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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阅读习惯养成是社会深度发展的文化基础。然而，随着技术环境的快速演进，“深阅读危机”在各年龄阶层蔓延，并已引起广泛关注，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消除这一危机的路径。
复合阅读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阅读行为。本章概述当前阅读危机现状及各国对阅读危机的认识和对策，阐述复合阅读行为对阅读文化的影响及其研究价值，并对本书基本观点进行了描述；最后详述本书的研究实施过程，包括各阶段研究部署及研究成果产出情况。
一直以来，阅读作为人类自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核心能力，其对个体和社会的积极意义都备受关注和认可。Ruth（2016）在研究中提出：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健康、居住环境、教育、就业、机会、收入甚至是犯罪的可能性以及公民权利的行使，都与阅读能力有关，无法阅读的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会更差。 [1] 然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网络与新媒体发展势头强劲，人们的阅读行为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国民阅读似乎开始陷入一种危机状态，必须积极地研究和实施应对策略。
早在1994年，俄罗斯的《哲学问题》杂志就发起关于“书籍在荧屏时代的命运”的讨论，不少人对阅读状况表示担忧。 [2] 1999年美国作家凯瑟琳·诺尔则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提出，网络时代我们接触的信息越多但实际获得的知识却越少，体现了网络时代人们产生了对阅读价值的迷茫。 [3] 进入21世纪，美国发布名为《阅读危机：对美国文学阅读现状的调查》（ Reading at Risk ： A Survey of Literacy Reading in America ）的报告，该报告更是将“阅读危机”这一概念推到社会公众的面前，引发热议。 [4] 这一研究报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于2002年应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要求完成，调查对象涵盖美国17000多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并与1982年和1992年的类似调查进行了类比分析。报告指出，阅读文学图书的美国成人人数已从1982年的57%下降到了2002年的47%，即低于半数，这在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各类人群文学阅读都呈下降趋势，而且是加速下降，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表现尤为突出，18岁到24岁年龄组文学阅读的下降率比所有成年人总数的下降率更加显著高出55%。基于以上现象，该机构认为阅读正面临严峻危机。其后，NEA在2007年的年度报告《阅读还是不阅读：事关国家大事的问题》（ To Read or Not to Read ： A Question of National Consequence ）更是不但得出很多与2002年报告相同的结果，而且发现“在大学毕业生中阅读能力和定期阅读的习惯也在大幅度下降”。 [5] 由此，“阅读危机”已成为教育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积极的数据。有研究显示，由于数字媒体的流行，用户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了。年轻人阅读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他们沉迷在非文学阅读（但有意义）中，甚至为此放弃了其他基于数字或电子媒体的休闲活动。也就是说，青少年的阅读不是减少了，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近阅读。 [6] 2015年我国第十二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也展示了类似数据，显示我国国民阅读正呈现一种渠道多元化、媒介新兴化、功能社会化、内容娱乐化快餐化、目的功利化等趋势。 [7] 后续若干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则均显示，我国各媒介综合阅读率在持续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一致的结论？其实关键在于对阅读的理解有所不同。2013年Liu的研究显示，45%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正面临深阅读和聚焦式阅读减少的问题。就是说，阅读未必减少，但深阅读在减少、享受阅读的情况在减少。 [8] 我国学者白龙也提出，阅读危机的实质是人们由于缺乏以专注阅读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深呼吸，而陷入被大量信息垃圾围困的心灵缺氧状态。 [9] 也就是说，与其说当前社会面临“阅读危机”，不如说是面临着一种“深阅读危机”。
那么，为什么新阅读环境可能造成深阅读危机？
阅读行为是从书面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文字不仅是一种记录工具，更是一种激发思考的特殊媒介，因而，阅读是锤炼思想、产生深度的便捷路径。这使书面传播以及阅读行为成为文明与文化传播的最基本方式，也因如此，长期以来深阅读并不是个普遍话题，毕竟，在纸质文本时代，从阅读到思考的过渡通常自然而通畅。
