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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最早向西方介绍了产生唐诗的那个伟大历史时代。1776年至1814年，由来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勃兰梯（Gabriel Bretier）、勃兰扣尼（Oudart Feudrix de-Brequigny）等人主编的《中国历史、学术、艺术、风俗及习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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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res Concernan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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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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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les Missionairesd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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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北京耶稣会士杂记》，或《中国杂记》等）16卷本陆续出版，其中1791年出版的第15卷有“大唐史纲”、第16卷为“大唐代史纲续”——按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考证，这部分的作者是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
当然，这部有关中国历史、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的著述，所涉猎的可能只是有关唐诗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关语言文字的感性认知。不过，我国学者王丽娜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撰文指出，“该书第四、五卷中即有关于唐诗和李白、杜甫的介绍文章，并有王涯的五言绝句《送春词》的译文”，
遗憾的是她未能注明出处，我们不知其所踪哪部典籍。继而，马祖毅、任荣珍两位学者在其所著《汉籍外译史》中也照搬下来。
在1776年至1814年的巴黎，历时约40年陆续出版的这部16卷中国杂纂至今尚未被译介成中文，不过，在石田干之助先生所著《欧人之汉学研究》中却有较为详尽的内容介绍，在此我把书中对第四卷与第五卷的内容介绍照单列出：“第四卷（一七七九年）（pp.IV510）绪论——中国人的孝道底旧说和新说——在中国的银底重要考——痘疮——名为洗冤（录）的汉籍——道士的工夫——康熙帝对于物理学和博物学的观察——两三种化合物和中国人间通行的药方——麝香——蘑菰蕈（Mo-kou-sin）及Lin-tchi——白犀”；“第五卷（一七八〇年）（pp.ii，518）绪论——关于中国和初期欧洲底概念——中国名人列传续编——杂考”。据此，很难判定第四、五卷有没有介绍唐诗和李白、杜甫地位的文章以及王涯的五绝《送春词》的译文。但是，治中法文学关系的中国学者钱林森先生，在讨论唐诗在法国的传播时，也只提到该书第七卷中有一位18世纪的西伯神父述及唐诗的语言“形同图画”
，倘若在1779、1780年先后出版的第四、五卷中果真有介绍唐诗的文字以及王涯《送春词》的译文，那么钱先生此处的疏漏可能会引发一个本应追根溯源的问题，即第一首唐诗究竟是法译的还是英译的？
如果论及专门对唐诗的选译专著的出现，那么走在世界前列的还是法国人。186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圣-德理文侯爵（D' Hervey Saint-Denys，1823—1892）的法文译本《唐代诗歌》（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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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que des Thang
）问世
[1]
，这是一本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西译专著，被西方诗评家认为是一本“包括很多散体翻译，并对中国诗歌格式有深入研究的唐诗专门译著”
[2]
。德理文选译的唐诗，源自《唐诗合解》《唐诗合选详解》《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四部唐代诗集，共收入35家唐代诗人的97首诗作。以李白、杜甫诗为最多——李白24首、杜甫23首，其他著名或名气稍逊一筹的诗人次之。德理文侯爵的译诗比较忠实原文，而且注释详尽
，“曾被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沙龙奉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译文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古代诗歌自此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得以风行，德理文侯爵功不可没。20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认为，在德理文之前，中国诗歌对欧洲公众来说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因为耶稣会士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而严格说起来，实际他们是“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到了德理文侯爵，法国的学者才真正地对中国的诗歌进行认真的研究，因此，德理文是“欧洲最早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人之一”。
[3]
1867年，英国汉学家亚历山大·淮烈（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中国文学札记》（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一书，将这部当时西方仅有的唐诗法文译本列在附录的书目中，并初步述及唐代文学的总体情况，认为“李太白和杜甫的时代被视为中国吟咏诗人的黄金时代”。
[4]
圣-德尼侯爵的这部法译本《唐代诗歌》，作为研究唐诗的专门译著，要比英国汉学家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1870—1933）于1919年出版的《英译唐诗选》
[5]
和1925年出版的《续集》
[6]
早了半个多世纪。
1867年，法国女作家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在一位名叫丁敦龄的中国山西人的帮助下，选译了中国古今人诗成集，题名为《白玉诗书》（或译为《玉书》，Le Livre de Jade，1867）
[7]
