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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美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

一 早期美国唐诗的译介

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本土才出现自己的唐诗译介。1912年,美国传教士威廉·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中文名字称“丁韪良”的《中国传奇与抒情诗》一书出版。在这本书里,丁韪良译介了三首李白诗歌,因之,丁韪良成了美国本土汉学家中译介唐诗的第一人。 [21]

在此之前,美国本土对唐诗的接受源自对欧洲的唐诗译介,最早的是对法国女作家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的法译唐诗选本《白玉诗书》的转译。1897年,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1863—1915)率先将《白玉诗书》转译成英文 [22] ,随后它成了美国新诗运动中国诗的主要参考书:“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成了美国人特别喜爱的读物,转译次数之多,令人吃惊。” 可以想见,本已是带有极大改写成分的唐诗译介,再经过多次的转译,可能已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它却为美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本土对唐诗的接受更多地源自英国汉学家对唐诗的译介,因为语言与文化上的一致性,使美国汉学界、文学界和一般读者极容易“拿来”为己所用。比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一直作为美国新诗运动中国诗歌的主要参考书,“从庞德起,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伊丽莎白·柯茨沃斯的组诗《硃印》( Vermillion Seal ),依然出自这本书。此书也不断再版,笔者所见到的最新的版本是1958年‘常青’(Evergreen)版”。 再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各种唐诗英译在美国影响甚巨,据赵毅衡先生统计,“他的读者,他对诗人的影响,主要在美国。至今有不少受中国诗影响的当代美国诗人还告诉笔者,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韦利。韦利的书在英美出版的次数大致相当”。 韦利第一部中国诗歌的英译作品《中国诗选》( Chinese Poems )再版,即“由美国新泽西州若歌大学研究委员会(The Research Council of Rutgers University,New Jersey,USA)资助,Lowe Bros.公司于1965年再版印刷。而且再版前言中还提到,1916年韦利的私人印制本只有大约50册,分送庞德、艾略特(Eliot)、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洛兹·狄金森(Lowes Dickinson)等友人”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神州集》(有人译作《华夏集》或《中国诗集》, Cathay ,1915,1919) [23] 是一本英译中国古诗选本,全书收诗仅19首,其中唐诗有14首:卢照邻诗1首(《长安古意》)、王维诗1首、李白诗12首。庞德《神州集》里所选译的中国古代诗作,全部来自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在日本学习汉诗时的听课笔记。 [24] 赵毅衡先生曾亲自到美国耶鲁大学珍本馆查阅过费诺罗萨的21本笔记,“封面上所署标题分别为:一、能剧,……七、中国诗:平井(Hirai)与紫田(Shida)讲课笔记,八、中国诗:屈原,九至十一、中国诗:森(Mori)(指森槐南,笔者按)讲课笔记,十二、中国诗:笔记,十三至二十一、中国诗:笔记与翻译;庞德的翻译主要利用笔记七,笔记八和笔记十五至二十一”。 据赵毅衡先生考据,费氏笔记某些部分十分潦草,很多诗没有写下中文原文,只留下日文标音,因此无法做出全部详目 ,但江岚女士在《唐诗西传史论》中明确统计了费诺罗萨笔记中约有150首汉诗。 “他所参照的文本,经过了从中文到日语,再从日语到英文的语言转换,同时还经过了从原诗到森槐南,从森槐南到费诺罗萨的理解偏误。” 江岚女士在《唐诗西传史论》中也钩稽出庞德选译中国诗的路径,并在辨析庞德的部分译诗之后,又结合庞德在《神州集》的后记中所做的解释,发现了庞德选诗的标准,即“诗意简明、典故较少,是他选择的主要标准” ,因为庞德“必须避免那些因用典很多而不得不对诗句加以‘必要的解释’ 和‘乏味的注释’的诗作,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影响诗歌整体阅读的流畅性……,所以费氏笔记中虽然还有不少好诗,‘我现在只给出这些不容置疑的诗歌’ ”。 事实上,纵观《神州集》,庞德译介的所谓“不容置疑的诗歌”,其实存在很多问题,江岚女士把庞德译诗的谬误归纳为三点:“把汉字的日语读音当作汉字的语义纳入诗句”、“不理解原诗句中词语的意义,便只能照字面直译”、对不懂的汉语典故“视而不见,跳过不译”或“以费氏笔记中的日语发音拼写代替”或“更弦易辙,自由发挥”。

