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会发生相应变化,如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上升,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这些变化是经济转型的“量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应地提高,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经济发展会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或者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经济转型的“质变”。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认为,虽然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一般情况下,按购买力平价计,当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时,人均国民收入才可能会达到10000美元;当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时,人均国民收入才可能会达到25000美元。 [1] 根据世界银行关于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关系的看法,如图1—3所示,到2018年,当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时,人均国民收入才可能会达到12500美元;当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时,人均国民收入才可能会达到35000美元。
图1—3 2018年世界各经济体城市化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散点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根据2018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银行于2019年7月更新了2019—2020年按收入水平划分四类经济体(国家/地区)的标准,即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25美元为低收入经济体,介于1026—3995美元为中低收入经济体,介于3996—12375美元为中高收入经济体,高于12375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截至2019年7月,全球有80个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包括38个规模较大的高收入国家,2018年这38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79%,平均国民总收入(GNI)为37891美元,平均GDP为39521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80.6%,略高于38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但拉美地区的人均GNI和人均GDP分别为8696美元和9073美元,二者均远低于38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换言之,虽然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高收入经济体,但大部分拉美国家仍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根据2018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33个拉美国家中,8个国家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即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智利、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20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即阿根廷、伯利兹、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委内瑞拉。4个国家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即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1个国家属于低收入经济体,即海地。拉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乌拉圭、阿根廷等个别拉美国家的人均GDP于20世纪初叶就接近或超过欧洲国家的水平,如表1—4所示,1913年乌拉圭人均GDP约为3309国际元(1990年),接近欧洲12国的平均水平(3688国际元);阿根廷约为3797国际元,超过欧洲12国的平均水平。1913—1950年拉美8国的人均GDP与欧洲12国人均GDP之比由53%提高至73%,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有较大幅度的缩小,其中委内瑞拉1950年的人均GDP约为7462国际元,远超欧洲12国的平均水平(5013国际元)。1980—2018年拉美8国与欧洲12国的人均GDP差距持续扩大, 1980年前者与后者之比降至42%, 2018年进一步降至35%。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8年,有10个拉美国家先后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分别为巴哈马(1987年)、安提瓜和巴布达(2002年)、巴巴多斯(200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6年)、圣基茨和尼维斯(2011年)、乌拉圭(2012年)、智利(2012年)、阿根廷(2014年)、委内瑞拉(2014年)、巴拿马(2017年)。委内瑞拉于2015年再次重返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阿根廷于2015年跌回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7年重返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8年再次跌回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滞留在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水平。自19世纪初叶获得独立算起,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大部分拉美国家经过了近200年的发展,自1950年算起,这些拉美国家经过了近70年的发展,但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表1—4 拉美8国与欧洲12国人均GDP比较
注:[1]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
资料来源:(1)1913年、1950年:[英]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189、274、275、277、286页;(2)1980年、2018年: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无论是“过度城市化”,还是“中等收入陷阱”,都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如图1—4所示,1950—2019年20个拉美国家年均GDP增长率为3.1%。1950—1980年为高增长阶段,拉美20国年均GDP增长率为5.8%; 1981—2002年为低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2%; 2003—2013年为中速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为4.0%; 2014—2019年为衰退和停滞阶段,年均 GDP 增长率仅为0.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或估算数据,1981—2018年拉美20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3%,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1.8%的年均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出现“过度城市化”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重要经济原因。
图1—4 1950—2019年20个拉美国家GDP增长率5年均值曲线
注:拉美20国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乌拉圭、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计算。
