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

一 始于19世纪的英国唐诗译介与研究

“唐诗在英语世界里的传播，可以追溯到英国政治家、艺术家兼诗人S.Jenyns（1707—1787）之译作，……他的译文原收入其著作集（4卷本，18世纪末出版于伦敦），现已有单行本，题为《〈唐诗三百首〉选译》（1940）、《〈唐诗三百首〉续译》（1944）。” 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英译唐诗第一人是S.Jenyns，遗憾的是学者黄鸣奋先生并没有提供其人在18世纪末出版于伦敦的4卷本著作集及其译诗原文，所以很难断定此人就是英译唐诗第一人；另外一位学者高玉昆先生也认同了这个说法。 采用此说的还有编著《汉籍外译史》的马祖毅、任荣珍两位先生。 而据学者江岚考证，这位诗人兼政治家的英国人S.Jenyns先生，全名是Soame Jenyns，确实在1790年出版过他的四册作品集，但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唐诗三百首〉选译》及《续译》实为生于1904年的美国汉学家Roger Soame Jenyns所著。

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英国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是被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后又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长期居留中国。在他的一部介绍清朝文史知识、内容比较庞杂的专著《中文原文英译》（1815）中，为了说明“登高”习俗在古代中国社会民俗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翻译了杜牧的一首诗，译诗后还附录了中文的原题和原文 ，即《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下面我们把马礼逊的译诗原文附于此，以供比照。

The Following Liners

By Too-Mo

Have An Allusion To The Tang-Kaou

When the autumnal rivers receive the shadow of the first flying Swallow；

Let us，companions，take the bottle and ascend the lofty mountain—

In this impure world，’ti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a mouth open laughing；

Let us（to-day）with the Keii flower，decorate our heads and return.

We'll get merrily drunk，and keep up this happy season；

'Tis in vain to ascend the hill，and sigh about the sun setting.

Old times have passed away，the present come，and still it is thus；

What's the use of（like the man of Cow-hill）staining our garments with tears.

Referring to a Person named Tse-king-kung.

江岚认为，马礼逊所译的这首诗，既没有交代作者杜牧是唐代诗人，也没用介绍诗人与诗作的相关信息；译文既不讲究格式，也不押韵，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有文献资料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英译唐诗。 ^[10]

1870年，曾经出任过第二任香港总督的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在英国出版《汉文诗解》。 ^[11] 《汉文诗解》介绍了从《诗经》到清诗的总体情况，选取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些诗歌作品做出鉴赏性的分析，其中选译了两首唐诗：王涯的《送春词》和杜甫的《春夜喜雨》。尽管戴维斯对唐诗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但是他是“英语世界总体推介唐诗在内的中国诗歌的第一人” 。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1867年来华，以外交官员的身份在中国生活26年，回国后出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院派汉学家。他的汉学成就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之外，还编撰了《华英字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在唐诗传播方面，翟理斯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开始对唐诗进行较为专业化、系统化的译介，这方面的专著有《古文选珍》 ^[12] （1884）、《古今诗选》 ^[13] （1898）和《中国文学史》 ^[14] （1901）。《古今诗选》中选译了102位诗人的近200首诗作，其中唐诗占一半以上，选诗最多的诗人是李白，有21首之多。 《古文选珍》在1923年再版时，翟理斯对原书进行了修订与增补，并与《古今诗选》的内容合并，沿用了《古今选珍》的书名。再版的《古文选珍》在其诗歌卷中选译了130位诗人的240首诗作，其中唐诗共有一百余首。翟理斯英译唐诗特点在于善于将唐诗译成韵体，注重传递原诗的韵律美，我国英语语言文学家范存忠先生曾评价他的译诗，称翟理斯“译了李白、王维、李商隐等诗人的名篇，虽有不少失误，却能再现中国诗的忧郁、沉思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 除了译诗之外，《古文选珍》还对部分唐代诗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尽管十分片面，甚至有些不合史实的谬误所在，但无疑增进了西方读者对唐诗的理解。 《中国文学史》是域外学者最早用英文为中国文学写史的尝试 ，其中对唐代诗歌做出了总体的介绍，并在选译一些诗作的同时，简略介绍了许多唐代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情况。对唐诗的总体介绍非常简明概括，知识准确、分析精辟。比如，他客观地介绍了唐诗的分期：诗人们按诗歌发展进程被划分到三个不同时期，即所谓初唐、盛唐、晚唐；他们的作品质量呈现出各个时期相应的特点，即成长、繁荣、衰落。也有在后两个阶段之间再插入中晚唐之说，使唐诗的分期出现四个时期。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诗盛于唐的最主要原因：汉语言本身的发展到此时已经完善、成熟到了足以最大限度上承载诗性的优美与丰盈的阶段。 ^[15]