毋庸讳言,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庞德所译的唐诗存在很多误译的地方。但是,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庞德的《神州集》是翻译还是创作?赵毅衡先生对《神州集》后记的解读,与江岚女士的解读不完全一致,赵先生说:“庞德写了个怨气很大的后记,说费诺罗萨笔记中还有不少好诗,然而因为他支持一些青年诗人,已经招来不少攻击,而中国诗就会代人受过,殃及全书,因此庞德声称他选入的只是那些‘无可争议的诗篇’。这也就是说,庞德选入的是一些他认为可以为当时的诗歌读者界接受的,尚有一部分更符合他的诗学理想,但时人未必识货……庞德当时感兴趣的是从中国诗中找例子支持他的诗学。” 依赵先生的这种看法,《神州集》更多的是庞德对自己诗学理论主张的一种实践。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开创者,庞德早在1912年至1914年大量地试验他的意象诗,并在1913年3月在《诗刊》上发表了由其口述的《意象主义》一文,次年又出版了其选编的34首意象派诗作——《意象派诗选》,而他着手整理《神州集》是在1914年底。1913年,他的《在都市的地铁站》发表: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25]

“脸庞”“人群”“花瓣”“树枝”这种意象叠加的技法体现了庞德意象诗的基本创作手法。1917年,著名诗人艾略特强调庞德的意象诗先于他的《神州集》,他认为,“我相信《神州集》将被当作庞德自己的创作成果的一部分;而日本能剧才是他的翻译作品”。 [26] 显然,艾略特认为《神州集》是庞德的创作而不是翻译。尽管《神州集》受到不少西方汉学家的诘难,但西方文学界似乎从艾略特开始往往形成一个共识:庞德按照他的意象诗学原则筛选、创用了中国文化材料。 出自李白《长干行》的《河商之妻:一封书》( The River-Merchant ' s Wife a Letter )往往被视为《神州集》中最有名的一首诗,屡屡被作为庞德的优秀作品而不是译作选入各种现代诗歌选本,比如《现代诗袖珍本》 [27] (1954)、《美国重要诗人手册》 (1962),甚至作为美国文学课程必读的美国文学选集《诺顿美国文学选》也必选庞德的这一首诗。 美籍华裔学者兼诗人的叶维廉先生在《艾兹拉·庞德的中国诗集》( Ezra Pound ' s Cathy ,1969)一文中从庞德作为诗人的角度讨论他翻译的中国诗的问题,认为“即使作为翻译考虑,《中国诗集》也应被看作一种再创作” [28]

也有的学者把《神州集》视为对中国古诗的翻译,视之为“中国诗歌创意英译之经典化” ;有人认为,“‘《神州集》作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世界的窗户,至今是无可替代。’甚至韦利的译诗也没能取代它” 。确实,从《神州集》的影响力来看,它不仅促进了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也影响了庞德自己后来《诗章》的创作,还影响了一大批英美新诗运动中的诗人,中国古诗中的“愁苦”题材——战乱苦、离别恨、怨妇愁、怀旧情,“羁客”题材,河流形象,树叶“典故”等,无不被巧妙地引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 从唐诗译介与传播的角度来看,庞德的《神州集》可以说是美国文学界掀起的创译唐诗的一个高潮。据赵毅衡先生对美国新诗运动的代表性刊物《诗刊》十年(1913—1923)中的异国诗歌翻译与创作所做的统计,“中国诗的翻译和‘中国式’创作占据第一位,比法国还高”

