范围内开展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等方面培养工作，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 [35]
图2-3 阅读领域的期刊共被引聚类图谱
第二，主张以图书馆为青少年阅读研究的实验场。从事阅读研究的图书馆学学者同教育学、社会学学者们一同高度关注青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情感、环境等要素，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的焦点更侧重于青少年儿童在图书馆中的阅读行为及在图书馆的阅读体验，即学者们常从图书馆活动设计的角度出发，探索符合青少年儿童的新型阅读方式与学习观念。如Abrams等观察了青少年在学校内（纽约市某中学）外（公共图书馆）不同环境中的“层次能力”（Layer Literacies），研究了学生分析、理解并使用图书馆中线上/线下学习工具从而掌握知识的全过程，从而总结出当代青少年学习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层的意义。 [36] 此外，国外图书馆学者将读者“阅读兴趣”的研究提升到了“学习兴趣”的高度，这与图书馆的“终身学习之地”的使命身份相符。如Vickery研究了某公共图书馆的网页设计暑期讲习班中，学生们的兴趣驱动机制以及数字媒体素养、数字读写能力的获取过程，反思了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阅读环境的同时，还应提供学习环境、学习活动的必要性 [37] ；又如Walker等通过分析埃塞俄比亚儿童图书馆“用书带人，以书练就读写能力”的实践案例，探讨了图书馆员在读者阅读写作能力培养中的角色。 [38] 值得注意的是，此方面的研究多为实验研究，而图书馆学的研究者们常以图书馆为实验地点，以学校、企业等地为参照，通过研究读者们在图书馆服务范围内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兴趣，探讨怎样设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第三，顺应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变革。信息时代，技术成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发展的重要驱动本质，图书馆学者也意识到了技术变革带来的阅读环境剧烈变化，与其他专业的阅读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一样，都在试图回答数字化阅读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怎样的阅读材料是有效”“什么样的阅读方式更好”“什么样的阅读环境更优”等。在图书馆学学者从事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常以阅读载体（打印/电子/App等）和阅读材料（漫画/故事等）为切入点，如Yokota等注意到近年来图书出版业和儿童图画编辑行业在数字阅读时代发生的变化，重点讨论了儿童群体与他们所接触的阅读载体（纸本/数字）在互动性上的特征，并为图书馆等文献收藏与应用机构设计了数字图书评价标准和选择指标。 [39] 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学学者们还就读者的数字化阅读行为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为图书馆数字化服务变革提供用户研究层面的实证依据。如Hutchison等留意到图书馆学者们对青少年学生的在线阅读与创作活动高度重视，却对在线阅读的前景、偏好、所需技能知之甚少，因此研究了上千名四/五年级学生在数字化任务完成活动中其感知、偏好和技能背景差异，为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活动提供参考。 [40]
第四，设计阅读促进计划并探讨阅读活动评估方案。随着碎片化、功利性、快餐式阅读的兴起，许多国家陆续地从提升国民阅读兴趣，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高度发起阅读推广活动，学者们也纷纷从图书馆服务实际出发，通过设计或引进新颖的阅读计划与活动来促进读者阅读，改善地区“文化贫瘠”状况。如Lane等介绍了一种图书馆阅读推广方案——“陪读狗计划”（Canine-Assisted Reading Programs，部分图书馆更其名为Reading Dog Program），并分析了一些图书馆的成功应用案例。 [41] 而且该阅读促进计划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研究和改进，如Roux等验证了低年级学生使用该计划后的阅读效率、准确性、理解力上的变化 [42] ，Fung从阅读障碍群体出发补充了使用该计划理由和注意事项 [43] 。同时学者们还不忘对各式的阅读活动计划进行评估，反复验证其合理性，确认其在特定地区场合的适用性。如尼泊尔在十年前便开展了“尼泊尔农村教育与发展（阅读）计划”[Rur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Read）program]，该计划旨在通过创建社区图书馆来解决尼泊尔文盲率高的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Neuman的团队在国际阅读协会（ILA）的赞助下，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评估。 [44]
梳理上述国外阅读领域研究特点，有以下特点值得我国阅读推广领域研究者思考：
第一，阅读行为研究既是阅读领域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是策略研究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阅读领域研究中，阅读行为研究是其重要构成，通常以阅读心理学理论知识的运用为基础，基于对阅读行为相关变量的深入观察来探测策略干预的效果，因而，阅读行为观察已成为策略研究型阅读领域研究的学术基础。
第二，课堂环境下的阅读研究较多，日常环境下的阅读研究相对缺乏。当前阅读领域研究以教育学成果为主，而教育学领域阅读研究倾向于对课堂环境的阅读教学研究，但事实上，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下的自主阅读对阅读习惯养成尤其重要，而现有相关研究相比课堂环境阅读研究而言比较缺乏。
第三，对阅读变化以及新阅读的关注是当前焦点研究问题。各学科阅读研究者均对线上阅读、新阅读素养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而这部分研究往往以阅读行为观察为基础，以探求全民阅读对应策略为目的，体现了理论观照与现实观照的结合。