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由于阅读的主要对象——文本自身的特质，深阅读的发生向来需要条件。一方面，阅读文本较之接受其他信息有其独特性，即对连续性的强烈依赖。文本与一般的非语言系统不同，音频、视频等对象往往可以整全视之或思之，对其中意义的反应过程比较短促，但文本的意义呈现却不是“突现”的过程，而是陆续“涌现”的过程。因此，文本是一种要求读者读出系列意义的表现载体，只有通过时间上的连续阅读，才能获得对其全部意义的把握。也只有当文本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延伸为一种心理过程时，才能为读者的认知、判断和评价提供最丰富的可能性。 [10] 另一方面，阅读的深加工乃至催生思想的过程不但需要以时间为空间，更需要注意力的充分凝聚。在感官信号间转移注意力是人类的本能，但读者需要抗拒这一本能，将自身置身于一个“旋转世界的不动点”，才能开展深度阅读。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开启了静谧的空间，让读者可以建立关联、做出推论和比喻，酝酿自己的想法。也因如此，深度阅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 [11]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这两个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互联网精确地释放出各种类型的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瞬时的、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智能的。而且，一切都唾手可得，毫不费力。同时，面对这一纷繁的信息世界人们往往高度紧张且一心多用，在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习惯于快速切换，阅读速度更易增加，注意力更易分散，其代价便是理解力的降低。 [12] 相反，时间则成为更稀缺的资源，即便是短暂的思考，可能也是时间的浪费。因此，人们习惯于去“查找”，而非“阅读”，习惯去“遇见”，而非“领悟”，习惯于去“接收”，而非“想象”，深阅读自然就成为稀缺物。
当书面传播代替口头传播之始，苏格拉底曾担忧对这种外在记录形式的依赖会降低人们的内在记忆，招致思想肤浅，因而强烈反对以阅读书本为形式的交流方式。 [13] 但他未预料到，阅读涉及音韵加工、拼写加工、语义加工、语法加工、形态学加工等一系列复杂信息加工，不但要大量调用记忆和动用思考，而且只要加工更加精细和进一步延伸（增加100—200毫秒时间），就易于产生新想法，添加新的体验和情感。 [14] [15] 苏格拉底曾经对文字应用的担忧，在一千年前不是问题，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倒成了问题。深阅读稀缺已引起普遍忧虑。
当前世界各国对深阅读危机都已有不同程度上的认识，并采取各具特色的策略加以应对，这里以美、英、日三国为例说明。
由于对深阅读危机这一阅读危机本质的认识，美国较早时候就将全民阅读和教育改革捆绑开展。继得出阅读危机结论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的国家教育项目评估（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PE）数据显示，青少年阅读理解能力正在持续下降。表现为：从1992年到2000年，四年级学生的平均阅读成绩一直在下降，他们到了中学阅读能力并没有改善，且总体呈下滑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阅读兴趣也逐渐丧失。 [16] 另一项调查表明，截至2007年，只有1/3的高三学生可以达到流畅的阅读水平，比起1992年下降了13%；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从1992年到2003年阅读达到流畅水平的比例下降了约9%。而这个流畅水平，不过是能够阅读报纸的能力。
面对如此不乐观情况，美国政府开始启动教育改革和更深入的全民阅读运动。2002年美国政府制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以提高学生在三年级以前的基本读写素养；2006年，前总统克林顿为了使每个8岁的美国儿童都学会阅读，又发起了“美国读书运动”；随后2009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继续倡导要重视在初级教育阶段开展阅读提升计划，并强化对教师和学校领导的培训；而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预算中，美国教育部开始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的提高全美读写能力的活动。这些政策法规对支持和引导青少年阅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美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了各类阅读推广活动营造阅读氛围。如一城一书项目通过在某一城市范围内集中围绕某本书及其对应的主题开展一系列阅读活动，以引发市民的深度阅读思考，促进民众的充分交流，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氛围和活力。同时，美国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AAP）1999年开始开展“直击阅读”（Get Caught Reading）活动，它传递了一个理念：阅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让很多人开始关注阅读，享受阅读的乐趣。美国社会组织——“每方都是赢家”（Everybody Wins！）则通过让学生和社会志愿者通过互动形式共同阅读，提升他们的阅读参与度和对阅读的热爱。
由于美国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和不懈努力，在2018年9月最新发布的《美国艺术参与和文学阅读趋势：2002—2017年》（ U . S . Trends in Arts Attendance and Literary Reading ：2002-2017）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诗歌和戏剧阅读的比例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总体来看，在这15年间，美国成年人（18岁及以上）阅读书籍的比例仍在不断下降，2017年阅读小说或短篇作品的成年人比例已然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17] 这显示，文学正与大量的电子媒体竞争，各种替代性活动的推陈出新、不断出现以及其高可用性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到吸引并远离阅读。
英国社会较早也揭示了阅读危机的存在及其本质。2005年英国图书市场营销公司（BML）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人真正个人购买图书的比例并不是很高，2004年大约有1/3的英国人没有买过书，27%的人年购书1—5本。也就是说，基本不买书和很少买书的英国人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18] 而在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针对成年人进行的“阅读和写作调查”（RaW Survey）中显示，虽然有8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喜欢阅读，但有17%表示他们讨厌阅读；2007年英国《图书馆和信息快报》（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Update ）杂志对读者的调查显示，有1/3的人表示阅读“高深的文学”是为了显得自己能力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而几乎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阅读经典著作并非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有文化。该调查还显示，有接近一半的人为了让自己能够参与到话题中去，谎称自己读过某些书。而大多数人表示会为了获得异性的好感而去读书。 [19] 换言之，更多人是出于各种功利性目的去进行阅读。