随着文学界新诗运动的发展,美国掀起了翻译、学习以唐诗为主的中国古诗的第一次高潮,产生了许多唐诗的重要译本,在庞德的《神州集》之后,主要有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和弗洛伦丝·艾斯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8—1942)合译的《松花笺》(1921) [29] 、怀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中文名陶友白)和华裔学者江亢虎(1883—1954)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 (1929)。此外,1932年,中国学者蔡廷干(1861—1935)《唐诗音韵》 [30] 在芝加哥出版,此书并非唐诗的专门译本,书名中的“唐”指的是“中国”而非“唐代”。它以《千家诗》作为蓝本,选译了中国古诗122首,其中唐诗选译47位诗人的67首诗作。《唐诗音韵》是中国学者向西方翻译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古诗的第一部英译选本。

二 美国唐诗译介与研究的发展时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美国的冷战思维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唐诗的译介在20世纪40、50年代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60年代对战后美国社会强烈不满的“垮掉一代”开始向东方社会寻觅心灵的慰藉,于是以唐诗为代表的追求“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再度吸引了众多美国诗人、作家以及学者的注意力,引发了美国汉学史上唐诗译介的第二次高潮。首先要提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有着“旧金山文艺复兴之父”(Father of 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美誉的诗人兼翻译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1905—1982),一个是号称“禅宗”诗人的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两人都是“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

王红公是Kenneth Rexroth的中文名字,他的英译唐诗有两个选本:《汉诗100首》(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汉诗又100首:爱与流年》(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Love and Turning Year ,1970),其中《汉诗100首》译有杜甫诗35首,《汉诗又100首》涉及王维、韩愈、高适、孟浩然等唐代诗人的作品。他尤其对杜甫的诗作情有独钟,《汉诗100首》第一部分译介的全是杜甫的诗,他认为“若不论史诗体或戏剧体,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为超越,至少他更自然、更为亲切” [31] 。王红公对杜甫诗的翻译,语言生动优美,备受读者喜爱,也对后辈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就最大,被研习王红公的学者称誉为“其成就仅次于艾兹拉·庞德译的《古中国》(即指《神州集》,笔者按)” 。作为在美国享有崇高地位的现代诗人,王红公的杜诗英译,最终确立了杜甫在美国唐诗译介与研究中应有的地位,而且连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一起成为美国诗歌经典的一部分。

斯奈德被美国“垮掉一代”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誉为“美国的寒山”。斯奈德对唐代诗僧寒山十分崇敬,因为寒山诗中所寓有的那种隐逸山林、回归自然、超然于世外、与社会主流成规习俗格格不入的叛逆情怀,在某种程度上与斯奈德为代表的“垮掉一代”年轻人所追求的价值相契合。寒山诗英译最初出现在美国,是阿瑟·韦利1954年发表在《文汇》( Encounter )杂志上的27首译诗。 [32] 1958年,斯奈德的《寒山诗歌》( Cold Mountain Poems )24首,发表于《常青刊论》( Evergreen Review )杂志上。1962年,《唐代诗人寒山诗100首》在纽约出版,此选本依据的是1958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入矢义高的《寒山》一书。 韦利可能是通过日文有关寒山资料而发现寒山的 ,而斯奈德对寒山的兴趣是因一幅日人绘制的寒山像而触发的 。寒山诗的译本,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奈德的译本,“立即在美国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掀起了寒山热” 。1965年,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柏芝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十四世纪》在纽约出版,其中一节“隐士之歌”( The Poetry of the Recluse )中即选择了斯奈德所译的寒山诗24首,认为“如果中国佛教文学要用本书中选中的这些寒山诗来代表的话,禅无疑就是其要髓”。 [33]