第四，图书馆学学者是阅读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研究视角。图书馆学者关注社会情境下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惯养成问题，关注数字阅读行为的观察，关注阅读促进策略及其评估，以阅读行为为中心展开阅读促进策略研究已成为其鲜明特色。
根据对国外阅读研究的观察，阅读行为是阅读学领域的基础命题也是核心命题，而图书馆学界对阅读的研究通常是以阅读行为为中心，策略型研究通常也是在阅读行为观察中发现问题，并以促进阅读行为为策略目标和评测标准。也就是说，对阅读行为持续关注和深刻了解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深入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探索阅读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了解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图书馆以读者为导向构建阅读推广策略，提高推广效率和质量。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新阅读行为应运而生，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此之际，梳理阅读行为研究成果、发现其趋势和脉络有助于我国图书馆学界阅读推广研究的科学开展。
阅读行为涉及学科范围广，对其的界定观点各异。部分学者在研究中甚至将阅读行为的范畴扩大等同于阅读，这使对阅读行为的理解更加广泛。李新祥 [45] 认为，可以将国内外阅读（行为）相关定义归纳为解释说、沟通说、改写说、构造说、显现价值说、接受信息说、思考说、广义说8类，阅读行为理解观点繁多，由此可见一斑。众学者具体如何阐释阅读行为，在此不一一赘述。本书借鉴和融合学者们对“行为”和“阅读”的解释，认为可以对阅读行为做如下定义：狭义地来讲，阅读行为是读者对由视觉输入的语言文字符号的信息进行解码进而认知并产生意义的过程中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广义上说，阅读行为是读者在获取、选择、阅读、评价阅读对象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活动以及相关的心理反应。
阅读行为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被社会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传播学、出版学等各学科当作研究对象，但其基本思维框架来自心理学，尤其是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
在国外图书馆学学术领域，阅读行为研究一直被作为阅读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我们将相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是对阅读行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深入探讨，阅读动机、阅读兴趣、阅读偏好、阅读习惯、阅读效率、阅读态度、阅读参与等重要阅读行为概念在这一阶段得以构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主要关注不同人群的阅读行为差异性，大量研究者对青少年、妇女等特定人群的阅读行为特征展开实证分析；第三阶段（21世纪初开始）则聚焦在新的阅读环境、阅读工具、阅读服务策略与阅读行为的相互作用。
随着阅读行为研究深入，各学科的研究界限日渐消解，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阅读更成为共同话题，而相关观点也随着实践环境的改变悄然改变。早期对数字阅读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有不少研究证明屏幕阅读与纸上阅读的信息加工过程有差异，发现人们屏幕阅读比纸阅读速度更慢，更不精确，更难理解 [46] ；进入21世纪，一些研究发现，屏幕阅读者更多的时间会花在浏览、扫描、关键词点读、一次性阅读、非线性阅读上，花在深度阅读和精读上的时间减少，持续注意力也会减少。 [47] 但是近年越来越多中性观点甚至积极观点出现。如Eden和Eshet-Alkalai指出今天的年轻读者阅读数字文本与阅读纸质书一样熟练，因为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行为 [48] ；Prensky发现 [49]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儿童越来越依赖数字媒体的应用，这导致他们的大脑组织结构会与属于“数字技术移民”的成人有所不同；Grzeschik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50] ，数字环境下可能给阅读率和阅读精力集中度带来负面影响的不是电子阅读设备，而是个体的阅读行为本身以及文本的性质；Peters认为，在线阅读和云阅读的增长正在实时创造读者在线社群，唤起读者和作者交流的兴趣，所以，读者是有弹性和创造力的，应该担心的不是阅读的衰减、边缘化，而是图书馆员的发展路径以及阅读的异化问题 [51] ；Chen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利用在线协同阅读系统进行阅读在理解清晰度、推理效果、阅读策略应用等方面均显著优于传统的“纸质阅读+面对面讨论”，而且在增进阅读态度方面也体现出显著优势。 [52]
基于此，越来越多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数字环境下阅读行为的改变问题，主张帮助读者尝试各种新阅读体验。如，Wolf和Barzillai认为，为促成在线阅读的深度理解，应对网上深度阅读的过程构建加以研究 [53] ；Shabani等指出，对阅读行为变化研究有助于提高阅读推广针对性和有效性 [54] ；而Peters则指出，今天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权力控制自身的阅读体验，但这一过程势必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图书馆应帮助用户克服这些挑战，也应该鼓励，甚至支持和帮助读者进行各种阅读尝试 [55] 。
国内图书馆学阅读行为研究起步较晚，一般与信息资源建设、阅读推广等话题相重叠，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国民阅读现状和倾向研究、不同人群（大学生、老年人、农民工等）阅读行为特征研究、数字阅读行为（包括移动阅读、网络阅读、社会化阅读等）研究等。
