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重构之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创作》，是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姊妹篇，与我1998年出版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2015年再版）、2007年出版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又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三部曲”，它们共同成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三十年发展过程完整的备忘录，也成为我对这三十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完整感知、评价、阐释和思考。其文献价值、记录价值与自己作为理论评论者的思想脉络、艺术感知完全同步。现在回过头整理这些内容，自己也会有一种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的历史变迁感。三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中国电影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中国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美学系统、中国电影的创作集体构成、中国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电影的文化取向和类型特征，可以说都在全球化、产业化、互联网化以及中国国情政治文化制度的强化过程中，发生了难以想象和预估的改变。而这些改变的动力、过程、逻辑、效果，都在本书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了解和分析。

如同我的大部分著作一样，本书也并不是为了完成一本专著而形成的专著，它的几乎所有篇章都是在过去二十年的过程中写成的，是我长时间针对同一主题进行的系列研究的集结。因此，它虽然没有那种“时间距离”带来的反省和分析的厚度，却保持了一种与实践同步的“第一时间”的“现场感”。本书几乎所有章节都陆续发表过，大部分都是作为年度创作分析在《当代电影》每年的第2期或第3期发表，然后作为其中的年度创作综述，收入由我担任主编之一的中国电影家协会推出的年度“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大部分都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还有个别章节发表于《文艺研究》和《现代传播》等刊物，也有部分内容刊发在《人民日报》等相关报纸。这次整理成书，除了技术上的修订以外，基本没有对原文进行内容上的修改，尽量保持其写作原生态，这样既能了解当时电影的状况，也能反映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当时的电影和当时的研究本身，都可以成为后来者的研究对象，物与镜像，似乎会为他人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批评空间。

这本“重构之路”与“通变之途”的研究内容，在中国电影的时间跨度上是重合的，但后者主要是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变化，而本书则是集中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创作，主要关注电影文本、电影创作者、电影类型、电影现象、电影观念、电影思潮，更接近于电影艺术发展史。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把电影理解为一种工业化、大众化的艺术形态，所以在认识方法和评价标准上，通常会考虑到几个维度的评价：电影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深度，电影的思想价值，电影对现实的反应能力，电影对观众的感染力和传播力，电影的独特性和风格化，电影的创新性和带动性。简单归纳，也可以说是与电影的创作水平、制作水平都息息相关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力和引领性。虽然每部电影并非在这四个方面都能达到平衡，但优秀的电影至少会在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方面达到平庸作品所难以达到的高度。所以，我虽然推崇那些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作品，但我也认可那些能够带给观众身心娱乐的通俗电影。我始终认为，真正的经典电影一定是“雅俗共赏”的，每个观众心中的崇高和善良都可能被这种雅俗共赏的优秀电影所唤醒。虽然电影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和行为，但是在那一瞬间，它是可以点亮心灵的。

相比我已经出版的《百年中国电影史：1900—2000）》（尹鸿、凌燕，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尹鸿、凌燕，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来说，我从《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到现在这本著作，对这三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分析、阐释，可能更加有血有肉、更加感同身受。毕竟自己也是这三十年中国电影的“当事人”，不仅在同样的时空场域中观看了这些“当时”的影片，而且还参与了电影促进法的多次讨论，参与了不计其数的电影座谈会、讨论会、策划会、评审会，担任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等各种奖项的评委，主持过包括国家电影局主办的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以及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海南国际电影节的众多论坛，在电影频道主持过与众多电影一线创作者对话的“鸿论”特别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笔者也是这三十年中国电影的亲历者，有意无意地做到了一种参与式观察。这应该会为本书带来一定的“现场感”，为后来的读者带来一定的“历史感”。

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过直接、间接帮助支持的人。其中，有许多一线的电影创作者、电影管理者，还有报刊编辑记者、学者、学生，特别是长期合作的梁君健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我共同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一个大文本中互文本关联，并共同获得学术研究的冲动和灵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的同步性、在场性，本书的缺点大概也在于它“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有限性。所以，我们以一种“存在”，显示其意义；价值，留给读者去评说。

尹鸿
2021年1月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