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与世界很多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占比很大，这不仅导致我国能源利用的低效率，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本节对文献中关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其影响因素，并总结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路径。

一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

邓志茹和范德成（2009）、罗斐和罗婉婉（2010）、翁非（2012）等学者对我国能源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占主导地位，其中煤炭消费占比高。周彦楠等（2017）研究了1990—2014年我国能源终端消费结构和地域分布的时空差异，发现能源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分布特征，能源消费存在一定的产地消费导向，区域经济技术水平并没有和地区资源禀赋协调起来。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6.4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比为59.0%。另外，我国高耗能产业需求不断上升，2018年，我国终端能源消费量约32.0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约3.09%，工业消费的终端能源约20.9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49%。除此之外，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2018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达到约21%。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到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43%。

二 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因素

不少学者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科技水平等。翁非（2012）发现资源禀赋结构、扭曲的价格体系、产业结构、可再生能源实施的困难是阻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曾胜和李仁清（2014）采用灰色技术比较分析了各因素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发现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联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与科技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关联度较大。多数学者研究了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普遍认为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发展第三产业能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并进一步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唐晓华和刘相锋（2016）采用1993—2013年间的数据并利用Geweke因果检验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短期内可直接影响能源效率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并且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能不断地反馈于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王风云和苏烨琴（2018）从京津冀地区终端能源消费结构角度，剖析影响京津冀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及其他能源结构变动的因素，发现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显著优化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在减少煤炭消费的同时提高了天然气、石油、电力及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产业联动发展和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邹璇和王盼（2019）使用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探索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机制，将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路径归纳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可以对能源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并且能够改善地区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

三 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路径

现有研究设定了不同的情景来探索我国能源结构优化的最佳路径。李爽等（2015）将我国分为六个区域，构建了低碳目标约束下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模型，为各个区域提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法。柳亚琴和赵国浩（2015）分析了各约束条件对能源结构优化的作用，指出对能源结构优化直接影响最大的是碳排放约束，而能源价格、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其有间接推动作用。邵旭阳（2017）使用2003—2013年间30个省份的数据，计算了能源消费的最优结构，对比得出煤炭消费比例与最优消费差距过大，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石油消费比例与最优消费几乎一致，天然气消费比例与最优消费差距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亟须减少煤炭消费和增加天然气消费来达到最优的能源消费结构。王勇和王颖（2019）考虑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两个衡量标准，认为兼顾经济发展实现减排的最优路径是经济中速发展并辅以政策约束。 F+BcmTLclc0tPjo7e8gvzxBSFLIs15ilGkBBpBjlnFvRTPip9z/fWpNlj3i8Te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