近年也有大批国内学者关注数字时代读者的阅读行为转变，尤其是数字时代的“浅阅读”和“功利性阅读”问题。袁曦临等发现相比纸质阅读，数字阅读更倾向于跳读和略读，数字阅读对于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效果略差，长期记忆表现逊于纸质阅读，内化阅读材料的能力较弱 [56] ；李武等发现互动性需求已成为大学生移动阅读的动机之一 [57] ；王余光、汪琴认为，文本的多元化发展，使人们对阅读文本的选择倾向更趋于分散和多元化 [58] ；刘德寰等指出，数字化时代读者的阅读主体、阅读载体、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时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目前学界缺乏对这些变化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59]
对此，韩立红认为，阅读革命的积极意义表现为阅读功能的进一步拓展，阅读逐渐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交往方式、工作方式、休闲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成为新的生存方式。 [60] 王佑镁指出 [61] ，目前阅读推广应与变化中的阅读行为结合，系统分析媒介融合发展态势等移动互联网时代跨媒体阅读的O2O特质。
尽管国内图书馆学者均认同阅读行为研究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基础，但该领域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相较于国外图书馆学的阅读研究多以行为学为起点，国内阅读研究则多以社会学为起点，更关注整体格局及社会影响，对行为学相关理论体系缺乏系统引进和深入应用，更缺乏对认知问题的探究。
第二，国内阅读行为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鲜有的解释性研究也主要以理性主义选择理论为基础，面对全媒体环境下更富于社会性的阅读行为缺乏解释力，对阅读推广创新指导有限。
第三，国内现有数字化阅读研究更多是将各阅读行为环节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特别是将线上阅读与线下阅读割裂来观察，缺乏对新型阅读行为过程的整体观察和剖析。
研究导向表示研究者们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研究导向不同，观察角度、研究路径、基本假设、概念体系等方面都有所差异。 [62] 心理学认为刺激—反应是行为的基本单位 [63] ，行动、认知、情感是行为反应的三个阶段，选取不同的元素或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研究导向。本课题组对国内外图书馆学、信息学等领域的阅读行为文献进行了全面检索和调查，认为阅读行为研究领域主要发展了三种研究导向，它们分别是：行为过程导向、认知效果导向、阅读体验导向。行为过程导向聚焦于阅读过程中具体的行为及从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范式特征；认知效果导向着重在剖析读者加工和吸收阅读内容的行为过程；阅读体验导向倾向于从读者感受的角度探查阅读行为的内在根据及内、外影响因素，三种导向的研究反映了研究者们对行为不同阶段的强调。
行为过程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受古典行为主义的影响，把读者视为做出选择和动作的“行动人”，关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具体行为事实，关注行为受环境影响的变迁及在变化的时间轴上呈现出的状态和特征，并通过调查、观察等方法予以客观的描述，或试图将这些行为特征归纳成不同的模式。
1913年，华生（Watson）在他主编的《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诞生。以华生为代表的古典行为主义提出把行为而不是意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认为行为研究的出发点是可观察的事实，主体的各种复杂行为可以说是在一定情境下的适应活动。 [64]
1931年，Waples首次提出阅读行为这一研究主题，认为图书馆应通过图书流通借阅的数据来分析不同性别群体的阅读态度、阅读偏好等阅读行为特征，把握读者需求，更好地完成图书馆采访工作。 [65] 尔后的研究者们在当时的研究情境下从女性、高中生、老年人等不同的读者群体切入，从课本、报纸期刊、休闲读物等不同阅读对象切入，选取不同研究视角对阅读行为领域展开了纵深研究。例如，Burton调查了Palo高中的学生的报刊阅读行为 [66] ，Plotz调查了西德工人阶级的阅读状况、需求发展 [67] ，Delin等调查分析当时男女老少不同群体的休闲阅读选择和偏好。 [68] 这种以调查为主的阅读行为研究也是国内阅读行为研究的主流，肖雪、张伟通过向老年人发放问卷调查其阅读状况为推进全民阅读提供实证基础 [69] ，王虹等实地走访嫩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以调查其阅读情况发现当前农村阅读行为中的突出问题 [70] 。
随着数字洪流涌入，读者的阅读行为适应着不断发展的数字革命，阅读载体从纸质向屏幕的转变使越来越多的人着手进行数字化阅读行为的调查研究，此类研究虽然仍然以阅读行为过程为导向，但按具体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阅读数据对新阅读行为展开研究。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为主要代表的机构发布的阅读报告都提到：传统阅读行为受到数字媒体和数字化阅读载体的冲击，新的阅读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规律。国内外的学者们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例如Du应用德尔菲专家法调查图书馆员和教师对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发布的《阅读处于危险》（ Reading at Risk ）报告的态度，发现专家们认为图书馆员也应更多地关注用户所表现出来的新阅读行为 [71] ；屈明颖基于历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内容数据，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探析我国数字阅读作为主流阅读方式出现的节点，解读国民阅读行为的趋势特征。 [72] 另一种研究路径是对特定阅读行为的专门调查和研究。如李武等对中日韩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着重阐述三国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差异 [73] ；茆意宏等通过对阅读行为调查分析，以阅读学理论、阅读认知理论为基础提出移动互联网用户阅读寻求和交流、利用行为框架 [74] [75] [76] ；刘亚、蹇瑞卿调查大学生手机阅读信息行为，分析其在阅读需求、阅读寻求、阅读处理与使用三个阶段，干扰和激励因素两个方面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 [77] ；尚珊、阴晓慧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用户在获取方式、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效率和行为交互方面具体变化 [78] ；Kurata等通过聚类的方法分析其调查数据，比较了日本读者在不同情况下对11个印刷或数字媒体的阅读行为偏好。 [79]