面对深阅读危机，英国社会重点通过各类新型全民阅读活动致力于优化人们的阅读体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阅读的价值认知。英国读写素养信托组织（NLT）主办的英超俱乐部“阅读之星”项目就是主要面向对阅读没有兴趣的热爱足球的男孩子们，将他们对足球的热爱传递到阅读中，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20] 而始于1998年的“夏季阅读挑战”活动则每年夏天举行，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4—12岁的儿童走进图书馆并至少阅读6本书，体验阅读带来的快乐。该活动每年主题都不一样，如2006年的主题是“阅读使命”（The Reading Mission），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孩子进行思考阅读的意义和目的。 [21]
日本阅读情况也与此类似。从1997年起，日本就已开始步入了漫长的“阅读疲劳期”，国民阅读率下降已成趋势。2000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开展的学生学习能力调查显示，对阅读没有兴趣的日本学生所占比例为55%；不愿意主动阅读的日本学生比例为22%，日本《读卖新闻》2006年调查也发现，和20年前比，不喜欢阅读的青少年占比增幅明显，有接近一半的20岁以上的青年人每年一本书也不读。 [22]
鉴于此，日本从国家层面对于深阅读危机予以高度重视，并通过阅读产品供应创新和阅读推广活动开展两方面入手应对深阅读危机。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关于儿童读书年的决议》，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支持儿童的阅读，将2000年定为“儿童读书年”，并于同年颁布了《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法》，规定青少年教育机构应组织面向孩子的读书会及相关阅读推广活动。2001年12月，日本公布并实施了《儿童阅读活动推进法》。随后，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就制订了从2002年开始的“五年计划”，投资650亿日元用于阅读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7月，国会又通过《文字及印刷品文化振兴法》推进国语教育和阅读推广，从图书馆建设、图书出版等多方面促进阅读。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深阅读危机，适应多媒体环境的发展趋势，日本各大出版社纷纷开发了自己的销售网站，并探索新环境下的出版方式，包括数字出版和按需出版等。日本的新闻出版机构通过这些结合新媒体的措施，使出版业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促进其转型升级，从而对图书市场乃至读者的阅读产生积极的影响。 [23]
各国政府不同角度的尝试似乎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路径，以使被信息技术卷入的人们仍然能够享受深阅读之益。但需要认识到，深阅读危机根源在于媒体环境变迁带来的阅读行为改变，对深阅读危机应对方案的思考也必须以新的情境为起点。
首先，新文本创造着新读者。当代阅读已突破了传统载体的限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内涵和外延不断被重新定义。阅读包含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视听符号，越来越立体化。 [24] 旧媒体正经历再塑造、再定位的过程，也会进而改变读者使用、体验甚至理解内容的方式。“今天，曾经被当作书之影的读者，却已脱离了书。影离体而自成一体，得到独立。” [25] 这种独立的标识就是读者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全面强化。读者乐于自主选择阅读方式、随时改变自己的阅读走向、通过对话互相影响，甚至边阅读边参与作者创造。读者的主体意识已得到空前加强。这代表了人类学习与交流的一场革命，其影响阅读的路径还在持续变化，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理解它。
其次，技术变革引起时间观念变化，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单位时间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对单位阅读时间质量的追求。技术变革的实质在于时间观念变化，它不仅加快了流动和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而且要求人们在极端稀缺的时间资源内从事令人愉快的活动。 [26] 于是，传统的知识导向深阅读成为许多读者权衡之下放弃的选项，他们开始追求更具有娱乐性、参与性的新型阅读，而技术领域也正在顺应这一变化找寻新出路。搜索手机应用商店，你会发现，仅与“阅读”“读书”相关的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就高达数万个，微信里也有上千个与阅读有关的公众号，这些阅读工具都在以各种方式探索怎样利用当前技术条件帮助人们实现深阅读，提升阅读的复合价值。
最后，屏读将逐渐改变人的阅读机能，进而持续、渐进、深化地作用于人们的阅读行为，深阅读也必然会呈现出新形式。从书本搬到屏幕，这种阅读对象的转移会改变人们对阅读对象的注意力和沉浸其中的深度，而超文本带来的运动式阅读体验与文本的认知处理过程有着巨大关联。认知神经学研究显示，一起拨动的神经元会联结在一起，而没有一起拨动的神经元就不会联结在一起，大脑会回收无用的神经元和突触。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丧失旧的技能和观点，得到新的，比如网络新世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能对不断变化的上下文加以整合以发现其整体意义”的能力。 [27] 长此以往，碎片化阅读、数字阅读、即时性阅读等阅读形式会成为新常态，并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延伸出各种更具颠覆性的新阅读形式。
