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例如环境污染）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根据外部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把外部效应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外部性理论认识的渊源，最早是在亚当·斯密 ^[1] 关于市场经济“利他性”的论述中提及，涉及了正外部性的特点。之后经济学家穆勒和亨利·西奇威克分别在其著书中涉及了外部性的思想。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概念，将依赖产业普遍发展的生产规模扩大定义为“外部经济”，依赖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效率的生产扩大定义为“内部经济”。他认为，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个体或厂商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是不相等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也不相等，为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留下了隐患。

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他的学生庇古扩充了“外部不经济”，即负外部性的概念和内容。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形成的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对负外部性的产生者进行征税，或者对正外部性的产生者给予相应的补贴，就可以消除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偏差，从而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庇古指出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瑕疵，但他对政府行为的假设过于严苛，其假设政府行为的唯一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且政府行为没有成本，这显然并不现实。此外，庇古理论中还存在征税难以度量、信息不对称、无法解决代际外部性等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庇古的基础上，提出用界定产权的方法来解决外部性，并创建产权理论。科斯定理指出，明确的产权界定是防止公地悲剧发生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在交易成本为零或足够低时，只要产权明晰，可以运用“看不见的手”实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手段要根据“成本—收益”的总体比较，选择庇古方法或科斯方法。但科斯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如果一个社会法制不健全、信用制度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科斯理论就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如果产权界定不够明晰，交易也将无法实现。

当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实质上是对大气环境容量的消耗。由于对大气环境容量产权的界定、分配和保护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大气环境容量一直作为自由获取资源而存在，此时，私人对大气环境容量的消耗将难以计入私人生产或消费活动成本，从而形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外部性具备以下几点特殊性：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第二，温室气体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将会存在很长时间，这种积累难以清除，其影响是长期且持续的，因而还存在代际外部性问题；第三，在科学链条的大部分环节上，其影响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第四，其潜在的影响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当存在外部成本时，自由市场难以界定外部成本的归属，因此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温室气体有效率的排放，而温室气体排放过程是不可逆的，随着浓度的不断增加，其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危害不可避免，此时，温室气体的减排行动就变得十分重要。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负外部性问题，为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需要依靠全球所有国家的集体行动，合作治理温室效应。

要解决这一外部性问题，有多条途径可供选择。目前，有些国家开始征收碳税，有些国家和地区开始碳排放权的交易，这些都有利于把碳排放的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庇古税会加大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和转移温室气体的排放成本，遭到很多国家反对；产权交易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在国际社会中交易成本也更高，难以施行。外部性内部化只能存在于主权国家范围内，在国际社会中无用武之地，对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问题要寻求外部解决方式，即国际社会的共同治理，国家合作的共同治理是解决气候变化外部性的出路。

此外，有学者认为，进行社会准则的教育也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办法。生态环境问题有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最后要靠公众的“觉悟”来解决问题，即形成环境意识、环境观念、环境道德、环境习俗、环境习惯，最后发展到环境自愿行动等。 UmBUvANdlIWofSWPM2xJim6zW3OeNYemuvJfLGGCVoDaotctXBKyFQWSHHTTya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