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

一 研究对象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72年获得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博士学位，并开始执教耶鲁大学。1982年应聘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现为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赖恩特·柯南德（James Bryant Conant）特级教授”，东亚语言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合聘教授，是当代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

迄今为止，宇文所安已出版十余部汉学专著 ，其中唐诗翻译与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孟郊与韩愈的诗》（1975） ^[1] 、《初唐诗》（1977） ^[2] 、《盛唐诗》（1980） ^[3]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6） ^[4] 、《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2006） ^[5] 、《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至1911年》（1996） ^[6]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部）（2010） ^[7] 和《杜甫诗》（2016） ^[8] 。

宇文所安对中国唐代诗歌的研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范畴。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即一般指称国外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与宗教等学科的研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实际上指的是对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的再研究。

从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宇文氏唐诗研究的丰硕成果，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的再研究”的研究对象无非就是宇文氏丰硕的唐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笔者将以上述八部专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宇文所安对唐代诗歌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对其提出的新问题以及形成的相关诗学思想进行讨论并做出总结与评价。

要做好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再研究，还必须先了解国内外当前唐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研究动态，将其作为此项研究课题的必要参照。

二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从目前笔者能搜集到的有限的英文资料来看，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讨论多集中于宇文所安《孟郊和韩愈的诗》《初唐诗》《盛唐诗》《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以及《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等几部专著的评论文章。对于国外学者所罗列的错误和所持的异议，国内学者陈小亮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做出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工作，在此，笔者略作归纳，概其要者如下 ：

1.诗歌的翻译和解读方面存在的错误。比如，刘若愚先生分别指出《孟郊和韩愈的诗》和《盛唐诗》中的十多处和四十多处错误，同时指出宇文所安以西方阐释方法解读唐诗存在过度阐释的地方，如对韩愈《石鼓歌》的解读 ^[9] 。

2.学术规范问题。宇文所安早期作品《孟郊和韩愈的诗》和《初唐诗》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未提供参考文献、诗歌来源与版本以及注释 ，而后期的《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和《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对于作者成书前西方学者已有的相关成果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对于所引用的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理论和观念没有提供参考文献等 ^[10] 。

3.对于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提出的异议。比如，Michael S.Duke对宇文所安用西方阐释技巧解读唐诗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分析的结果不会丰富我们对诗的理解与热爱，而是令人麻木，厌倦和无聊” ^[11] ；A.M.Birrell 在评论《盛唐诗》时指出其建构唐诗史的方法论存在着矛盾之处：“文学传记与广阔的主题学讨论这两种方法在书中并未很好统一，诗人与诗人群按章节的时间顺序展开讨论，并穿插以文学主题的苦心经营。” ^[12]

4.作者提出的某些观点和得出的某些结论存有主观性武断及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逻辑性错误。比如，宇文所安曾多次指出，写一部中唐史是不可能的或不恰当的。 此说受到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的反对，他认为，尽管中唐在地方的文人令诗歌呈现多样化，既导致了“意外收获”，也使欧文描画这一时期更困难，但是写一部中唐诗史与写一部《初唐诗》《盛唐诗》一样并非不可能。 ^[13]

上述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误读误释等问题，国内学者也有所关注。比如，莫砺锋先生曾发表过关于《初唐诗》和《盛唐诗》两部专著的长篇书评，莫先生肯定书中的新见，同时着重指出宇文所安对一些唐诗的“字句的理解”“诗意的理解”方面存在的误读、误释以及“对诗意求解过深而流于穿凿附会”之处。 刘健明先生非常迅速地对不久前在美国出版、尚未有中译本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做出介绍和评论，在肯定作者睿见的同时，指出书中“逐字式的研读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往往因此推论太多，真的变成‘小题大做’。”

（二）国内研究

从整体上看，国内关于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之再研究，迄今成果已很丰硕。目前，宇文所安总共十余部英文著作，已有12部译成中文出版。 已有研究专著多部，其中与本课题大的方向一致的是《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有三篇博士学位论文：《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与诗学研究》 、《宇文所安唐诗史方法论研究》 和《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及其诗学思想的建构》 ；硕士学位论文有50余篇；单篇研究论文及评论文章已近两百篇。以下，笔者仅对与本选题研究相关的主要成果加以梳理，择其要者加以概述。

1.宇文所安唐诗译介方面的研究

从有文字可考的资料来看，国内最早关注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是钱锺书先生，那是1979年钱先生访美归来发表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 一文，对当时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情况做出了介绍，其中有关宇文所安的文字不长，但在同样不长的“简况”中也颇有一定的分量。兹录于下，以备查考。“像哈佛大学James Hightower 研究骈文和词（他极佩服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记》、耶鲁大学Stephen Owen研究韩愈和孟郊诗（他对毛主席给陈毅同志信里肯定了韩愈的诗，甚感兴趣），已属少数。欧文有名的韩孟诗研究是用俄国文评里‘形式主义’（formalism）来分析风格。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 这番话所介绍的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可能是钱先生在与众多的美国学者晤面时，与宇文所安短暂的交谈中所了解到的信息，因为一来他没有对研究细节提出评议，二来没有提到宇文所安已于1977年出版的《初唐诗》，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宇文所安的研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文中所记录的一个细节看出来：钱先生鼓励汉学家用中文发表论文，宇文所安做出回应说：“这是对我们汉学家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未必经受得起，但是我们不该畏避。”