数字化时代一些学者开始以阅读行为过程为导向对阅读行为模式展开探索性研究，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阅读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化上，探索人们在适应新情境的过程中阅读行为模式发生的嬗变，试图寻求对新阅读现象的解释。如Liu通过分析人们的阅读行为在过去十年内所发生的变化，发现一种以长时间浏览、关键词识别、一次性非线性、可选择为特征，基于屏幕的新阅读行为范式正逐渐形成 [80] ；Mozuraite探讨阅读范式的改变，发现阅读和阅读素养等词的含义都有了很大的扩展，阐述了数字阅读从线性纵深式阅读到非线性发散式阅读、从水平翻页到垂直浏览、更易于交流反馈的超链接式新阅读范式 [81] ；许欢总结了当前比较有特色的集中网络阅读共享行为模式，认为阅读社区、人际社区等模式既满足了读者阅读、分享、反馈、传播的需要，又形成了新型阅读关系和挑战 [82] ；王佑镁从跨媒体和泛在化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移动互联网时代跨媒体阅读的O2O特质，构建了“跨媒体阅读”模式，阐述了跨媒体阅读的连续一致、即时共享、连续补偿和即时互动四种模式。 [83]
综上所述，行为过程导向的文章倾向于以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从阅读行为过程本身着眼，通过归纳分析寻求行动的共性和差异，此类研究通常不会深入探讨读者内在阅读心理过程和影响因素，较少产生解释性研究成果。
认知效果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者通常把研究对象指向作为“认知人”的读者，审视个体的内隐阅读过程。对这些研究者而言，读者的阅读行为包含了他们为了满足需要而寻找阅读内容的信息加工过程，以及大脑面对阅读对象时的文字解码及策略应用等认知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以认知心理学先驱托尔曼（Tolman）、赫尔（Hull）等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受到逻辑实证主义及动力心理学等思潮的影响，开始对人类大脑“黑匣子”感兴趣。20世纪中期，为了适应教育的需求，认知主义出现，主张学习是人们通过感觉、知觉得到的，是由人脑主体的主观组织作用而实现的，否定刺激与反应的联系是直接的、机械的，主张通过内省来寻求思想和经历的普遍本质。 [8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阅读行为研究领域，斯金纳 [85] [86] 等心理学家们顺应心理学由行为主义转向认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趋势，对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产生怀疑，主要应用实验研究法，从读者文本阅读心理的角度去探索阅读行为过程中的文本信息加工、思维获得和批判等过程，以更好地指导阅读实践。Hively综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展，认为他们从知觉、心理语言学、学习理论出发对有阅读技巧的读者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并探讨阅读引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基本阅读行为分析框架 [87] ；而Stanovich则综合大量之前的研究文献，通过阐释阅读能力与认知过程的关系，提出个体阅读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概念框架，认为影响阅读能力差异的是阅读过程中的阅读效率 [88] ；19世纪末Keith、George等人试图通过眼动仪收集的数据研究眼动中注视点的顺序和跳动来了解阅读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逐渐形成阅读中的眼动控制模型。 [89] [90]
传统的认知效果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主要应用在教育领域，进入新时代，数字化阅读的出现赋予了认知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新的意义和命题，研究者们多采用与传统阅读行为相对比的方式，把讨论聚焦在数字化阅读行为认知表现的相异之处。如Muter等通过实验比较了纸质书和电子书的精读和略读，用速度和准确率的相关关系来解释进行屏读理解力更高的发现。 [91] Dyson等通过比较实验发现在正常阅读速度下电子屏幕阅读会有更好的理解水平，而在正常阅读速度下，花更长时间停顿、有更多光标滑动次数的读者，对文献有着更高的理解能力。 [92] Rodrigues和Martins实验研究巴西学生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表现与阅读理解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化文本对阅读理解有积极影响。 [93] Ho等实验证明利用在线协同阅读系统阅读在理解清晰度、推理效果、阅读策略应用等方面显著优于传统的“纸质阅读+面对面讨论”。 [94] 而袁曦临等采用实验方法从阅读理解和记忆保持层面研究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差异，发现数字阅读对于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效果略差，内化阅读材料的能力较弱，长期记忆表现逊于纸质阅读。 [95]
随着数字阅读行为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数字化时代认知变化所带来的阅读问题：Carusi认为，超文本阅读时间成碎片化发展趋势，相较于直接阅读纸质文档，读者很容易受到网络信息干扰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对文本的理解更肤浅，缺乏更具体的理解和感情投入 [96] ；Wolf等认为，社会从印刷文化到数字文化的过渡使读者很容易从不同渠道进入阅读，但注意力很快又被分散和转移，进而限制了认知的理解过程 [97] ；Carl提出“高度紧张”这种屏幕阅读状态会导致神经认知的浅薄和文化的缺失。 [98]
