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法治中国建设的政治动员视角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动力来源中，政治实际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在启动和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体现法治动力方向或方式的政治动员在客观上又确实是一种运动式管理。对于这个现象，学术界又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法治是否进入了“政治动员”的视野。

一 政治动员的概念类型与研究概况

（一）政治动员的概念类型

法治中国建设的政治动员现象的关键词是“法治”与“政治动员”。经过20年的意识形态建设，法治已经成为公众常识，所以，重点应该首先考察“政治动员”。政治动员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动员”，政治动员不过是动员的一种类型。类型实际上就是分类，分类具有区分的功能，不过分类不能简单化，简单的分类在认识上虽然具有明晰性，但容易掩盖一些真正的问题。尽管如此，对概念进行类型分析还是必要的。动员的概念，在类型上主要可以进行如下划分 ^[25] ：

“动员”本是军事术语，用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称不同的事物。同样，同一个“政治动员”概念，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指称不同类型的事物。关于政治动员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 ^[26] ，不过，与其给政治动员下一个定义，不如列出政治动员概念所包含的核心特征，从而为判断政治动员提供参考。例如，有学者将政治动员区分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特定指向的集体行动”三个要素。其中“特定指向的集体行动”分为“民众大规模、协同式的群体状态，即群众运动和分散化的共同参与”两种形式。 ^[27] 三要素说实际上与某种社会资本结构学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学说更倾向于将政治动员看作微观结构，隐没了政治主体、权力结构与组织网络，并把政治议题的建构方式局限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从分析有效性上来看，一个过于微观的分析结构是无法解释和分析宏观视野的。所以，在此将政治动员概念的核心内容分为四个要素：一是必须是政府与执政党发动的；二是其目的或目标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三是政治动员主要依靠国家（执政党）的宣传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四是政治动员本身是一种管理方式。由于执政党与国家进行政治动员需要借助政权自身的组织系统与权力结构，并且无论在具体的动员方式上有何差异，都要利用意识形态，因此，政治动员本质上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动员与组织动员内容的概念。

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法治建设的政治动员，那么，对于“政治动员”的理解就要重点放在“组织管理方式”的层面：“（1）组织权力集中，纪律严明，内聚性强，在管理层级上更契合扁平化的组织结构；（2）存在一个意识形态，为组织和社会提供一个宏大目标及行动策略；（3）依赖于一个克理斯玛权威；（4）在组织管理上主要是诉诸激发超常的政治热情或制造一种高压氛围，常常突破规则，造成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5）组织管理的目标单一，效率高。” ^[28] 从政治动员的特征来看，政治动员与现代民主法治结构似乎不甚契合，特别是其对法律规则的突破所带来的程序功能性破坏，显得与现代民主法治的理想格格不入。因此，有时政治动员就被追溯到传统的家长制和官僚制。

（二）我国政治动员研究概况

关于政治动员的研究，可以从政治动员的一般理论、动员主导者、动员对象 ^[29] 、动员内容、动员发生的时段、动员媒介等方面进行考察。我国目前关于政治动员的研究，在一般理论问题上，主要涉及政治动员的概念、要素、功能、类型、效果、认同、信任、合法性等问题；在动员主导上，主要涉及政党（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政府、马克思主义者、妇联、报人、职工学校等，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动员问题是研究的主流；关于政治动员发生的时期，涉及辛亥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合作化时期、“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期（当代）等；在动员内容上，涉及“大生产”、民主革命、土地改革、粮食统购统销、抗美援朝、爱国公约、社会教育、忆苦思甜运动、阶级、意识形态、政策动员、精神文明、企业、农村（含新农村建设）、城市（含城市接管、社区）、法治（含司法、信访）、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如自然灾害）、网络等；在动员对象上，涉及一般大众、妇女、农民（村民）、工人；在动员媒介上，涉及总体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报纸（如《人民日报》《群众》周刊）、年画、戏剧、民歌、快板、座谈、宣传画册、书籍、标语口号、互联网络等。

二 从政治动员视角展开的法治研究概况

研究成果是反映学术界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度、研究广度与深度的基本指标。通过对政治动员研究的粗略学术梳理，我们发现，利用政治动员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似乎很少见。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初步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法治还没有进入政治动员的研究视野，是一个未被政治动员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为了证实这种判断，通过 CNKI 平台进行交叉搜索，查询搜索结果并进行实质审查，我们就可以确定上述结论是否能够成立。

（一）法治与政治动员研究文献梳理

从CNKI平台上分别以“法治”（“法制”）、“依法治国”、“政治动员”、“政策动员”为词频，在“主题”“篇名”“关键词”项下进行交叉检索，检索结果统计如下：

以“法治”（“法制”）与“政治动员”为检索词，检索“主题”项，结果为52；检索“篇名”项，结果为1 ^[30] ；检索“关键词”项，结果为3。 ^[31] 以“法治”（“法制”）与“政策动员”为词频，检索“主题”项、“篇名”项、“关键词”项，统计结果均为0。以“依法治国”与“政治动员”为词频，检索“主题”项，结果为14；检索“篇名”项，结果为0；检索“关键词”项，结果为3。 ^[32] 以“依法治国”与“政策动员”为词频，检索“主题”项、“篇名”项、“关键词”项，统计结果均为0。

经对上述以“法治”（“法制”）“依法治国”“政治动员”“政策动员”为检索词、根据“主题”“篇名”“关键词”检索所得的大概60篇文章（52+1+3+14 +3，其中部分文章重复）进行实质审读，并根据“政治动员”与“法治”“信访”“宪法”“法治政府”等的相关性，得出进一步的统计结果如下：

从上述文章涉及法治建设政治动员问题的具体内容来看，与政治动员效果问题相关的文章只有1篇 ^[33] ，该文的一大特色是采取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治理方式层面涉及该问题的文章有2篇 ^[34] ；涉及政治动员对象层面问题的文章有2篇 ^[35] ；涉及合法性、意识形态等政治动员目标或基础问题的文章有4篇；但无一篇文章对政治动员主导者的具体类型有所涉及。另外，有学者从立法角度提出了政治动员法制化的问题：“目前，我国涉及政治动员的法律法规仅体现在宪法、国防法及《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而且相关规定既不全面也不统一，至于对民间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动员的规定基本处于相对空白状况，与实现法制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36] 政治动员的法制化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动员论题有重要的关切度，因为该研究目的并非为政治动员的法治化提供立法建议，而是试图解释法治中国建设政治动员现象背后的机理。

（二）尚未展开的法治建设政治动员研究

总的来看，法治问题在政治动员研究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专门从政治动员视角来分析法治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出现；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来看，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占了多数，法学领域的学者对法治建设政治动员问题研究的极少；从与法治中国建设政治动员问题的相关度来看，个别文章虽然对上述问题的某个侧面有所涉及，但对法治建设政治动员这一问题本身几乎没有关注。因此，根据上述学术梳理的结果，我们确实可以做出下述判断：对于法治建设政治动员问题，学术界缺乏政治动员视角的关注，即使偶有涉及也是零散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挖掘深度亦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建设政治动员似乎还处在学术的盲区，遑论系统的研究。 ^[37] 事实上，“政治动员涉及现代社会集体行动这一难题，呈现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对公民行为的管理边界、公共治理的宪法维度、政治现代化与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冲突等诸多两难问题” ^[38]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更能将政治动员所呈现的诸多两难问题凸显出来。 PnMvFd1lsxZzAgkbaukpmwaOF7vaJixcSXJgqpc4QH7Lx0lawQPMtIvsC5mwM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