因此，Kindle等电子阅读设备迅速普及，数字阅读、移动阅读率持续上升，用喜马拉雅App听书的用户已破2亿人，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阅读类App每日推送着订阅专栏内容和知识清单，《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引起广泛关注收视火爆，新媒体发起图书漂流、丢书大作战等活动引起广泛参与和讨论，这些现象已充满了我们的新阅读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阅读”正在被重新定义，数字时代读者阅读行为已然深刻改变。
一边是关于“阅读危机”的忧虑在学界弥漫，另一边是新阅读环境造就的新读者已经在探索新的阅读道路，实践领域新的繁荣景象已然呈现：豆瓣网民陆续建立了1000多个读书小组，豆瓣同城又显示每天都有读书小组在线下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仅成都市豆瓣同城线下读书会即举行了超过1000次）；“音频视频导读+微商城卖书”的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关注量超过600万人次；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中国国民总阅读量上升，一个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新阅读方式正在形成” [28] ，而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再次显示“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和纸质图书阅读率均有所增长……” [29]
全媒体时代媒体越来越呈融合之势，传播环境从单落点、单形态、单平台的形式向多平台、多落点、多形态的转变 [30] [31] ，而实践领域的阅读新现象表明，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已带动阅读活动的大联结：读者与读者之间联结，内容生产者、提供者与内容接收者之间联结，线上阅读与线下阅读联结，……基于这些联结，一种新的深阅读行为应运而生，它同时涉及线上和线下活动，兼顾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优势，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以书为交流平台挖掘出更多阅读意义。这是一种“混合式”的新型阅读行为，我们称为复合阅读行为。
“复合阅读”概念由袁昱明作为新图书馆学哲学思想提出，他从主体间性理论出发，主张图书馆在知识传播以外，还应通过审美、道德评价的社会化交流和综合阅读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32] 在图书馆作为稀缺知识传播机构其地位受到巨大挑战的今天，该观点有其现实性。相较于这个宏观概念范畴的“复合阅读”，本书则聚焦于当前读者阅读行为在兼顾线上和线下、知识价值和其他价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复合”特征。
全媒体时代新旧媒介的融合解除了阅读形式的限制，使得读者面临着无限的选择空间。事实上，数字时代个体的复合行为特征已被教育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各学科关注，“复合学习”（Hybrid Learning）、“复合消费”（Hybrid Consumption）已成为研究热点。 [33] [34] 图书馆学虽尚未开展复合阅读行为研究，但实践领域已进行促进复合阅读行为的探索，如：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早在10年前就建立6个网上读书俱乐部（称为Book Buzz） [35] ；韩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书虫的图书馆冒险”活动，由热爱读书的孩子推荐书目，在互联网上组织社区讨论 [36] ；2016年1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企业合作推出StoryBug，利用该App读者可同时阅览图书、记录感想，并音频视频交流。 [37] 这些都不失为以复合阅读行为为方向的阅读推广实践尝试。
如学者刘军华所言，事实上，不管是在概念定义还是内涵与形态，阅读都已经处于从“创造性毁灭”到“毁灭性创造”的不确定复杂进化过程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阅读革命”。 [38] 复合阅读行为既是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结果，也因其充分适应媒介融合环境而焕发出特有的生命力，并将带来阅读文化的新一轮改变。
阅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系统，其结构可分为三个层面：功能与价值层面，社会意识与时尚层面，环境和教育层面。 [39] 我们认为，复合阅读行为的兴起对阅读文化这三个层面均将发生作用。
首先，复合阅读体验将带来读者对阅读的全新认识，使之意识到阅读是一个可设计且有必要设计的过程，也使得阅读过程设计安排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时尚的”文化活动。传统阅读活动虽然也要经历一个阅读对象发现、选择的过程以及阅读分享的过程，但这一过程通常多是“自动”完成的，即人们按照常识或者惯性去完成，鲜少投入精力，更鲜少投入情感去思考和安排。而复合阅读者却已然发现了阅读的新世界：他们发现有大量的渠道可供选择，这些渠道各自带来不同价值，值得去费心选择，而且一旦付出行动会对阅读效率和效果有显著促进。对复合阅读者而言，“阅读什么”重要，但“怎么阅读”也非常重要，因此，阅读全过程安排成为其选择决策的对象。复合阅读者们乐于去精心寻找阅读目标信息源、阅读进行方式、阅读后分享形式，而且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自我设计。而反过来，这种选择和发现过程又会使得其阅读自由感大大强化。正是由于复合阅读行为所带来的阅读新体验，阅读作为一种“时尚”行为的文化表征意义更加凸显，而今“朋友圈”中晒阅读进度、晒书单等也已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其次，复合阅读使阅读行为成为一个阅读与反馈交互作用的过程，有助于矫正数字阅读弊端，提升读者阅读质量，进而改变对数字阅读价值功能的社会认识。传统阅读行为是以“读”为核心的阅读活动，而复合阅读行为开始向以“对话”为核心转移，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与其他读者、与作者、与友人、与更多不相识的人群的对话普遍存在，而对话内容从阅读对象评价到再创造、到话题延伸、到社群建设，为阅读活动的复合价值实现提供了广阔空间，完善了阅读环节，有助于阅读质量提升。曾被打上“浅阅读”烙印的数字阅读也因卷入这个过程得以升级，其在启动阅读对话、构造阅读空间、提升阅读可持续性等方面的优势使之开始被主流阅读社群所接受。
