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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传奇从兴起到最终定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始终上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另外也同时接受着时代文化的影响，反映着作者自我的主体精神，也即作者以何种视角观察反映他所处的时代。每一部明清传奇作品都有一个统照一切的中心，也就是传奇的主题，作者根据他们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受与认识，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作品主题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这种选择早在戏曲产生之时便已经确立，司马迁《史记》中辟出专章《滑稽列传》为倡优立传，他认为倡优之戏与孔子的“六艺”有同等地位：“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认为优戏的作用在于化解纷乱，统一思想，使天下归治，这与六艺具有同样的效力。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中把戏剧活动与道德教育联系起来，他强调戏剧对于培养人的仁义礼智信的重要作用。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则认为乐“上可以吁天降神，下可以移风变俗”，对于戏剧的教化作用十分看重。而元代许多剧论家们的视角明显集中在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之上，他们的观点多在讨论戏曲题材的分类的时候表达出来。元代的燕南芝庵《唱论》中开始讨论戏曲分类，夏庭芝复又提及，如“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仗、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夫，兄弟如：田真泣树、赵让礼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 [1] 。强调了戏剧题材的宗旨为“厚人伦，美风化”。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将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批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2] 后来吕天成等人也对传奇题材作出分类，他说：括其门数，大约有六：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风情，一曰豪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 [3] 这些不同的题材分类体现出无论是杂剧还是传奇，作者们都把作品中不同的故事生发出不同的主题来进行叙述，从而实现他们表现自身的主体情感、主体精神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艺术手段和途径将传奇文本的主题与家国社稷及个人的人生相互融合，同时阐释个人的经验与情怀。直到后来王骥德、李渔等提出“大头脑”“主脑”的理论，应该是传奇创作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当然，在创作实践中，明清传奇的作者们更多的只是“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 [4] 而已，“制曲者，文人自填词曲，以陶写性情也”， [5] “情”作为一种人之本性的“情”进入传奇的脚步还是相当缓慢。他们的创作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挣脱传统的束缚，作为戏曲本身最需要的叙事因子的发展未免受到了一些妨碍，文本的审美选择与以叙事而娱人的标准之间的距离还是十分遥远。因此，明清传奇所体现出的题材主题类型基本上对于教化、历史兴亡还是多有倾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着重反映情理冲突、平民关怀等叙事主题的作品则逐渐增多。这反映出传奇作家们在与封建传统和艺术思维既妥协又斗争的过程中，所创作的作品也不断地实现向故事化、情节化方向的良性发展，他们所选择的主题当然不会只是一碗随物赋形的水，总要能够反映作者的社会思考。由于主题的不同，戏曲表现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还是能从传奇文本中读出叙事动机与主题选择的视角不同，以及对传奇的情节结构、情节类型、人物塑造、时空安排等叙事手法所造成的种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