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由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属性使然，气候变化经济学只能是交叉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人文社会科学又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英国学者迈克尔·戈拉博（Michael Grubb）出版的《星球经济学》，实际上就界定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框架，确认地球的自然边界、生态安全、社会发展、效率配置，具有交叉性、复合性、综合性。如何在经济学领域加以定位呢？更准确地讲，应该称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属性非常突出的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分析研究。西方经济学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发展的，工业文明的范式特征明确，对气候变化问题难以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学的全部体系都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下的经济学认知，功利主义的导向和标准，国家利益优先、当代人优先。当前有关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从属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经济学范式上需要变更，基于工业文明理念的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根本上讲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按照工业文明的经济学范式，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将来是无解的。在工业文明范式下，国家利益优先、利润最大化，共赢与和谐不符合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利益冲突是根本存在的，是不可和解的。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强势地位还在不断延续，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还会不断提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富人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穷人需要提升自身发展潜力。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发达国家的需求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潜在需求巨大。从需求增量上看，未来谁需要更多的碳排放空间？需求增加，一是生活质量的提升，二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发达国家生活质量需求已经接近饱和乃至于超饱和，人口数量已经抵达甚至越过峰值。而且随着技术进步，需求还会不断下降。而欠发达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普遍偏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例如非洲刚果，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署的数据，刚果占世界人口的比例，1950年只有全世界人口的0.48%，到2015年已经到了1.05%，占比增加超过了1倍，按中等生育率人口预测数据，到2100年占比甚至高达3.5%。从绝对数量上看，1950年只有1200万，2100年达到3.9亿（中等生育率），150年人口净增加超过30倍。即使人均排放不增加，总排放需求也要增加30多倍。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多数因循发达国家的老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采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常规道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从20世纪70年代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25%，到目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期占世界比重从7%到目前的近30%。如果印度按照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印度是什么样的碳排放需求呢？截至2020年，印度人口13.8亿，在21世纪中叶可望超过17亿人。如果碳公平，是人均占有，是当代人的公平？还是未来人的公平？在这样的范式下，印度生活质量提升碳排放按目前的格局至少需要增加4倍，人口数量还要增长1/3。按照工业文明的经济学范式，应该说是无解的，没有范式上的转型，没有内在的认知上的变化，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下降困难，发展中国家需求上升幅度巨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排放少，是气候变化的受损者；但碳排放作为一个发展问题、外部性问题，风险是全球性，全人类的。所以，必须在发展范式上有新的、全面的、根本上的转型。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多学科交叉融合，属于转型经济学研究。价值基础、发展目标、制度规范、消费选择必须是低碳的与气候友好的，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维系和提升气候生产力的理论以及相应的制度、机制和体系。如果要就气候变化经济学转型发展方向进行界定，无疑需要这样一种定位。

气候变化经济学科建设应该涵盖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研究；二是全球治理规范经济学研究；三是气候风险理论选择的学理性研究。作为一个现实和应用经济学问题，还必须要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分析。

从学理上讲，气候是具有生产力的。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气候就是生产力。怎样使气候生产力能够得以维系、得以提升、得以改进？这是气候变化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理论问题。气候要素具有交叉性、关联性特征，不是现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福利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单一目标函数所能精准描绘的。如果经济形态要成为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气候经济，则要求相应的生产、分配、消费，应该有相应的体系模式。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从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开展规范经济学分析。在制度规范方面，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包括《巴黎协定》、减排责任分担、气候资金、气候工程等议题。

关于气候风险研究，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理论命题，是长期抉择，而不是工业文明范式下短期利益下的理论预期。考虑到温升影响，脆弱性分析与评估、适应能力、潜力与极限约束均涉及系统性风险。

关于气候变化方法论的研究，全球盘查，碳预算管理问题，情景分析，低碳评估与规划等，均需要方法论创新。碳金融也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但在操作层面，主要还是一个政策和方法研究。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方面，碳市场政策内容比较多，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可再生能源政策等。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气候变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理论架构工作才刚刚起步。建立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创新与探索，体现中国特色、兼容西学、建立一个真正能够指导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经济决策的学科体系。

延伸阅读

1.潘家华：《气候变化经济学》（全二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气象出版社2003年版。

3.[美]戴维·古德斯坦、[美]迈克尔·英特里利盖托：《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从自然科学与经济学视角》，王海林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澳大利亚]郜若素：《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张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练习题

1.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自然要素分析有哪些内容？

2.气候容量的内涵包括哪些因素？

3.气候容量的测度指标以及容量提升或稳定的政策途径包括哪些？

4.气候生产力可以分为哪些类型，其要素内涵有何区别？

5.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要考虑哪些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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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184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系统批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提出财富的生产力数倍于财富的生产力理论。

[2] 卫兴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人民日报》2017年4月10日第7版。

[3] Abramovitz M.，“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6，No.2，1956，pp.5-23.

[4] 潘家华、郑艳、王建武、谢欣露：《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24期。

[5] William E.Rees，“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Environment and Urbanazation ，Vol.4，No.2，1992，pp.121-130.

[6] 高志强：《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区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循环的影响》，《中国科学》2004年第10期。

[7] 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地理学报》1990年第2期。

[8] 阿罗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不同于其他环境问题，是一种全球公共损失，主要因为温室气体留存时间特别长、影响持久，温室气体产生的外部性是全球性的、影响范围更大。

[9] 全球碳排放空间存在最大容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一定阈值使得这类公共物品出现一定的“拥挤性”，碳排放空间表现为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准公共物品。 DZXSnoylcd4VufpxcSLleVQIXCJREigDbhjAh+ujejdPFuo9/QfEvBFZfYhJkQ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