最后，复合阅读行为还意味着“阅读触点”增多，不但降低了阅读“门槛”，而且使阅读动力维空前强化。复合阅读行为所涉及阅读相关活动不仅发生在读者群体，更通过社交媒介辐射到广阔的社会空间，提升了“阅读”这一活动的可见性。更多人将因此了解阅读对象、感知阅读活动乐趣、认知阅读价值，进而唤醒人们的阅读欲望，强化其阅读动机，从而带动更大范围的阅读活动参与。事实上，研究已经发现，当前阅读能力、阅读目的、阅读积极性、阅读范围、阅读量等指标总体上确实已呈现积极的变化 [40] ，近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也显示了这种积极趋势，与阅读动力维改变应有一定关联。
复合阅读行为意味着读者理解了阅读渠道间的互补优势，是一种阅读进化。而研究数字环境下阅读行为的改变问题，帮助读者尝试各种新阅读体验，应当成为当前阅读研究的使命，这已成为相关研究者的共识。如Peters指出，今天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权利控制自身的阅读体验，但这一过程势必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图书馆应帮助用户克服这些挑战，也应该鼓励甚至支持和帮助读者进行各种阅读尝试。 [41]
那么，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行为如何发生、将经历怎样的过程、有怎样的行为规律，哪些内在、外在因素将对其产生作用，如何利用这些规律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个体阅读行为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深入观察，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框架。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和完善的统一体系，其中任何两个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模式都随个体、行为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向、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又部分地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等。同样，环境状况作为行为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强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即所谓“三方互惠决定论”。 [42]
本书认为，读者个体、阅读环境、阅读行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互相适应关系，而复合阅读行为正是这种互相适应的产物（见图1-1）。按照社会认知理论，对复合阅读行为的研究也可以围绕复合阅读行为条件下的读者、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环境三个对象及其之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便发现改变读者及其阅读行为，导致其向复合阅读者转变的环境因素，进而发展出有助于引导读者阅读行为良性转变的阅读推广策略。
图1-1 复合阅读行为的观察逻辑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读者个体、阅读行为、阅读环境之间最本质的联系？本书认为，把读者个体置于其日常生活中去观察是发现全媒体环境下的复合阅读行为规律的可取视角。
信息行为学研究者曾提出日常生活是信息行为的产生土壤，应当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观察用户的信息行为并为其提供更匹配的信息服务 [43] ，这种“日常生活信息行为”已成为国际信息行为研究的重要板块。事实上，今天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使阅读行为与其他日常活动紧密相连，它既因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也因自身方式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 [44] 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者是自由的、富有创造力的、极富想象力的 [45] ，因而是一个整体的自我。 [46] 阅读推广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阅读活动更加普遍，那么，从“日常生活世界”角度去观察阅读行为的变化，把人的复合阅读行为和其日常生活脉络结合，有助于揭示复合阅读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推动复合阅读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
面向日常生活，聚焦于“读者个体—阅读行为—阅读环境”关系的复合阅读行为研究应从读者认知形成角度探讨复合阅读行为的形成机理和社会情境，并基于对复合阅读行为的深刻认识来探索阅读推广策略创新路径。
本书梳理复合阅读行为为研究对象，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对“读者个体—阅读行为—阅读环境”间具体逻辑关系进行了具体展开（见图1-2）。
图1-2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复合阅读行为研究逻辑展开
首先，读者在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三阶段均有其特定的价值追求，因而各阶段有不同的行为渠道、活动方式选择。而其具体行为渠道选择和活动选择彼此会相互作用，并将影响后续阶段的行为选择。
其次，复合阅读行为是阅读环境作用结果，而阅读推广则是阅读环境的重要构成。读者自发形成的各种线上线下社群为读者寻求阅读活动的复合价值提供了空间，同时，作为阅读环境的构成部分，全民阅读活动既会受到社群因素和阅读行为等影响，寻求阅读推广创新，又会为读者参与阅读活动提供更丰富激励，并推动个体从传统阅读向复合阅读的转变。
最后，作为复合阅读的行为主体，读者的个体特征差异会带来复合阅读行为的差异，同时，作为复合阅读的效应对象，读者会因复合阅读行为所赋予的新阅读体验，改变其阅读态度、阅读兴趣以及阅读参与。而读者的改变也将推动阅读推广活动设计的改变，并影响阅读推广开展的效果。因此，阅读环境、阅读行为、读者在这种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下不断相互改变。
基于这一思路，本书确立了6个研究目标，全书（共十二章）即围绕这6个目标展开。
