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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其实，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三个概念还存在诸多误解。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既有联系也有不同。低碳经济是有特定指向的经济形态，针对的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以及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碳基能源体系，旨在实现与碳相关的资源和环境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从低碳经济的内涵而言，实现低碳经济的具体途径中，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效率都很好地体现了循环经济“减量化”的要求，而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捕集埋存，尤其是以二氧化碳封存并提高原油采收率等措施，则很好地体现了循环经济“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此外，开发应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非温室气体类替代品，则体现了循环经济在“再设计、再修复、再制造”等更广意义上的要求。因此，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具有紧密的联系。
绿色经济则是一个概念相对模糊的提法，可以认为，凡是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都可以纳入绿色经济的范畴。但是，绿色经济本身很难量化评估，并且没有从投入要素的角度隐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而低碳经济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的基本要素（也即劳动、土地和资本）下，进一步将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细化为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容量，使得碳排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要素和约束性指标。
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比循环经济的概念相对宽泛，不光是讲绿色生产，还讲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绿色经济不等于低碳经济。绿色包括了伦理的、经济的、环境的方方面面。低碳经济的针对性特别强，其范围比绿色经济要小，但比循环经济要宽泛。绿色的不见得是低碳的。中国之所以对绿色经济更加关注和强调，在于中国传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等问题尚未解决，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把传统的污染物问题一并解决，发展低碳经济要寻求协同效应。相对于低碳经济，对绿色经济的评价比较困难，如绿色GDP的核算，2004年中国开展的绿色GDP研究之所以没有推广起来就是一个例证，2015年重启绿色GDP研究，将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以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经济没有碳排放的刚性约束。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没有国际条约的规定，没有国际合作的要求，多属于各国国内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
所谓“锁定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其使用年限或投资回收期都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间不大能轻易废弃，即技术与投资都会被“锁定”。自工业革命以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技术由于路径依赖成为各产业的主导技术，而该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组织形成正反馈，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并形成巨大的惯性，因而难以轻易改变，难以停下来。解除“碳锁定”的根本在于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低碳或零碳技术，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系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解除碳锁定”的同义语。为了使未来保持一个气候安全的世界，我们需要避免锁定在高碳密集的投资选择。
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重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而不再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或盲目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转移，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甚至实现技术跨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好更快地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在于成本优势，大量的低碳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后发优势，建立新企业新设备的成本要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竞争力更强一些。
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控制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困难。从1990年到2017年，我国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3倍，远高于全球排放总量57%的增幅，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0.5%上升到27.6%。 [21] 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在未来全球排放空间受到明显压缩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我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民经济中高耗能制造业比重上升的阶段性特征一时难以改变，但仍把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途径。中国当前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向低碳经济转型。防止新的锁定，必须有选择地战略性地进行投资。
低碳发展与绿色循环发展均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循环发展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它主要表现为：第一，它没有从消费侧考虑，而是从生产侧考虑的。只要生产过程满足清洁生产要求，通过减量化、循环使用、再利用手段，实现污染排放少，资源消耗少，利用效率高的生产模式，就是循环发展了。关注的重点显然是生产过程，生产环节，生产所引致的环境影响。相对说来，是一种狭义的经济形态概念。第二，循环发展所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强调的是循环。至于生产循环是否绿色还是低碳，并不重要。只要循环就够了，所以说它是狭义的。
绿色发展涵盖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侧重于环境的保护和自然生态的保育。 [22] 所要求的，是减少污染排放，加强环境治理，维护生态环境，使人们有清新的大气、干净的水、绿色的环境。循环和生态设计可以是手段，但并不是目的；绿色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低碳，反而通过增加碳排放的方式来实现绿色。例如，煤炭燃烧脱硫，需要消耗化石能源，从而增加排放；能源种植业需要人工干预生态环境，与绿色存在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部分，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内容包括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1.潘家华、庄贵阳、朱守先：《低碳城市：经济学方法、应用与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刘卫东、陆大道、张雷等：《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石龙宇、孙静：《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估方法研究》，《生态学报》2018年第15期。
1.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建设国际一流标准的低碳城市？
2.低碳城市如何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3.如何促进低碳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Beinhocker et al.，“The Carbon Productivity Challenge: Curbing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une 2008，www.mckinsey.com/mgi.
[2] [英]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打破气候变化僵局——构建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 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 - carbon Future ），2008年6月呈送给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
[3] 一是终端能源效率机遇；二是能源供给的清洁化（decarbonization）；三是促进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四是减少交通领域的排放；五是改变管理者与决策者的态度与行为；六是保护并不断扩大全球碳汇。
[4] 根据IPCC的定义，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在林业中主要是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储库，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便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亿—7.1亿吨碳。
[5] Shui Bin，Hadi Dowlatabadi，“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 to US Energy Use and the Related CO 2 Emissions”， Energy Policy ，Vol.33，2005，pp.197-208.
[6] Hi-Chun Parka，Eunnyeong Heob，“The Direct and Indirect Household Energy Requirement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om 1980 to 2000-An Input-output Analysis”， Energy Policy ，Vol.35，2007，pp.2839-2851.
[7] Shonali Pachauri，Daniel Spreng，“Direct and Indirect Energy Requirements of Households in India”， Energy Policy ，Vol.30，2002，pp.511-523.
[8] Qiao-Mei Liang，Ying Fan，Yi-Ming Wei，“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for Regional Energy Requirements and CO 2 Emissions in China”， Energy Policy ，Vol.35，2007，pp.1685-1700.
[9] OECD/IEA，Worldwide Trends in Energy Use and Efficiency-Key Insights from IEA Indicator Analysis，2008.
[10] 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11] 参见《低碳城市发展指标之哥本哈根宣言》（ Copenhagen Declaration for a Low Carbon City Devel opment Index ），http://www.copenmind.com/copenmind/mindflow/wwf-denmark-session。
[12]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https://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访问日期：2019年7月12日。
[13] Guiyang Zhuang，“How will China Move towards Becom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Journal of Chi na & World Economy ，No.3，2008.
[14] 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意味着碳排放需求也必然增长。
[15] Stern Nicolars，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6] 《生态环境部发布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1909/t20190904_732374.html，访问日期：2019年9月6日。
[17] http://www4.unfccc.int/submissions/indc/Submission%20Pages/submissions.aspx.
[18] Tapio，Petri，“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 ，No.12，2005.
[19] 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气象出版社2007年版。
[20] 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21]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
[22] 英文表述中，保护和保育是两个不同的词：protection和conservation。前者多强调人工干预性的行为，后者多含有减少干预维系自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