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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造了中国国产电影前无古人的票房纪录那一天起，中国式“大片”，如《十面埋伏》《无极》《七剑》（徐克导演，2005）《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在媒体的热炒中，在喧嚣的票房中，在无边的谩骂中，在失望与期望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角。一方面，这些中国式大片在国内外屡创票房佳绩，另一方面则受到国内舆论的普遍质疑。正是这种影响力与满意度的错位，使中国式大片遭遇了空前的市场和美学危机。直到这一年的岁末，人们在怀疑和期待中才见到了2007年仅有的两部大制作国产电影：陈可辛的《投名状》和冯小刚的《集结号》。影片上映，一改先前大片引起的喧哗，得到了几乎普遍的认可甚至称赞，媒介甚至用中国电影吹响“集结号”来形容这两部电影带来的兴奋和震动。
早先的中国大片模式都可以被看作开放的拼盘式电影——古装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宏大场面、奇观景致、东方特色，加上以章子怡、巩俐以及香港明星为代表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众多一线明星，特别是国际明星的演员组合，共同构成典型性的商业配方电影。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观众来说，可能还是更容易、更愿意接受传统的情节剧样式的封闭性叙事，人们似乎还不愿意接受太强的假定性和多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电影的主流叙事仍然将回到传统的甚至是单线索的常规叙事方式中。2007年的两部大片则不失时机地重新回到了最安全、最容易被多数国人所接受的经典情节剧叙述方式：依靠核心人物，编织线性的戏剧故事，采用写实和煽情的电影美术和音乐修辞，流畅地缝合镜头和剪辑体系，让观众尽可能被封闭到故事的情节中去，让虚构形象成为观众认同的逼真人物。
尽管《投名状》中三个男人的关系以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并没有在影片中被充分展开，以至于观众很难被最后男女四人的相互残杀所震动；尽管影片中的江南城乡被悄悄地置换成了北方荒漠冷酷的原野；尽管影片整体的压抑风格缺少一些释放和宣泄的段落；尽管影片充满了杀戮和残忍，似乎缺少一些生命的浪漫和亮色；尽管金城武和徐静蕾的表演和角色多少还有一些与全片整体“写实感”的不协调；但是，人物、情节、战争场面的流畅推进，特别是场景的一致性、写实性以及故事节奏的紧凑感，仍然使大多数观众被故事推动，被场景所感动。影片把武戏文戏化，把场面细节化，把人物情感化，应该说，的确解决了以往大片那种形式唯美化、奇观极致化、人物符号化的弊端。欲望与信义、情感与功利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某种艺术表达的力量。意义在这个传统的封闭的情节剧故事中被观众顺利接受了。
如果说《投名状》的题材、类型和演员配置，仍然还保留着前一阶段大片的某些遗风的话，那么冯小刚的《集结号》则是从题材选择到类型选择，从商业配置到观众诉求，都是一次完全不同的冒险。这是一部从个人角度描写战争的影片，通过战争反省历史与刻画人性。尽管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也由于特殊的商业环境，使这部影片相对于《太极旗飘扬》（姜帝圭导演，2004）这样的影片来说，少了些历史反省的深度，但其对戏剧性故事的成熟把握，对战争过程和场面的展示，对人物状态和心理的刻画，以及细节的细腻和视听表达的丰富，都达到了中国战争影片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最后一场追认那些曾经无名的牺牲烈士的“准团圆”场面，虽然因为煽情而主流，但仍然表现得层次分明、不落俗套，许多人甚至是被这一场面感动得含着眼泪走出影院的。实际上，这是一部最具典型意义的“主流电影”。与《投名状》相比，似乎题材敏感的《集结号》在人性刻画的深度和历史批判的力度上显然更弱，却在主旋律价值观与公众价值观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性的平衡，在个体人性与共同价值之间找到了一种交叉，而其制作和创作所达到的统一程度，都可以使之成为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样板。应该说，这部影片不仅故事紧凑、叙述严密、细节饱满，而且既不像主旋律电影那样概念化地传达先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意识，也不像一般商业电影那样过度展示情色、暴力、叛逆，而是一方面表达了信念、坚守、忠诚等普适性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渺小、无助和绝望，最终完成了从绝望到获得正名的正剧转换，缝合了主流价值。个体命运与历史的整体进程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疏离，是主流价值被人们接受的前提；而通过磨难和曲折，最终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的重合，正是主流电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策略。这种“正剧”结局虽然冲淡了影片的历史批判性，却换来了电影的主流地位。因而这部影片不仅可能赢得普通青年电影观众的认可，而且也被大批中老年观众所接受，这正是“主流电影”的大众覆盖特征的充分呈现。
影片上映后，有一些评论认为，冯小刚《集结号》中的生命悲剧不够彻底，在价值观上似乎有许多的妥协，离真正的“大师”仍有一步之遥。其实，一方面目前我们真实的电影环境实际上还缺乏出现大师的那种宽容和丰厚的文化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如何打造能够传达普适性的正面价值、同时又能被大众所接受的主流电影，也许是更急迫更现实的文化使命。大师往往是超越时代的，而冯小刚的意义可能不在这种超越，而在于他常常走在“当下”中国电影的前列，如同当年他从《甲方乙方》（1997）开始带动了中国的贺岁片一样，他也用《集结号》提供了一部主流电影的样板，将再次成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引领者。
实际上，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道路造成了社会结构在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金字塔状，由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带来了多代人同时“在场”的价值观、审美观和娱乐观的差异，都决定了完全青年化、娱乐化的商业类型片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电影，也决定了完全教化性、正统化的主旋律电影很难成为中国的主流电影。中国主流电影必须在电影美学上完成传统的情节剧叙事与现代的奇观化叙事的结合，完成主流的普世性共享价值与差异性的人性、个性尊重之间的统一，构成一种传统与现代、主流与差异的复调旋律，才能真正创造中国的主流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