（1）梳理阅读行为研究理论基础，构建基础概念体系。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2）观察复合阅读行为现状，识别复合阅读总体特征。探索复合阅读行为过程中的活动规律，如复合阅读行为各阶段活动构成和行为模式、渠道选择规律，及复合阅读行为中的阅读参与特征等。本书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3）探究复合阅读形成机理，发现个体与行为相互作用关系。探索读者个体与阅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阅读行为转变过程规律、复合阅读行为效应等。本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4）探索复合阅读的社会情境，揭示行为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探索外部社会环境对复合阅读的作用，涉及社群因素、阅读推广激励因素等对阅读行为的影响，及阅读社群环境下的阅读体验特征等。本书第八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5）梳理阅读推广策略和路径，探索顺应复合阅读的新方法新思路。基于复合阅读行为这一新情境，探索针对复合阅读行为的阅读推广设计，并提出融合式阅读推广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6）观察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现状，根据阅读行为趋势提出改进策略。深入调查我国现阶段图书馆阅读推广实施情况，基于当前读者阅读行为规律对现状进行解析，并从融合式阅读推广策略角度提出改进策略。本书第十二章主要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展开。
本书以现象学为基础方法论展开研究。现象学是对“生活世界”探索的科学。 [47] 它尊重事实本身，主张以质化研究为中心，注重通过解释实现对未来的探索和发现 [48] 。遵循现象学方法论，本书采用“回到事实本身”的态度和方法，通过大量对读者自我表达的数据收集（包括读者的访谈、网络发帖、问卷填写等）透视全媒体时代的阅读行为现象，以回归读者的“阅读生活世界”，发现其阅读行为的主观模式及内在体验，探索阅读行为的意义及实践特征，并基于阅读推广的实践观察梳理阅读推广策略、方法，进而基于阅读行为规律的发现来指导阅读推广策略的提出。
本研究主要采用4种方法展开研究数据收集：
（1）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是指人们通过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来收集社会信息，以具体把握现实社会状态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 [49] 问卷调查可用于描述性研究也可用于解释性研究。本书运用问卷调查采集大样本青少年数据对其阅读行为进行调查，并形成描述行分析；同时，本书运用问卷调查对大学生进行了阅读渠道选择调查，并形成解释性分析。
（2）网络志法。网络志作为一种收集网络空间中质性分析资料的新方法，目前已被国内外学者充分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网络志”源于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民族志”这一术语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 [5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信息的出现促使民族志顺应时代的变迁，Hine最早提出了“虚拟民族志”的概念，之后以互联网为研究环境并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料收集的方法相继出现 [51]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Kozinets将“网络”（Internet）和“民族志”（Ethnography）两词合并，生成“网络志”（Netnography）这一术语。 [52] Marotzki指出网络志的两个特征：运用定性调查的方法工具，调查主要涉及网络社区；通常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在线社区用户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群体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 [53] 本书采用网络志法对大量网络社区数据进行观察，将网络环境下读者的发帖、评论、讨论等作为分析素材，观察和梳理个体复合阅读行为形成的背景因素、特征以及复合阅读行为效应。
（3）案例调查法。又称个案研究法，是以典型案例为素材，并通过具体分析、解剖，得出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的方法。案例研究能够给研究者提供系统的观点，通过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完全直接地考查与思考，从而能够建立起比较深入和周全的理解，从中发现指导实践的方法和策略。本书主要通过案例研究形成对阅读推广策略的认识，并对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进行了多样本案例研究，梳理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并探索适应全媒体时代阅读行为趋势的阅读推广创新路径。
（4）深入访谈法。深入访谈法是通过深入交谈来获取有关个人的经历、动机和情感方面的信息。 [54] 使用该方法有利于对复杂行为的更详细的理解。本书在“从传统阅读到复合阅读行为转变的过程机理”研究部分（第五章）、“复合阅读的效应”研究部分（第七章）以及“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务渠道融合模式”探索部分（第十二章）使用了该方法。其中，“从传统阅读到复合阅读行为转变的过程机理”研究部分采用的是基于关键事件的深入访谈法。
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4种数据分析方法：
（1）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是一种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解释事物的内在数量规律的方法。 [55] 本书基于统计分析法对所采集数据进行了频率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等描述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解释性分析，以发现数据之间深层次关系。描述性分析方法广泛运用在本书各章节，解释性分析方法主要运用于本书第六章。