1950—1980年是拉美地区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时期,在此期间, 1950—1960年工业对拉美地区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44.2%, 1960—1970年为32.2%, 1970—1980年为37.6%(见表1—5)。工业化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制造业增加值每增加1%, GDP增加1.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城市化率约上升2.5%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现象。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计算,1990—2018年拉美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7%,明显低于同期拉美地区 GDP 的年均增长率(2.7%)。与此同时,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失去了经济增长引擎功能。1980—1990年制造业对拉美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5%, 1990—2010年略恢复至10%—15%,但2010—2018年仅为1.4%。
表1—5 1950—2018年农业、工业、服务业对拉美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计算。
产业升级相对缓慢是拉美地区工业进程出现停滞的重要表现。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3个拉美国家与东亚的韩国为例,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2018年拉美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约为496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的出口额约为3626亿美元,即墨西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拉美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的73%左右。2018年制造业占墨西哥 GDP 的17.2%,在拉美地区属于较高水平。食品、饮料和烟草,交通运输设备,化工及石油化工,冶金及金属制品,计算机及其配件是墨西哥前5大制造业产业,2018年这5大产业合计约占墨西哥制造业增加值的76.4%。 2019年制造业占巴西GDP的9.2%,食品和饮料、化工、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金属制品是巴西前5大制造业,这5大产业占巴西制造业总产值的56.8%。 2018年制造业占阿根廷GDP的12.7%,食品和饮料、化工、金属制品、石油化工、交通运输设备是阿根廷前5大制造业产业,这5大产业合计占阿根廷制造业总产值的67.5%。
20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曾经实施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20世纪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逐次实现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连续产业升级,20世纪80—90年代制造业对韩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 2000—2010年为38%, 2010年技术密集型产业占韩国制造业增加值的52%,资本密集型产业占35%,劳动密集型产业占13%。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如1960—1980年钢铁产量由2621万吨增至13765万吨,汽油产量由1624万吨增至4586万吨,等等。 [3] 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断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拉美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未能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机遇来进行产业升级。2016—2018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巴西、阿根廷、墨西哥3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2.5%、49.0%、29.0%,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别为38.6%、34.3%、34.7%,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别为18.9%、16.4%、36.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制造业虽然升级缓慢,但还是有一些发展,出现了三种专业化模式。第一种是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出口加工业,即“客户工业”。墨西哥的客户工业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加速发展。截至2020年2月,墨西哥有5154家客户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约为268.4万人。虽然墨西哥全境向客户工业开放,但绝大部分客户工业集中在墨西哥北部的墨美边境附近和中部地区。墨美边境地带有2819家客户工业企业,约占客户工业企业总数的55%。下加利福尼亚州的蒂华纳市有918家客户工业企业,该市紧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哥市。汽车、电子、家电、纺织是客户工业企业较多的4大产业,美国是客户工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1000亿美元左右。 第二种是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加工业,如农牧产品加工、矿产品加工等,其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1990—2017年巴西的食品加工企业由约5530家增至约2.4万家,就业人数由55.9万人增至169.5万人 [4] ,这些加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巴西内陆地区农牧业和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三种是以巴西马瑙斯(Manaus)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内向型加工制造专业化。巴西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则发展了面向国内和地区区域市场的加工制造业,该自由贸易区设立于1957年,截至2019年12月自由贸易区内有406家制造业企业,雇用工人约8.9万人,制造业总产值约1046亿巴西雷亚尔,主要有家用电器(26.3%)、计算机(22.6%)、摩托车(14.5%)、化工产品(9.0%)、金属制品(7.7%)、塑料制品(6.5%)、机械设备(6.3%)等产业。自由贸易区95.3%的产品在巴西国内销售,4.7%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5] 1960年马瑙斯市仅有15万人,2020年增至226万人。 [6]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家庭消费一直是拉动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如表1—6所示,家庭消费对拉美20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0—1960年为71.2%, 1960—1970年为66.3%, 1970—1980年为72.5%, 1980—1990年为75.9%, 1990—2000年为65.3%, 2000—2010年为65.9%, 2010—2018年为82.2%。
表1—6 1950—2018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拉美20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注:(1)投资为固定资产投资;(2)净出口为商品和服务净出口;(3)拉美20国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乌拉圭、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计算。