。朱迪特·戈蒂耶是19世纪唯美主义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女儿，是一个具有中国情结的“东方主义者”：她常自称“我整个的一生都属于远离我的时代和环境的遥远的东方……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中国王妃的再生”。
她的这本带有浓郁东方情调的译诗一经出版，就在法国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据传，法国大诗人雨果收到朱迪特用中文题签的《玉书》后，大为赞叹，称“《玉书》是一部精致的作品，我要跟您说，在这个中国我看到了法国，在这座中国瓷器中我看到您的晶莹洁白的灵魂。您是诗人之女，诗人之妇，是王之女，王之妇，您就是女王。胜过女王，您是缪斯”
。《玉书》初版时共选译了24位中国诗人的71首诗，其中唐代大诗人李白诗13首、杜甫诗14首；在1902年再版时，选诗已增至110首，唐诗共有64首，占一半以上。
[8]
《玉书》名为译诗，实质上融入了作家本人大量的想象与创新，治中法文学关系的钱林森先生认为，“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创作，至少是改写而非翻译，是由女作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如同当年雨果所感受到的那样，是一尊注入女性灵魂的‘中国瓷器’”。
钱锺书先生虽未直接对《玉书》做出评价，但从他对丁敦龄其人的恶评中
，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玉书》评价不高。现代法国汉学家彼埃·卡赛（Pierre Kaser）对《玉书》评价很低，“时间已对戈蒂埃小姐（著名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之女）的一派胡言作了清算，虽然浮夸的文风只能满足文学猎奇者或赶时髦的小报撰稿人的需要……”
《玉书》的价值，在今天看来，也许更多地体现文学史的意义。《玉书》的出版在当时不仅震动了法国文坛，而且还广播欧美，影响深远。1897年，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率先将《玉书》转译成英文，随后它成了美国新诗运动中国诗的主要参考书：“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成了美国人特别喜爱的读物，转译次数之多，令人吃惊。”
可以想见，本已是带有极大改写成分的唐诗译介，再经过多次的转译，可能已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它却为美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与朱迪特·戈蒂耶同时代的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从1895年到1909年曾以外交官的身份居留中国达12年之久，他离开中国后曾根据曾仲鸣的中诗法译本以及《玉书》润色重译了近40首中国诗歌，先后结成了两个集子：《根据中文改写的短诗》（22首）和《其他根据中文改写的诗》（17首）。
显然，克洛岱的唐诗翻译，其中的创作成分远远多于翻译成分。其据《玉书》所译文字颇得钱锺书先生的好评，“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克洛岱尔之译丁敦龄诗是矣”
。
20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1894—1979），主持编写了收录上至《诗经》下至清代将近400首诗歌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的法译选本，其中选译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诗人的106首诗词。
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国所孕育出的最高妙的东西”“是中国的天才最深刻的表现”。
他在为诗选所写介绍文字中说，“如果读者脑子里充满了我们的地中海的文化传统，他也许会觉得这种诗太短小了。如画家塞尚曾以轻蔑的口吻说，这种诗乃是‘一些中国的影像’”
；中国诗歌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极强的引起联想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什么：只有现实本身无声的象征，这种现实要用一种无比直接的敏悟力来理解。”
戴密微对中国古诗的感悟与介绍带有与西方诗歌相比照的性质，无疑有助于帮助西方读者领略中国古诗的诗歌艺术风貌，因此，他得到法国汉学界的高度称誉，“认真介绍中国诗歌艺术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无疑应归功于伟大的汉学家戴密微”
。另外，1982年，戴密微先生生前直接根据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卷子精心整理的《王梵志诗全译本》出版了
，它要早于我国首次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
。此后，对唐代诗人的专门研究陆续进入了法国汉学界的视域。
真正由唐诗的译介跨入唐诗研究领域始于程抱一（Francois Cheng）先生，他是法籍华裔学者兼诗人、作家，也是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亚裔院士。程先生在1969年出版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
[9]
是法国研究唐代诗人的第一本专著，它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的理论解析唐诗的语言结构特点。分别发表于1977年和1979年的《中国诗语言研究》
和《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
，不仅为程抱一先生在法国汉学界、艺术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且随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美、日本广为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绘画传统文学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作者从符号分析学的视角，把中国诗歌与绘画本身看作一种语言，解读中国诗歌语言结构和绘画艺术的特点，其中《中国诗语言研究》的第二部分“唐诗选”共译介李白、杜甫、李商隐等37位诗人的122首诗词
。
此外，保尔·雅各布（Paul Jacob）在1983年出版《唐诗》译本，选译李白、杜甫等38位诗人152首诗。胡若诗女士（Florence Hu-Sterk）的博士学位论文《唐诗中的“镜”与1540至1715年的法国诗》（1986）
，开始运用比较的视角，对照唐诗与法国诗歌中的“镜”的隐喻与象征，探究其背后的独特思想内涵，颇具慧眼。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法国汉学家吴德明先生（Yves Hervouet，1921— ）在1995年出版《古代中国的爱情和政治：李商隐诗100首》，译文后附有详细的注释。
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学者乔治特·雅热（Georgette Jaeger，1920— ），专攻唐诗，在唐诗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国文人——唐代诗人及其交往》（1977）、《寒山——道家、佛家和禅的隐士》（1985）与《唐诗三百首》（1987）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