（2）扎根理论法。扎根理论研究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归纳式质化地引导出阐释性的理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生成理论的研究路径，即在收集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理论或模式，研究者在扎根过程中不能作任何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 [56] 本书在研究复合阅读的阅读参与特征（第六章）、阅读社区中的阅读体验构成（第八章）等相关部分采用了扎根理论构建理论。
（3）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学作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特定方法，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57] 本书第二章将文献计量法运用到对阅读学文献的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绘制相关领域的知识图谱，包括热点图谱和前言图谱、共被引聚类图谱等。
（4）内容分析法。本书以现象学为方法论，采取了大量质性分析方法对现象进行深描，包括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一般从两个角度展开：概念分析和关系分析。概念分析侧重于运用定量方法计算词频；而关系分析则侧重于定性推导，强调联系实践进行逻辑分析。 [58] 本书主要应用了基于关系分析的内容分析法。但为保障研究的信度效度，我们通过Nvivo这一定性分析软件展开内容分析法的运用（第七章）。
课题组在2015年9月—2017年7月完成了课题研究准备工作，该阶段主要达成4个工作目标：课题研究大纲撰写、课题研究策略制定、文献基础理论准备、前沿实践调查。分三个小组完成相关工作，包括：
广泛收集现有阅读学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其文本进行汇编。形成了包括阅读行为、阅读推广、深阅读、阅读动机、阅读参与、阅读态度、阅读体验、数字阅读、阅读社区、青少年阅读、阅读兴趣、阅读效果十二个主题在内的英文文献摘要汇编，完成了对国外阅读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梳理了各国阅读危机应对策略，对包括国家图书馆、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等23个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并广泛收集全球图书馆阅读推广优秀案例进行编译整理，为项目研究提供实践依据。对掌阅等18个数字化阅读服务平台和应用进行调研和比较分析。
探索阅读行为理论空白领域，梳理基本学术概念、构建基本理论框架。对阅读行为研究导向进行了梳理，构建了阅读行为概念体系，深入探索了深阅读这一核心概念。
该阶段主要形成了以下三方面研究成果：
（1）《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论文《深阅读：概念构建与路径探索》（2017年第6期）。该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2018年第3期）和《新华文摘》（网络版2018年第6期）双转载。
（2）《国家图书馆学刊》发表“新阅读、新推广”专题系列论文（共五篇，2017年第4期）。其中论文《“深阅读”之争议与再思考》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2018年第4期）和《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11月22日）转载。
（3）《国家图书馆学刊》发表论文《当代阅读行为研究：研究导向与概念构成》（2017年第6期）。该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2018年第5期）转载。
课题组于2017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完成第二阶段工作，主要达成三个工作目标：复合阅读行为现状调查、复合阅读行为特征探索、复合阅读行为形成机理探索。分四个小组展开相关工作，包括：
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分析复合阅读行为现状、读者阅读渠道选择影响因素等问题。
对豆瓣阅读、京东阅读、当当阅读等六个阅读社区平台进行深入观察，分析阅读社区成因、类型、个体互动情况，形成面向阅读推广的阅读社区观察报告。
收集特定阅读社区涉及阅读参与、阅读体验的网络文本并展开内容分析，细化对阅读社区中互动行为、阅读参与、阅读体验的理解。
对复合阅读者展开深入访谈，探索其阅读行为转变的过程、原因，以及复合阅读对其产生的具体效用。
本阶段成果主要包括：
（1）《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论文《转向：全媒体时代青少年复合阅读图景》（2019年第2期）。该文被《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年英文版翻译转载，向国际推介。
（2）《图书情报知识》发表“全媒体环境下的复合阅读”专题系列论文（共三篇，2019年第3期）。
（3）《图书馆论坛》“面向阅读推广的阅读社区研究”专题系列论文（共三篇，2017年第6期）。
（4）学术海报“Adolescents Behavior of Hybrid Reading in the Omnimedia Ear”在ISC2019（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ldren Reading，Learning and Empowering）国际会议获优秀学术海报一等奖。
课题组于2017年6月—2019年6月完成第三阶段工作，主要达成四个工作目标：梳理阅读推广实践路径、提出适应于复合阅读的阅读推广策略、调查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提出改进对策。
国内案例调查小组采取了由点及面的方法展开案例调查工作。一方面，对深圳市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铜陵市图书馆、敦煌市图书馆等馆展开实地调查，展开针对性案例分析。另一方面，对2018年、2019年“4·23”世界读书日各类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展开分类研究，形成对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的系统扫描和现状分析。
国外案例调查小组主要采取二手资料和网络一手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主要对美、英、德等国家阅读推广优秀案例展开调查，分析其阅读推广活动中的促进活动参与策略、情境设计策略以及读书会组织策略。