三 美国唐诗译介与研究的繁荣时期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30年,唐诗的译介与研究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整体上来看,它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唐诗的选译与编选范围日益扩大,规模远远超过20世纪上半叶。大量选译唐诗的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主要有以下几种:柏芝(Cyril Birch)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上卷》(1965) [34] ,维克多·迈尔(Victor H.Mair)编选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 [35] ,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与香港刘绍铭(Joseph S.M.Lau)教授合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名家选集《含英咀华集》(上卷:从远古至唐代) ,印第安纳大学罗郁正教授(1922— )与另一位华裔学者柳无忌(1907—2002)合编的《葵晔集:汉诗三千年》 [36] ,美国当代汉学家华兹生翻译、编选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 [37] ,宇文所安翻译、编辑的《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 [38] ,美国当代汉学家汤尼·本斯东(Tony Barnstone)与华裔学者周平(音译,Chou Ping)合编的《中国诗歌精选集:古今三千年传统》 等。此外,唐诗专题的选译有:王慧铭编译《不系船:唐诗选译》(1971)、休斯·斯蒂森(Hugh M.Stinson)译著《唐诗五十首》(1976)和英国汉学家安格斯·查尔斯·葛瑞翰(又译“格雷厄姆”,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的《晚唐诗》( Poems of the Late T ' ang ,1965)等。

第二,针对唐代诗人的专门译介、研究,呈现出规模化、系统化的趋势。有的译诗不仅反映了选家个人的审美意趣,还与时代的风潮相呼应,比如王红公对杜甫诗的译介以及斯奈德对寒山诗的译介。有的译家在译介的同时,还运用了现代文学理论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下面我们主要对有关唐代诗人专门译介与研究的著述略加概述,以备查考、比照。

李白的译介与研究。美国翻译李白诗是1890年从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转译朱迪特·戈蒂耶的法文译本《白玉诗书》开始的, 据学者王丽娜女士考据,他所选译李白诗《江上吟》《春夜洛城闻笛》《宣城见杜鹃花》等6首,收入《散文式的轻松小品》 [39] 一书中。 而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于188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作为诗人的李太白》一文 [40] ,则是开启英语世界对唐代诗人专门研究之先河。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丁韪良在《中国传奇与抒情诗》(1912)中译介了李白的3首诗:《月下独酌》《行路难》和《长干行》。庞德的《神州集》(1915)有14首唐诗,而选译李白诗有12首之多,影响极大。艾米·洛威尔和弗洛伦丝·艾斯柯合译的《松花笺》(1921)选有唐诗109首,李白诗歌就达83首之多,而且在译作前言中对李白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英国汉学家韦利对李白诗歌做过的专门研究 ,无疑被美国汉学界全盘“拿来”,促进了美国唐代诗人专门研究的学术化进程。选译李白的诗集有:R.Alley《李白诗选二百篇》(1980)与S.Hamill《谪仙李太白》(1987)等。以李白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F.P.Protopappas 《李白的生平与时代》(1982)、P.D.Moore《关于唐代诗人李白的故事与诗歌》(1982)、P.M.Varsano 《变形与模仿:李白之诗》(1988)等。

王维的译介与研究。在美国汉学界,王维的译介与研究在唐代诗人研究方面日渐增多,大有超越李白研究之势。陈希和威尔斯(Henry W.Wells)合译的《王维诗选》收入王维诗作50首;张音南和沃姆斯利(Lewis C.Walmsley)合译的《王维诗》(1958)收王维诗167首,为同类译本数量最多,同时,沃姆斯利还著有《画家兼诗人王维》(1968)的英文传记作品;罗宾逊(G.W.Robinson)翻译有《王维诗歌》(1973);华裔美籍学者叶维廉先生译有《藏天下:王维诗选》( Hidding the Universe Poems of Wang Wei ,1972),选译王维诗50首;著名美国汉学家余宝琳(Paulin Yu)编译的《王维诗选》(1980)以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王维的诗作,将其分为少年诗作、宫廷诗作、禅诗和山水田园诗四大类。 汉学家本斯东父子(Willis Barnstone,Tony Barnstone)与华裔学者徐海新(音译,Xu Haixin)合译《遗笑山中:王维诗选》( Laughing Lost in the Mountain Poems of Wang Wei ,1991),选译王维诗160首;汉学家大卫·新顿(David Hinton)的《王维诗选译》(Th e Selected Poems of Wang Wei ,2006)选译王维诗百首……对于王维诗英译的扩增之势头,周发祥先生分析认为,“西人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度较大,但由于王维措辞朴素,句法平易,且很少用典,学者喜欢选译,译本也比较多” 。以王维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M.L.Wagnre《王维诗歌艺术》(1975)、余宝琳《王维的诗歌世界:象征主义诗学的阐析》(1976)与J.V.Feiner-man《王维之诗》(1979)等。 汉学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的《十九种方法看王维》(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 H o w A Chinese Poem Is Translated ,1987),对王维《鹿柴》一诗的19种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中文原文1种、法语文本2种、西班牙语文本1种以及英语文本15种。