也许我们不应该忘记为英国汉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与戴维斯、翟理斯一起被并称为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 理雅各是1839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长期译著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以《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与《东方圣书》（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两大系列译著著称。前者为八卷本，成书于1861—1872年香港，1893—1895年五卷本修订于牛津，内容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书经》《诗经》与《春秋》；后者成书于1879—1902年，内容包括《书经》与《诗经》的宗教内容、《孝经》《周易》《礼记》与《道德经》。 两套书系工程浩大，独一人之力完成，着实令整个欧美汉学界为之震撼，实为汉学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无疑，他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发现理雅各用英文翻译的唐诗。据学者江岚考据，理雅各曾将《中国经典》译成拉丁文出版，其中有关于唐诗译介的内容。此说依据的是1913年爱尔兰女诗人海伦·淮德尔（Helen Waddell，1889—1965）在美国出版的汉诗英译选本《中国歌辞》（ Lyrics ： From the Chinese ），此选本共选译中国古诗40首，其中有两首注明是唐诗的。据作者言称，该选本是依据理雅各的拉丁文诗歌译著《中国经典》转译而成的。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36），在中国历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方面著述颇丰。1887年，他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 ^[16] 杂志第15卷第4期、第16卷第3期连续发表他选译的多首唐诗，其中有魏征的《横吹曲辞·出关》、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感遇诗三十八首》之“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张九龄的一首《感遇诗》、杜甫的《佳人》《赠卫八处士》和储光羲的《田家杂兴八首》之“种桑百馀树，种黍三十亩”。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是一位英国传教士，1848年来华，在中国度过了57年，长期从事传教与著译工作，直至在上海去世。他研究兴趣广泛，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有深厚的了解，著述颇丰。其对唐诗英译领域的贡献主要是对李白诗歌的译介与研究。1888年，他在《中国评论》发表了《作为诗人的李太白》 ^[17] 一文，文中以鉴赏性的文字译介，诠释了李白的《公无渡河》《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和《游南阳清泠泉》三首诗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采用了比较的视角与方法，通过透视李白与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和华兹华斯的诗作在取材、内容、意境上的相通之处，探究李白诗作的艺术魅力：把李白置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行列。1889年，艾约瑟又完成了一篇长达40页的翻译、赏析李白诗作的论文：《论诗人李太白：以其作品为例》，次年发表在《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上。 ^[18] 此文译介李白诗作24首，翻译、诠释、赏析与评价更为审慎、细致，推崇李白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两篇对李白诗作的译介与诠释的论文，确立了艾约瑟在唐诗西传过程中的历史地位：首开英语世界对唐代诗人专门研究的先河。

综观19世纪后30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戴维斯、翟理斯、庄延龄、艾约瑟等人的突出成就，以及具有“西方世界最早的真正汉学期刊”称誉的《中国评论》在1872年的香港创刊，可以说英国汉学，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译介与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远远超越了法国汉学。

二 20世纪英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

20世纪初较早选译唐诗的英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克莱默-宾英译唐诗的译本有《长恨歌》（ The Never-Ending Wrong ，1902）、《玉琵琶——中国古代诗歌英文译本》（ A Lute of Jade ：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 ，1909）与《宴灯》（ A Feast of Lanterns ，1916）。他的译诗属于对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本及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法译本的转译，“转译中，他把握唐诗诗学魅力，赋予唐诗英诗韵律”。

英译唐诗的专书出现于1919年。作为英国外交官身份的汉学家威廉·约翰·班布里奇·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1879—1933）于1919年和1925年分别在上海出版《英译唐诗选》 ^[19] 及其《续集》 ^[20] 。弗莱彻在这两部译著中共选译唐诗285首，每一首都有原题、原文与译诗相对照，这是英语世界里第一次大规模、系统化的翻译唐诗。

阿瑟· 大卫·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是继翟理斯之后英国汉学界翻译、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名家。韦利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专著40种，译著46种，撰文160余篇。 韦利对于中国古诗的翻译，“取材广泛，从《诗经》《楚辞》一直到袁枚，但有所选择，认为五言比七言易译，白居易比其他任何诗人易译。他选择明白易懂并能引起兴趣的作品，而避免堆砌辞藻或晦涩难明的作品，他的译作，仍多失误，但对同时代的英美诗坛有一定影响，并赢得汉学界的赞赏”。英译唐诗主要出自以下几种译著：《中国诗选》（ Chinese Poems ，1916）、《汉诗170首》（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 ，1918）、《汉诗增译》（ Mor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1919）、《诗人李白》（ The Poet Li Po ，1919）与《李白的诗歌与生涯》（ The Poet and Creer of Li Po ，1951）。韦利英译唐诗的主要贡献在于其独创性的译诗风格，范存忠先生对韦利译诗特点做出了如下归纳：“韦利译诗，不赞成押韵，但试图在译作中再现原诗的格律。他运用‘弹跳式节奏’（sprung rhythm），用英语的一个重读音节代表一个汉字，每行有一定数量的重读音节和不定数量的非重读音节。他认为这种格律很像无韵体（blank verse），但并不到处套用”，并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最有成就的英译者当推阿瑟·韦利” 。还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英国汉学家的韦利，其英译唐诗对美国诗人影响很大，为美国现代诗坛开创新诗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后半期，英国唐诗英译的杰出成果当推汉学家安格斯·查尔斯·葛瑞翰（又译“格雷厄姆”，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的《晚唐诗》（ Poems of the Late T ' ang ，1965），该书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此书译介杜甫晚年作品和晚唐诗人孟郊、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作品90余首，是自唐诗英译以来最早系统地关注晚唐诗人诗作的译本。 我国学者张隆溪先生曾翻译格雷厄姆专门谈论中国诗翻译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格雷厄姆谈到他翻译中国诗的经验，认为“汉诗的译者最必需的是简洁的才能，有人以为要把一切都传达出来就必须增加一些词，结果却使某些用字最精炼的中国作家被译成英文之后，反而显得特别啰唆” 。 GrG+eP7cWOEOhONWF3c0ThN4CiHxzMWxCpLbcK9lWpQw4sVZGl0hCbfeEey+b3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