20世纪80年代，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第1辑 中，美籍华裔学者李珍华和国内学者王丽娜两位女士著文介绍了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成果。李珍华《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一文，把宇文所安作为美国唐诗研究的新秀隆重推出，并简略介绍了他的《孟郊与韩愈的诗》《初唐诗》和《盛唐诗》：肯定《孟郊与韩愈的诗》“把‘复古’运动和诗歌发展的关系说得很精辟”；褒奖《初唐诗》“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的开创之功；承认《盛唐诗》把盛唐诗人分成“京城诗人和非京城诗人”之视角新颖，但直言“必须耐心而细致地研究每一个盛唐诗人的生平、诗歌，历史和社会背景，文学流派和理论、文学概念和术语，然后才可能集中地探讨盛唐诗风”。

王丽娜《美国对李白诗的翻译与研究点滴》 一文，除了从整体上介绍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李白诗的译介情况之外，作者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对宇文所安《盛唐诗》中专论李白的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概念”部分内容进行了译述。这是国内首次翻译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著述。紧随其后，贾晋华翻译的《初唐诗》 1987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宇文所安唐诗研究专著中译本；贾晋华还在《唐诗百科大辞典》的“海外研究·学者简况”中以“斯蒂芬·欧文”为条目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宇文所安的治学情况，其中对《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传统诗歌与评论》和《追忆》四部专著的研究内容、结构与方法做出了概略性的介绍。 20世纪90年代，有宇文所安两部专著中译本出版：《追忆》（1990） 、《盛唐诗》（1993） 。进入21世纪，宇文所安有六部专著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它们分别是：《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迷楼》 《韩愈和孟郊的诗歌》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和《晚唐诗歌：827—860》 。

伴随着宇文所安专著中译本的陆续出版，国内学界对其翻译研究也进入一个很热闹的时期。王静《〈将进酒〉的翻译对比研究》（《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5）比较了当代诗人、学者孙大雨教授与宇文所安对《将进酒》的英译，主要从词句理解、修辞方法、意象和意境的创造、行美和音美、文体对比五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朱易安、马伟 《论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对《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至1911年》 ^[14] 中的唐诗译介进行了“细读”，从意象和文化负载词两个方面来考察宇文所安如何采用独特的翻译手法和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传达唐诗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文化特质。魏家海《宇文所安英译汉诗的诗性认知能力》（《大连大学学报》，2010）和《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两篇论文都从整体上分析探讨了宇文所安译介中国古诗的美学思想；他与赵海莹合著《宇文所安英译唐诗空白的翻译策略——以孟郊诗歌的翻译为例》一文（《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则是一篇个案研究的实例，它从接受美学中的空白核心概念出发，以宇文所安对孟郊诗歌的翻译为例，从表象空白、深层空白、综合空白三个层面探究宇文所安的翻译策略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观照读者审美需求的翻译思想。张锦《宇文所安英译李贺诗的翻译伦理》（《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通过分析李贺诗的译介，探讨了宇文所安译介唐诗所建构的翻译伦理模式。钱进的《许渊冲与宇文所安唐诗英译文研究》（中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没有简单地对两位译家的英译唐诗做优劣、高下的判定，而是具体比较分析他们对唐诗译介的翻译策略和其中反映的翻译思想。

2.宇文所安建构唐诗史的主要内容介绍和研究方法探讨

伴随着宇文所安专著中译本的陆续出版，宇文氏的唐诗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一些专门的书评也随之“出炉”。国内最早评介《初唐诗》的书评，是1985年贾晋华对《初唐诗》（英文版）的文评《〈初唐诗〉评介》 ，文中介绍宇文所安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初唐各种诗歌要素（如词汇、声律、句法和意象等）的流变，并由此勾勒出初唐诗到盛唐诗发展的主线。较早评介《初唐诗》与《盛唐诗》的书评，还有傅璇琮先生在1987年为《初唐诗》中译本出版所做的序。傅先生重复了美籍华裔学者李珍华在《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 一文中对宇文氏的褒奖：肯定宇文所安先于国内学者对初唐诗歌所做的整体研究和对初唐诗演进规律的探求，以及对盛唐诗人富有创新的分类（如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李白等作为“非京城诗人”，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同时高瞻远瞩地做出预言：“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的著作有所失误，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加深我们的认识。” 傅先生的预见相对于多年前钱锺书先生所说的“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是一种延续，它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比如，刘健明的《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唐研究》，1997）、杨方《〈迷楼〉对中国欲望诗歌的阐释与误读》（《兰州学刊》，2009）和杨经华《文化过滤与经典变异——论宇文所安对杜诗的解读与误读》（《中国文学研究》，2011）便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分析宇文所安误读、误释原因的极佳范例。