盛唐著名诗人中译介、研究较多的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人。美国汉学家洪业(William Hung)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Tu Fu China ' s Greatest Poet ,1952)中译有374首杜诗及其作品背景分析,此外还有戴维斯(A.R.Davis)的英文传记《杜甫传》(1971),克罗尔(Paul W.Kroll)的《孟浩然》(1981)以及李珍华的《王昌龄》(1982)等。

除了对盛唐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等人的专门译介之外,美国汉学界已开始大量关注中、晚唐著名诗人的译介与研究,对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李贺、皮日休等诗人的研究日趋增多。选译白居易诗歌数量较多的,最早的是英国汉学家韦利,他在1918年出版的《汉诗170首》中选译的唐诗共有64首,其中将白居易的诗歌单列为一部分,达59首之多;第二年出版的《汉诗增译》仍以白居易诗作为主,译有52首,与前一本没有重复;1949年,韦利出版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 [41] 以白居易的诗文译介贯穿始终,诗文各占其半,新译白居易诗歌有百余首之多。总体来看,韦利先后对选译的白居易诗歌总数超过200首,为后世专门研究白居易诗歌奠定了良好的根基。继韦利之后专门译介白居易诗作的是雷斐氏(Howard S.Levy),他编译的《白居易诗选》( Selected Poems of Bai Ju-yi )达四卷本之多。 美国波士顿的豪尔出版公司推出的《吐恩世界名家丛书》即包括一套中国作家诗人专辑,其中已出版了包括盛唐和中、晚唐诗人在内的许多唐代诗人研究专著,诸如倪豪士(William H.Nienhaouser)等人合著的《柳宗元》(1971)、巴兰拙理女士(Angela Jung Palandri)的《元稹》(1977)、玛丽·詹的《高适》(1978)、杜国清的《李贺》等, 这套丛书之外,还有福特山(J.D.Frodsham)的《李贺诗》(1970)、倪豪士的英文传记《皮日休》(1979)、E.H.Schafer的《时间海洋上的海市蜃楼:曹唐的道教诗》(1985)等。此外,对鱼玄机、薛涛等唐代女性诗人的译介与研究自从进入美国汉学界的视野之后,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诸如G.Wimsatt的英文传记《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生平和创作》(1936)和《醴泉:薛涛生平与作品掠影》(1945)、M.Kennedy 选译的《薛涛诗》(1968)、J.W.Walls 的博士学位论文《鱼玄机之诗》(1972)以及J.L.Larsen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唐女诗人薛涛的生平与创作》(1983)等。

第三,唐诗研究更加专业化、系统化,以诗人、文学评论家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正在向以学者为主体的学院派研究转化。1981年,专门的唐代文学与历史研究机构“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科罗拉多大学成立,学会集中了全国著名高校的学者,不久学会成员遍布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次年,学会主办的刊物《唐代研究》( T ' ang Studies )创刊,是迄今美国唐代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份学术刊物。

