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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也由于商业美学观念的逐渐成熟，中国电影创作形态也不断改变，电影市场的逐渐扩大也使电影创作走向了更加多元的方向。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不仅解放了电影的生产力，更是解放了电影创作的题材、类型和表达空间，丰富了电影的创作类型和样态。
类型电影逐渐成为市场主体，武侠片、战争片、历史片、灾难片、谍战片、警匪片、喜剧片、神幻片等类型，都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十面埋伏》《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冯小刚导演，2010）《无极》《夜宴》《投名状》《赤壁》《泰囧》《功夫》（周星驰导演，2004）《画皮》《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徐克导演，2010）《寻龙诀》《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等影片陆续创造出中国电影市场一个又一个新的纪录，国产电影类型意识越来越自觉，制作工艺越来越好，题材的空间越来越大，而且许多作品都试图在类型规律中，表达创作者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某些思考。虽然也不同程度出现过拼盘美学、娱乐至上、伦理失范、过度奇观、IP崇拜、流量迷信等问题，但应该说，正是这批类型电影，整体上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和技术的提升，使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和中国观众的观影水平向世界主流电影靠近。
正是类型片对市场的扩展，使中国电影得到了多样化、分众化机会。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多样化、风格化相比前一个时期，有了巨大发展。以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等为代表的黑色荒诞片、曹保平的《烈日灼心》和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为代表的社会犯罪片、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等为代表的纪实风格电影、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2016）和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现实主义电影、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一代宗师》这样的风格化电影、许鞍华的《桃姐》和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等为代表的生活伦理片、张扬的《冈仁波齐》为代表的信仰题材片、冯小刚的《芳华》（2017）和管虎的《老炮儿》（2015）等为代表的怀旧片，周申等人的《驴得水》和韩延的《动物世界》（2018）这样的寓意电影，还有万玛才旦的《撞死一只羊》（2018）和毕赣的《路边野餐》（2015）等艺术片，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不同程度的市场认可。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国产电影反映现实和人性的深度、力量、强度还明显不足，但是电影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依然是中国电影历史上不可多得的。
在主流类型电影大行之道、风格化艺术化电影日益丰富的同时，主旋律电影也在各种政策推动下，不断探索政治、艺术、商业之间的平衡点。若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雄模范人物题材的电影由于概念先行、制作粗糙、创作观念陈旧，很难进入市场，更难以引起广泛的观众反应。于是，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局限性渐渐被宣传管理部门和电影创作者所重视，人们开始更自觉地探索将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市场相结合的新创作模式，从主旋律电影伦理化、类型化到新主流电影的出现，主旋律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一道独特风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主旋律电影，主动改变创作语态，借助商业元素，注入现实参照，艺术创新有了突破；以《战狼》（吴京导演，2015）《战狼2》《湄公河行动》（林超贤导演，2016）《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攀登者》（李仁港导演，2019）等为代表的所谓新主流电影，则新在既不同于教化功能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其核心特点是主流价值+主流市场的大众电影 [6] 。虽然这些影片仍然还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比如人物形象大多比较单薄，缺乏人性深度和厚度，动作和场面的宏大性、紧张性冲淡了情节细节的严谨性、严密性，题材的真实性与类型选择的假定性之间没有完全平衡使得作品的艺术完整度不够，在爱国主义主题与人道主义价值的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应该说，新主流电影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性、主流电影类型、主流电影市场的统一，在英雄塑造、情节剧叙事、工业化水平、商业化运作等方面都跨上了新台阶。
以新主流电影为主体，商业类型片和风格多样的电影作为补充，新世纪电影的基本格局形成了。当然，中国电影对历史、现实、人性的表达深度和强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而这种深度和强度，需要更加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健全的法制化管理体系、更加全方位的时代文明进步。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和艺术高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本身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