朱易安和贾晋华两位教授继傅璇琮先生之后，细致地介绍了《初唐诗》与《盛唐诗》的主体结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对于其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体例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了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上述莫砺锋先生曾撰文指出《初唐诗》和《盛唐诗》出现的误读和过度阐释等多处“硬伤”，但他认为瑕不掩瑜，它们有三个主要优点：一是言论新颖，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使人耳目一新；二是研究中特别注意文学的历时性质——把唐诗历程细分为以十年或二三十年为单位的许多阶段，这样的论述当然要细密得多；三是具有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因此，“二书堪称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汉学家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

不少学者还对宇文所安建构唐诗史的研究视角、体制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思其在文学史重构背景下所赋予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比如，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蒋才姣《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南华大学学报》，2007）、张志国《诗歌史叙述：凸现与隐蔽——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写作及反思》（《江汉大学学报》，2008）、徐承《结构运动和隐藏的字谜——评宇文所安的律诗研究及其对结构主义的取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8）、徐志啸的《文学史及宫廷诗、京城诗——宇文所安唐诗研究论析》（《中国文化研究》，2009）、王敏《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深圳大学学报》，2009）、杨智《文学史写作的四个“不等号”——浅谈宇文所安的〈瓠落的文学史〉中的文学史观》（《当代小说》，2009）、葛红《文化视野里的斯蒂芬·欧文的〈晚唐诗〉》（《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邓伟《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江汉论坛》，2011）和李佳、曲景毅《试论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理念与呈现》（《文化与诗学》，2011）等。

3.对《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15] 的研讨热潮

乐黛云先生在为中译本《中国文论》（2003）所做的序言中高度赞誉这部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与评论著作：“此书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相互照亮的极好范例。” 由此，国内学界引发了一轮研讨《中国文论》的热潮。胡晓明教授称誉其为“继理雅各（James Legge）、华滋生（Burton Watson）、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 其他主要论文及评论文章有：陈引驰与赵颖之合著《与“观念史”对峙：“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评》（《社会科学》，2003年）、葛红兵《中国文论的跨文化解读——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程亚林《屡将歌罢扇，回佛影中尘》（《读书》，2003年）、陈引驰与李姝合著《鸟瞰他山之石——英语学界中国文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李清良《一个西方学者的中西阐释学比较》（《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任真《宇文所安对〈诗大序〉解读的两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等。

4.整体上对宇文所安诗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诗学思想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宇文所安：从中国文论到汉语诗学》、曹蕾《诗歌：煽起欲望又压制欲望的语言游戏——从〈插曲：牧女之歌〉看斯蒂芬·欧文的诗歌观》、史东东《论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中的“非虚构传统”》、卢永和《“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陈橙《他者视域中的文学传统——以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为中心的考察》和黎亮《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思想》。

探讨其唐诗研究方法的成果有：程铁妞的《试论斯蒂芬·欧文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王晓路、史冬冬的《西方汉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阐释与话语模式——以宇文所安的解读模式为例》、蒋艳萍的《宇文所安跨文化文学解读模式研究式》与《文学批评的诗意表达——谈宇文所安的论文言说方式》、胡燕春的《新批评派与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高超《译释并举，文史互征——论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翻译与阐释的方法及其意义》与《宇文所安文本细读方法初探》、邱晓与李浩的《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以及付晓妮的《论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解读与思考》。

5.“重起炉灶”：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再解读

有些学者还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文本进行再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清良《一位西方学者的中西阐释学比较》、王晓路、史冬冬《西方汉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阐释与话语模式——以宇文所安的解读模式为例》、殷晓燕《论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互文性”运用——以宇文所安对唐代怀古诗的研究为例》及《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等。

6.宇文所安访谈录

对宇文所安的访谈录体现了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感兴趣的两个方向：一是来自学术层面，一是来自媒体大众层面。两个层面的兴趣，不约而同地表明宇文所安在国内的影响力的日趋扩大，它正越出学术层面走向普罗大众，这既体现了宇文所安阐释唐诗的独特学术魅力，又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魅力的充分展现。

除上述论文与评论之外，集中对宇文所安单部专著或某一研究视域进行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还有：潘雪月《象=Image？哲学阐释学看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原道〉中“象”的翻译》（四川外语学院，2008年）、陈培文《论美国汉学界的韩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周文《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术语的处理》（西南交通大学，2011年）、刘璐《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与方式研究》（湖南大学，2012年）、刘梅芳《诗话重构 初唐新语》（三峡大学，2012年）、尹青青《异域之眼》和蔡彦《宇文所安唐诗研究探析》（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 2af1A6mky/2ENFfm0iKtEKJA64L7cFJPL1KS67P986yz6xrlXFzfG1iT9DrD+G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