第四,华裔美国学者的唐诗译介与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读者对唐诗更加精准的理解,也使美国唐诗研究更具深度与特色。以一部英文诗学著作《中国诗学》(T 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1962)蜚声海外汉学界的著名汉学家刘若愚先生,一生致力于探索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的学术之路。其有关唐诗译介、研究的论著主要是《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69),它以西方巴洛克艺术的雕琢、怪诞、豪华与浮夸风格比照李商隐诗歌中的“暧昧”“超俗”“怪诞”以及“藻饰、精细的倾向” 。高友工与梅祖麟合著的《唐诗的隐喻、意象与典故》 ,从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新视角来观察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以及语意、隐喻与典故,探讨唐诗在音韵、节律、意蕴等语言学层面上的美学风格。

第五,美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的成果作为“他山之石”“邻壁之光”,反过来成为中国本土唐诗研究的“借镜”。比如,上述刘若愚、高友工、梅祖麟等诸位先生运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阐释唐诗,为中国本土唐诗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的观照,尤其为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个案研究实例。再如,对寒山诗歌的译介与研究,最初是从日本文学界、汉学界传入美国的。除了上述阿瑟·韦利、斯奈德和伯顿·华兹生的译介及白芝教授在权威文学选集中对寒山诗的编选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又出现了三种版本的寒山英译本:美国文学评论家亚瑟·托庇亚斯(Arthur Tobias)与人合译的《寒山视野》( View from Cold Mountain ,1982),美国翻译家、诗人赤松(Red Pine,真名Bill Porter)的《寒山诗集》( 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 ,1983)以及罗伯特·亨瑞克斯(Robert G.Henricks,汉名韩禄伯)译注的《寒山诗(全译注释本)》( The Poetry of Han Shan -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 ,1990)。 以寒山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有S.H.Ruppenthal《寒山诗中佛法之晓喻》(1974)与R.H.Stalberg《〈寒山集〉的诗》(1977)等,论文有E.G.Bulleyblank《寒山系年的语言学证据》等。 英译寒山诗在美国获得了全面、系统、专门的译介、注释与研究,并因诗人、评论家的参与而成为美国经典诗作,对美国现当代诗坛产生很大影响。

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研究及其被经典化,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本土的寒山诗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台湾学者钟玲女士回顾寒山诗的回返流播这一现象时说:“寒山诗离奇的流传史,这必然大大引起台湾文学界的好奇,因此着手研究寒山诗。而寒山诗能在美国日本风行,必然令国人引以为荣,故有寒山之锦衣荣归。” 大陆学者胡安江在《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的第五章“寒山诗的返程之旅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重构” 中,分别从港台与大陆学者的寒山诗研究着手,细致地梳理了美国寒山诗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寒山诗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 Le Marquis d's Hervey-Saint-Denys, Po é sies de L poque des Thang ,Amyot,Paris,1862,见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2] Launcelot A Cranmer-Byng: 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London:John Murray,1918.p.116,转引自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本书中所引注20世纪以前或初期出版的英文书刊之对应英文名称及相关出版信息除特别注明以外,大都本自江岚女士的《唐诗西传史论》,恕不一一注明,同时向江女士表示感谢。

[3] Paul Demieville, Apercu historique des e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转引自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4]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VII.转引自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5] W.J.B.Fletcher: Gems of Chinese Verse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TD.1919.

[6] W.J.B.Fletcher: 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TD.1925.

[7] 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Edition d'Yvan Daniel,Paris,2004.钱锺书先生认为,丁敦龄“其人实文理不通,观译诗汉文命名,用‘书’字而不用‘集’或‘选’字,足见一斑”。参见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2页。

[8] 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Edition d'Yvan Daniel,Paris,2004.

[9] Cheng Chi-Hsien, Analyse fomelle de L ' oeuvre po é tique de Zhang Ruo-Xu ,Monton &co-La Haye,1970.中文节译参见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0] Robert Morrison,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Canton,China,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参见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1页。

[11] Sir John Francis Davis,汉文诗解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Asher and Co.,London,1870.

[12] Herbert A.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4.

[13] Herbert A.Gile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London:Bernard Quaritch;Shanghai;Kelly & Walsh,1898.

[14] Herbert A.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D.Appleton And Company,1901.