认识到阅读行为在认知表现方面的危机，研究者们开始着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促成数字化阅读的深度理解，使阅读成为一种新的认知功能，达到超越文本，建构自身的效果，Wolf等对网上深度阅读的过程构建展开研究，认为在阅读中推理与演绎推理、类比技巧、批判性分析、反思和洞察等认知过程是进入深阅读的核心。 [99] Cull研究（美国、加拿大）高校学生对于纸本与电子文本的偏好，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探讨学生们的屏读认知，并强调读者进入深阅读和学习是一个时间过程，阅读的力量在时间中体现，教育工作者应鼓励学生多花时间学习深阅读技能、提高阅读素养。 [100] 袁曦临综合大量网络阅读认知效果相关的研究提出培养读者的元阅读能力尤为重要，元阅读能力在网络数字阅读中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对于提升网络环境下读者的阅读理解效果具有深刻的影响。 [101]
综观认知效果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脉络，我们发现认知效果导向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实验的方法，从阅读行为过程中的理性认知层面着眼，从脑神经研究切入，融合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以及量表，假设阅读行为是读者寻求知识或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这种导向的研究有利于突破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困境，帮助读者发现阅读策略，提高阅读能力，更好地了解和控制阅读认知过程。但是阅读的意义不仅仅是认知的获得，阅读行为也不只是阅读理解，阅读行为主体选择、获取、分享、反馈等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社交价值等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单一的考察阅读行为中的认知表现不能满足当今阅读推广主体及广大读者的复合需求。
体验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受到当代行为主义的影响，着重从读者个体心理反应、外部环境影响以及读者行为表现相交互的角度理解读者行为，分别从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心理投射和向外显现（阅读体验和阅读参与）着手探索各种复合的命题并寻求解释，对读者从更复合、立体的“社会人”的角度加以理解，研究人的个性心理、体验和意向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并以质性研究居多。
20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提出人类行为公式，认为人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102] 20世纪70年代，班杜拉（Bandura）在新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将赫尔（Hull）和斯金纳（Skinner）的思想相融合，又吸收了认知主义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形成突破刺激反应（S-R）理论的环境、人和行为三者相互作用的交互决定论，行为主义走向当代。 [103] 交互产生体验，体验从哲学上理解既是知—情—行心理三因素的统一，也是心理过程与心理结果的统一，还是“身”与“心”的统一，这正是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班杜拉交互决定论的另一种阐释。 [104] 从体验的角度来看，阅读它不只是信息和知识的获得，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审美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人的精神和情感意志。
在该思想引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也对阅读行为开始有了新的认识，Heap从现象学角度解释阅读体验，将阅读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日常生活方式 [105] ；Mann也提出研究学生的阅读方法和体验需要把阅读视为对于学生在各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活动，认为仅仅将阅读视为学习情境下的一种纯粹中立的认知过程是不够的，它需要融入对个体、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综合考虑，来理解阅读如何产生意义 [106] ；林珊如等采访了我国台湾地区爱书人的休闲阅读体验，借由解释现象学的观点发现阅读爱好者在阅读历程中看见自我、指涉他人、理解世界，阅读体验的意义在于获得认知与情感上的帮助，其本质在于人生的意义建构。 [107]
在数字革命的冲击下阅读载体形态产生深刻变化，阅读行为领域研究新的阅读范式以及新的阅读认知表现的同时，有一部分学者着手对电子设备阅读应用、阅读选择、阅读交流、阅读分享等新的数字阅读行为现象伴随的阅读体验作出解释。Sedo通过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俱乐部的讨论发现，成员们（女性为主）相互解释书籍，形成了一种社会纽带，这个纽带帮助他们实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愿望 [108] ；Fister通过获取在线小组的讨论内容、实践情况以及采访成员关于在虚拟社区一起阅读的体验，分析了在线阅读小组以及阅读行为的社会维度 [109] ；Rose应用解释现象学的原理试图深入探寻近年来大学生对学术类数字化文本的屏幕阅读体验，发现学生的环境适应性，并提出进一步适应阅读学习方式变革的相关对策 [110] ；James等对可控的数字阅读体验持积极的态度，通过对阅读体验的阐释，进而提出数字阅读的速度优势使其比传统阅读更有利于长远的教育和综合的学习过程。 [111]
上述质性研究方法难以保持完全中立，调查对象有可能预设立场，而定量研究的客观性为之前以阐释性为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Huang基于技术接受模型，采用实验方法验证交互设计如何提升平板阅读的使用意向，最后表示读者要提升数字阅读水平、培养新的阅读策略，仍须努力适应日益复杂的阅读情境和阅读文化、调节个性化的阅读心理过程。 [112] 该团队在另一篇研究文献中从交互设计的角度研究阅读体验，使用相关法探讨平板阅读用户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感知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提高阅读行为意向的关键——阅读体验。 [113] 袁曦临等通过基于Pad的移动阅读过程实验研究，了解移动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其阅读体验，实验结果表明传统阅读和移动阅读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114] 为了探究可能决定用户在组织内部博客系统里产生持续阅读行为的因素，Li等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关于群组结构、关系和认知的研究模型。 [115] Park等基于TAM模型验证了学生的电子阅读设备的接受性。 [116]