社会组织案例调查小组对薄荷阅读、有书、攀登读书会、熊猫书院等社会组织所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展开调查，剖析情境设计策略，并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展开对比分析。
本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国家图书馆学刊》发表“2019世界读书日图书馆阅读推广系列调查”专题系列论文（2019年第6期，共五篇）。
（2）《图书馆论坛》发表“阅读推广：从个体关照到社会关照”专题系列论文（2020年第1期，共五篇）。
（3）《图书情报工作》（2018年第18期）、《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4期）分别发表案例研究论文一篇。
（4）案例研究报告“面向复合阅读的服务渠道融合：基于深圳图书馆的案例分析”在首届图书情报案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2019年6—9月完成结项工作，主要包括研究内容整合、研究内容修订、结项专著排版、结项书撰写等工作。
本书是在项目已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包括十二章内容。
上篇 现状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阅读学与阅读行为研究
第三章 复合阅读：全媒体时代的新型深阅读行为
第四章 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现状调查
中篇 机制研究
第五章 全媒体环境下的阅读渠道选择
第六章 复合阅读中的阅读参与
第七章 复合阅读的效应研究
第八章 阅读社区与阅读行为
下篇 实践探索
第九章 融合式阅读推广：面向复合阅读的阅读推广策略构建
第十章 融合式阅读推广的情境设计
第十一章 融合式阅读推广的渠道设计
第十二章 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调查与分析
本书各章撰写情况如下：
第一章由李桂华撰写。
第二章由李桂华、汪力、宁璐嘉撰写。
第三章由李桂华、李凡捷撰写。
第四章由李桂华、刘静、龙心竹撰写。
第五章由刘澈、李桂华撰写。
第六章由宁璐嘉、李桂华、谢艾玲撰写。
第七章由黄琳、李桂华撰写。
第八章由李桂华、冯亚飞、黄琳、樊舒撰写。
第九章由李桂华、李迎春、姜晓、樊伟、于姝撰写。
第十章由李桂华、朱馨叶、刘先瑞、宁璐嘉撰写。
第十一章由林思妍、黄琳、李桂华撰写。
第十二章由黄琳、张瀚东、范九江、任运月、李桂华撰写。
另外，蒋子可、黄琳、张瀚东、范九江、任运月、朱馨叶等同学参与了书稿排版和校对工作。
本书深入全媒体时代的现实阅读情境，面向深阅读过程建构问题对复合阅读行为这一快速发展的新阅读现象展开探索，为阅读行为和阅读推广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第一，本书认为，当前阅读危机本质是深阅读危机，因而在解构全媒体时代的新型深阅读过程基础上厘清阅读推广的历史方位，理解阅读行为研究的现实语境，进而梳理阅读行为研究脉络和概念体系、探寻阅读行为研究意义，并通过实证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复合阅读行为理论。这种面向深阅读过程建构问题解决的研究路径实现了当前阅读行为和阅读推广在研究空间上的突破。
第二，本书将复合阅读行为各阶段视为一个整体，从行为过程和行为情境角度综合观察，实现了阅读行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创新。
新技术环境带来的阅读行为嬗变已引起大量关注，但当前相关研究更关注新技术环境下的阅读，特别是数字阅读、移动阅读等。本书则认为，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介之间的融合互补、无缝连接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各自优势，并发展出了“复合阅读”这一新型深阅读行为。本书对“复合阅读”这一概念的提取和相关现象的观察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而对“复合阅读”的系统研究为通过阅读推广研究介入当前阅读行为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第三，本书采用社会认知理论构建复合阅读行为研究逻辑，比之当前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主导的阅读行为研究实现了研究思想上的突破。
本书发现新技术环境下的阅读行为研究多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主导，但事实上，今天阅读行为的转变是个体、行为、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书采用社会认知理论来梳理研究逻辑，并以其为基础观察复合阅读行为形成机理，实现了阅读行为研究思想的创新。
第四，本书面向复合阅读行为进行融合式阅读推广模式建构，实现了阅读推广观念和推广路径的创新。
阅读推广是干预式、介入式的服务活动，是面对环境变化带来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传统的深阅读遭遇挑战，新的深阅读正在确立。本书认为，混沌状态正是酝酿新思想的契机，应当从“如何应对新科技对深阅读的冲击”转变到“如何利用新科技塑造新型深阅读”。基于这一思想，本书在充分探索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行为特征、规律的基础上从“应然”角度构建策略，提出融合式阅读推广模式这一概念，并从“实然”角度阐明其现实性，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阐明实现融合式阅读推广的方式、方法，从而实现了阅读推广实践策略的创新。
第五，本书以现象学为基础，按照混合研究思路，运用扎根理论、访谈研究、内容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夯实研究基础，实现阅读行为研究方法创新，并进一步推动阅读推广研究方法体系丰富化、科学化。
本书采取基于阅读行为研究的阅读推广策略提出的研究路径，通过多种观察方法从“现象”中抽象复合阅读行为相关理论。其中既包括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来扫描全媒体时代的阅读行为现状，又包括通过网络志等质性研究探索阅读行为转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混合研究的思路使得各源流数据相互印证，使研究发现具有了扎实的逻辑基础。本书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对阅读行为展开深入观察进而构建阅读推广理论的具体研究操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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