[15] Herbert A.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New York & London:D.Appleton And Company,1901,p.143.参见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16] 1872年7月英国学者N.B.Dennys创刊于香港的一种英文汉学杂志,双月刊,1901年7月终刊。美国里海大学的吉瑞德教授评价此刊物是西方世界最早的真正汉学期刊。参见Norman.J.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 ' s Oriental Pilgrim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45。

[17] Joseph Edkins, Li T ' ai-Po as a Poet ,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Vol.17,No.1(1888 Jan).

[18] Joseph Edkins, On Li T ' ai-Po With Examples of His Poetry ,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II,p.323,1890.

[19] W.J.B.Fletcher, Gems of Chinese Verse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TD.1919.

[20] W.J.B.Fletcher, 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TD.1925.

[21] W.A.P.artin, 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 ,Shanghai :Kelly & walsh,Limited,1912.参见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22] 在其1890年出版的法国散文选译本《散文的粉彩画》中,即Stuart Merrill, Pastels In Prose ,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Franklin Square,1890。参见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23] Ezara Pound, Cathay , London:Elkin Mathews,April,1915.Cathay这个词,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使用而随之流行于中世纪的对中国的称谓,通常指长江以北的地区。

[24] 《神州集》扉页上有一段简短的注释:“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HINESE OF RIHAKU(“RIHAKU”为李白姓名日文译音,笔者按),FROM THE NOTES OF THE LATE ERNEST FENOLLOSA,AND THE DECIPHERINGS OF THE PROFESSORS MORI AND ARIGA”,参见 Pound,C athay , London:Elkin Mathews,April,1915。

[25] Brook, A Student ' s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d ,p.103,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79.转引自陶乃侃《庞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6] T.S.Eliot, Ezra Pound His Metric and Poetry ,New York :Alfred Knopf,1917,pp.26-29.这里艾略特所言“日本能剧”是指庞德据费氏笔记整理出的两部译著《日本贵族戏剧选》和《能剧及其造诣研究》。

[27] Oscar Williams, A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 ,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Inc,1954.

[28] Yip: Ezra Pound ' s Cathy , p.7,p.16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转引自《庞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9] Amy Lowell;Florence Ayscough,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1.

[30] TS'AI T'ing-kan,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eptember,1932.

[31] Kenneth Rexroth,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6)。转引自钟玲《美国诗人王红公英诗里的中国风味》,见《文学评论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42页。

[32] Arthur Waley,27 Poems By Han-Shan ,Encounter,Vol.12,1954(9),pp.3-8.

[33] Birch C.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Grove Press,1965/1967:xxv.“隐士之歌”一节所选隐士诗人共5位,除寒山外,还有张衡、阮籍、鲍照和陶潜。参见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34] Cyril Birch,Edtr.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Grove Press,New York,1965.

[35] Victor H.Mair,Edtr.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36] Wu-Chi Liu,Iving Yucheng Lo: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Midland Books,1975.译者逾50人,选诗约千首,其中唐代部分选40多位诗人,达280余首诗。

[37] Burton Watson: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页。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全书共分12章,收96位诗人420余首诗,其中有关唐诗的内容占三章,选译唐代诗人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寒山、陈子昂、张九龄、李贺、李商隐、杜荀鹤、杜牧等28家的诗作。

[38] Stephen Ow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rliest Times to 1911.New York:W.W.Norton,1996.这部1200余页的巨制选取先秦至清代的以诗歌为主的各类作品600余首(篇)。各个时代所选篇目以主题(Theme)进行编排,其中唐代共选诗206首,约占全书规模的三分之一,体现了宇文所安一贯以唐诗研究为主的传统。

[39] Merrill Stuart: Pastels In Pros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Franklin Square,1890.

[40] Joseph Edkins: Li T ' ai-Po as a Poet , 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Vol.17,No.1(1888 Jan).

[41] Arthur Wa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772-846 A . D .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49. h5EOJQRnYNaS/pT00q7y/6wBc9rgoo1LUSLil5gjPx92B5Gd1OLIMC5gNNXkA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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