阅读动机、阅读参与、阅读体验与阅读活动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是行为体验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阅读动机是影响个体阅读行为、与文本互动、学习行为的目标、信念，是阅读体验的内部因素。阅读参与是读者阅读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行为、认知和情感的状态，是阅读体验的外显形式。研究者们通常采用建模设维量化的方式考察这两个概念。Wigfield、Guthrie开发出阅读动机量表，实证表明阅读的内外动机都与阅读活动相关，但内部动机组合比外部动机组合对于阅读行为有更强的影响。 [117] 他们认为“阅读中的参与”指的是在阅读活动中动机和策略同时存在的行为。通过阅读参与模型指出阅读参与是受阅读行为中的动机过程和认知策略过程共同影响的。 [118] Fredricks等提出参与是一个多维度、多属性的概念，包括行为参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 [119] Eccles、Wang 认为对于高级读者而言，阅读动机导致阅读参与，而参与反过来又有利于阅读成就。 [120] Klauda等进一步完善了阅读动机成就理论。 [121] Naumann提出在线阅读参与模型，对数字阅读行为与信息搜索、社会交往的关联作出假设，并予以验证。 [122] 徐孝娟等基于MEC理论，采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从用户价值视角切入探索用户从传统纸媒到数字阅读媒体转移的动机。 [123]
以上体验导向的相关研究着重于对阅读行为的演绎，多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阅读行为过程中的感知层面着眼，聚焦于阅读行为的发生条件、影响因素、读者的主观经验、情感共鸣等的相互作用。体验导向的阅读行为研究不但探查阅读行为过程中的具体事实并考虑阅读行为所伴随的认知表现，更重视读者本身的主观心理与环境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发现有利于为读者创造更好的阅读体验，从个体、环境、行为相交互的角度因势利导，突破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创造创新阅读推广模式。随着阅读行为研究的继续向前推进，体验导向逐渐成为主流。但是由于可探讨的主题范围相对更广，对认知、行动、情感都有涵括，导致目前这一导向的研究比较分散，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缺乏整体的研究思路，难以将研究成果推广形成积极联动的阅读效应，对阅读推广的指导也因而受到限制。
阅读行为研究涉及对象众多，不同的研究导向下，学者们对阅读行为内涵和外延理解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见表2-2），缺乏统一的定义以及对这些概念的梳理。而且，由于阅读行为这个词的泛在性和广义上的抽象性，目前大部分阅读行为研究直接将“阅读行为”概念泛在地约同于“阅读”，或将概念阐释的重点聚焦于移动、数字化、深浅等修饰词上，这种概念模糊不利于阅读行为研究的有序发展。因此，本研究认为，探讨和界定阅读行为概念有助于把握阅读行为的本质属性，厘清阅读行为概念，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有参考意义的整体性概念框架。
表2-2 各阅读行为导向研究比较
行为过程导向阅读行为研究侧重于对阅读行为过程本身展开研究，基于时间轴延展开的阅读行为构成——阅读选择、阅读获取、阅读反馈、阅读效率以及抽象出来的阅读行为特征、阅读模式等是这一导向的核心研究对象。该导向的研究一般侧重于阅读行为概念的广度，其调查内容涵括阅读行为的各种维度，其阐述的阅读模式明晰了阅读行为的要素和特征，有利于我们从行为事实角度把握读者的阅读轨迹，是助力解决当前国民数字迷失、选择困难等阅读问题的基础。
认知效果导向阅读行为研究聚焦在阅读认知表现的深度和变化，提高阅读能力、深化理解和记忆、掌握策略和优化效果、促进深阅读等认知心理过程调节是研究主题，阅读理解、阅读能力、阅读效果、阅读策略、深阅读等是其核心研究对象。
体验导向阅读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于读者阅读行为过程中的综合感知，阅读主体、阅读动机、阅读态度、阅读意向、阅读参与、阅读体验、阅读情境等以及这些概念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是这一导向的核心研究对象。
基于此，本书围绕社会认知理论的“交互决定”观点建立阅读行为概念框架，试从整体上系统梳理阅读行为的概念构件之间逻辑关系。如第一章所述，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和完善的统一体系，其中任何两个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模式都随个体、行为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我们认为，读者个体、阅读环境、阅读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可以将阅读行为的相关理论概念归纳到这三个构件中（见图2-4）。
这一概念构成图中把阅读行为相关概念主要分为三大板块：读者心理板块，包括读者个体特征（基本特征、阅读能力）、基础阅读心理（阅读需要、阅读动机、阅读倾向、阅读兴趣等）以及读者心理反应（包括阅读态度、阅读参与、阅读体验、阅读效果等概念）。基础阅读心理代表读者较稳定的阅读心理特征，读者心理反应则是指读者阅读心理向阅读行为转移，阅读行为向阅读心理反馈的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现象。阅读行为板块，此处是指狭义的阅读行为，包括阅读选择、阅读获取、阅读理解、阅读反馈等概念，阅读模式则是对这些行为现象的概括和归纳。阅读环境板块，是体现阅读行为概念展开时，读者在阅读行为过程中与社会情境相交互并受到其调控，主要包括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社群因素、技术因素、硬件因素等。
图2-4 阅读行为概念构成
目前看来，我国当前阅读行为研究已不同程度涉及这些阅读行为研究要素。其中，阅读需要、阅读动机、阅读倾向、阅读兴趣等基础阅读心理要素涉及较多，而阅读参与、阅读体验等读者心理反应要素涉及较少，论及技术因素对阅读行为研究的成果较多，涉及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社群因素等社会情境的阅读行为研究成果较少。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职业在实现专业化（19世纪末）以后最早开展的实践领域之一。 [124] 今天阅读推广已发展成图书馆的一项主流服务 [125] ，但根据相关调查，当前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因缺乏理论指导未能精准把握读者的阅读需求，往往流于形式、成效一般 [126] ，甚至暴露出活动举办随意 [127] 、引起读者逆反心理 [128] 等诸多问题，已经面临一个“瓶颈”期。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导致阅读推广工作沦为图书馆的“面子工程”，将带来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会给社会的阅读认知和图书馆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难以给阅读推广实践科学化和实践创新提供足够的滋养。已有多位阅读推广研究者针对我国阅读推广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缺位的问题。如范并思指出，阅读推广实践源于导读或新书推荐，然后发展为多种多样的读者活动，但直到目前为止，图书馆人对这些阅读推广服务的研究仍停留在经验的或感性的层面。 [129] 张文彦认为，阅读推广在实践层面发展迅速但相对离散，在学术层面则已成为热度上升的“关键词”，但对案例、综述、意义的探讨较多，而少见从大量实践中提取规律的研究。 [130] 徐建华等则认为，我国阅读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显薄弱，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稳定、集中的理论研究体系，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在理论体系中，理论“舶来品”占据主流地位。 [131]
关于阅读推广缺乏理论支撑所导致的后果，曾祥芹曾给出了这样的阐述：“（我国阅读推广工作）在‘阅读原理、阅读技法、阅读工程’的三级体系建构中，未能自觉地进行‘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三级循环跳’。专搞阅读学术研究的不太注重其成果在学院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中的应用；从事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阅读指导的又往往漠视新的阅读学术。因此，出现‘学、术分离，知、行不一’的毛病。” [132]
西方对阅读学的研究（始于1879年）至今已有130年多历史。 [133] 1956年在美国就成立了国际性的阅读研究组织——国际阅读协会（IRA）和一系列阅读研究机构，其宗旨是提高人们的阅读水平，倡导终生阅读的习惯，加强阅读指导，促进阅读研究。国际阅读协会还建有专门的研究所，有六种学术报刊，每年出版大量的阅读专业书籍 [134] ，并发布了《在图书馆中用研究来促进素养与阅读：图书馆员指南》，强调“研究”能够帮助图书馆员有效收集数据和实施测评，帮助他们提高推广效率。国际图联（IFLA）在2011年的职业发展报告中在强调阅读活动是现代图书馆的基本服务的同时，也提出了要“以研究促进阅读推广”。 [135] 但反观我国对阅读学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至今才40年 [136] ，对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更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启动。我国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与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差距，而且这种基础理论的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阅读推广实践的科学发展。
阅读推广，其本质上是图书馆对读者进行阅读干预、指导、教育的一种方式。因此，吴晞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分为两类，一是应用理论研究，主要指从实践中总结、归纳，从而指导实践工作，如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组织、宣传、绩效评估等；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理论论证，主要回答图书馆阅读推广“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做”等问题，解决阅读推广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而事实上，我国目前已开展的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主要是应用理论，而不是基础理论研究。曾祥芹认为，我国在探讨“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三大基本问题时未能把阅读情志的动力开源摆在第一位。也就是说，阅读行为的变化给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是图书馆服务设计的重要思索点，却被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所忽略。以至于我国在阅读推广实际工作中对阅读本质的认识还没有从“主客体间性”上升到“主体间性”，“读者与文本对话”的旧观念还没有被“读者与文本作者及其他读者对话”的新理念所取代，就是说，尚未解决阅读本体论与阅读认识论、阅读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统一问题。 [137]
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出现了一本关于阅读的畅销书——Rudolf Flesch所著《为什么约翰不能阅读》（ Why Johnny Can ’ t Read ） [138] ，该书对当时美国阅读教育提出质疑，认为阅读方法并无正确无否之分，重要的是不能扼杀儿童的阅读乐趣，该观点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在这场关于阅读教育的运动中，行为心理学扮演了重要角色，Witty等学者关于阅读行为的相关研究是基础论据。 [139] 而进入数字时代，面对深阅读危机，越来越多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数字环境下阅读行为的改变问题，主张帮助读者尝试各种新阅读体验。如Wolf和Barzillai认为，为促成在线阅读的深度理解，应对网上深度阅读的过程构建加以研究 [140] ；Shabani等指出，对阅读行为变化研究有助于提高阅读推广针对性和有效性 [141] ；而Peters则指出，今天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权力控制自身的阅读体验，但这一过程势必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图书馆应帮助用户克服这些挑战，也应该鼓励，甚至支持和帮助读者进行各种阅读尝试。 [142]
其实，我国阅读推广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也有待通过阅读行为研究来探索答案。余波对此阐述道，全民阅读在我国本不应成为问题，却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社会系统运转中缺失了哪一个环节与链条？这就启发我们从深层次思考当前全民阅读热情衰退的原因，并从根源上探寻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治本之道。因此，阅读行为研究应成为阅读推广研究的重要构成。 [143]
既然阅读推广是阅读行为的外部介入性因素，那么按照行为学观点，外界刺激往往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引起其心理变化，进而才会引起行为变化。这种心理变化是一种中介，是外界刺激对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桥梁。因而，应对深阅读危机的基础是对当代阅读行为的深刻理解。如曾祥芹的观点，面对“左书右网”的阅读新挑战，精英读者的“深阅读”和大众读者的“浅阅读”出现相互指摘、彼此对立的不和谐状态，如何让纸书阅读和网络阅读在每个人的阅读生活中协调发展，使深阅读和浅阅读互相转化，全面解决阅读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问题，应该是引领全民阅读的科学导向。 [144] 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回到阅读本身，基于对社会大众的阅读行为观察发现二者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可行之道。
本书以“复合阅读”这一阅读行为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复合阅读理解的基础是对阅读行为过程的重新审视。阅读是读者与文本交流的过程，这一交流的成功将依赖文本变成读者意识中的关联物的程度 [145] ，因此，阅读活动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感知和信息加工能力被激发的情况。也就是说，“读”仅仅是阅读行为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基于此，Balling提出阅读体验是包括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三阶段体验的总和，各阶段都存在影响读者阅读体验的不同要素，而阅读行为是这三阶段体验相互作用的铰链式过程（见图2-5）。 [146] 全媒体时代丰富的媒介环境使得个体能够利用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更充分地开展阅读相关活动。
图2-5 基于时间维度的铰链式阅读体验构成（Balling，2009）
过去，我们强调的阅读更多是“读”的过程，即“拿起书本看”的过程。如今，阅读行为已经从侧重于“读”的行为转变为囊括了选择、决策、获取、阅读、分享等多种行为的复合体，读者的阅读行为不再是以“读”为核心的单一行为，而是以“读好”为核心的选择、阅览、评价、分享等多种行为，这就是复合阅读行为在行为上的复合。基于此，以时间轴为线，我们可以将阅读行为分为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三个阶段。
因此，我们将复合阅读行为进一步划分为阅读行为趋向阶段（阅读前阶段）、阅读行为产生阶段（阅读中阶段）、阅读行为延伸阶段（阅读后阶段）（见图2-6）。其中，行为趋向阶段即读者正式阅读前的一系列准备过程，包括锁定阅读目标、进行阅读决策和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阅读内容三个方面，它是阅读行为正式产生前的准备阶段；行为产生阶段即正式产生“读”这一行为的阶段，是读者与阅读内容正式发生交互的行为阶段；阅读行为延伸阶段即“读”这一行为结束后，由“读”引发一系列后续行为的阶段，包括读者分享、评论/评价、推荐、再选择等行为。阅读行为延伸阶段产生的行为将影响读者的个人认知和阅读偏好，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下一次阅读过程中的阅读行为趋向阶段，形成一个闭环。
图2-6 复合阅读阶段分解
本研究更关注复合阅读行为过程中读者的阅读参与情况，以发现复合阅读助力深阅读的可能路径。鉴于阅读参与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本书将从这三个维度去寻找复合阅读研究具体的观察对象。
首先，复合阅读的行为维度。复合阅读最为外在的特征即行为的复合，表现为读者参与的三阶段中均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因此，本研究将以阅读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展开对复合阅读行为维度的观察，第四章即对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的现状调查及其分析。
其次，复合阅读的情感维度。个体行为研究需要寻找个体采取特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复合阅读所带来的丰富阅读体验所赋予个体的主要价值在于交流过程所带来的愉悦感，也成为阅读态度向良性转变的另一基点。因此，本书将阅读体验作为复合阅读情感维度观察的主要对象。本书第八章将对复合阅读过程中阅读体验构成进行观察和分析。
最后，复合阅读的认知维度。个体从传统阅读到复合阅读的转变即是内外驱动力最终作用于个体认知的过程。因而，我们对复合阅读的认知维度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读者阅读渠道选择问题研究。二是读者从传统阅读到复合阅读的行为转变过程研究。本书第五章、第六章主要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展开。三是读者对复合阅读效应的认识。本书第七章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综上所述，本书对复合阅读行为部分的观察将从复合阅读行为中的阅读活动、阅读渠道选择影响因素、行为转变机理、阅读过程四方面展开，对复合阅读行为的行为维度、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展开横向和纵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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