消费分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两部分,其中以家庭消费为主。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家庭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地区,因此,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家庭消费增加。从1980—2010年102个经济体城市化率与人均家庭消费的情况看,当城市化率由65%提高至85%时,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由3000美元增至14000美元,增长幅度高达366%。由此可见,城市化率与家庭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互动。其间,拉美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家庭消费支出便增长12%。1980—2010年拉美地区的人均家庭消费由2800美元增至3900美元,增长了39%;城市化率由64%提高至79%,提高了15%,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家庭消费仅增长2.6%。 这表明,拉美地区的家庭消费水平虽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长,但家庭消费潜力却受到抑制。拉美地区城市家庭的消费抑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意味着劳动收入越多,家庭消费能力越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的劳动收入占各自 GDP 的比重均在50%以上,2015—2017年美国的这一比重约为53%,日本约为50%。1990—2010年巴西的这一比重在37%—45%波动,2015—2016年为45%左右。墨西哥的这一比重更低且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36%降至2010年的28%, 2015—2017年约为27%。 [7] 第二,在许多拉美国家,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的衣、食、住、行四项基本消费。例如,2000—2009年巴西的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9%,四项基本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68%;1993—2011年墨西哥的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37%,四项基本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53%; 2005—2011年哥伦比亚的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四项基本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67%。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也是非农业经济活动向城市聚集的过程。随着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拉美地区出现了四个经济部门,即农村经济部门、外资经济部门、正规经济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本节简要介绍农村经济部门、外资经济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
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采集业、狩猎业)和矿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1950—1970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占拉美20国GDP的比重由23.2%降至16.3%,在此期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3.9%,低于拉美20国GDP年均增长率(5.7%)。1990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占拉美20国GDP的比重约为14.7%, 1970—1990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约为2.9%,低于拉美20国GDP年均增长率(4.0%)。2019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占拉美地区GDP的比重为9.7%, 1990—2019年农业和矿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0%,仍然低于同期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2.5%)。
1961—2018年农业和矿业发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农业用地面积扩大。1961—2018年拉美地区农业用地面积由56787万公顷增至71257万公顷,扩大了25.5%;其中,可耕地面积由8844万公顷增至15482万公顷,扩大了75.1%;草场和牧场面积由46363万公顷增至53371万公顷,扩大了15.1%。 第二,农牧产品产量增加。1961—2018年稻米产量由541万吨增至1921万吨,增长了2.5倍;小麦由953万吨增至3007万吨,增长了2.2倍;玉米由2418万吨增至17169万吨,增长了6.1倍;大豆由32万吨增至17154万吨,增长了539.3倍;牛肉由540万吨增至1888万吨,增长了2.5倍,等等。 第三,以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是拉美地区的主要出口商品。1962—2019年,除墨西哥外,其他拉美国家(地区)的初级产品出口额由67亿美元增至3329亿美元,初级产品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95.7%降至73.8%。2019年初级产品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80%的国家有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巴拉圭、智利、伯利兹、阿根廷等,这一比重介于60%—80%的国家有哥伦比亚、乌拉圭、古巴、洪都拉斯、圭亚那、巴西、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国家。
对于农村人口,尤其是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拉美地区的农村经济部门有“三大排斥”。
土地分配严重不公,如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家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77、0.85、0.86、0.79、0.71。 [8] 墨西哥、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巴西等国家分别进行过程度不同、规模不等的土地分配,如墨西哥1917—1992年向农民分配了1亿多公顷土地,但是土地分配的速度赶不上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当墨西哥政府于1992年停止分配土地时,农村地区仍有近500万人没有土地。其他国家的土地分配仅能满足农村地区少部分家庭的土地需求。巴西的私人土地约占土地面积的73%,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2017年农业普查数据,巴西约有88万户农户没有土地,约占农户总数(494万户)的17.8%;拥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约有198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40.1%;拥有10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型农户有2195户,仅占农户总数的0.04%。
农村地区部分无地和少地劳动力作为农业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地区的农牧业、矿业等生产领域寻找就业机会,机械化对这部分农业劳动力有较强的替代作用。以农业种植业的机械化为例,1961—2003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三国的收割机、脱粒机、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保有量由31万台增至157万台,增长幅度为406.4%;在此期间,三国农村人口由6379万人减少至6212万人。1961—2003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三国农业机械每增加1台,农村人口便减少2人。 [9] 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村经济部门的生产力,同时也替代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将其从农村经济部门排斥/解放出来。
拉美地区约有1850多万户农户,其中60%左右是小农户(拥有少于10公顷的土地),拥有30%左右的土地;30%左右是中型农户(拥有10—100公顷的土地),拥有30%的土地;10%左右是大型农户(100公顷以上土地),却拥有全地区40%的土地。 [10] 拉美地区农牧业的外向化程度较高,1991—2016年拉美地区农牧产品出口值由321亿美元增至1914亿美元 ,在此期间,如图1—5所示,农牧产品出口值占农牧业产值的比重由30%左右提高至56%左右。大中型农户和农业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小农户则在投资、贷款以及产品销售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参与市场竞争,不少小农户选择离开农村经济部门。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如表1—7所示,1980—2018年流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由62亿美元增至2502亿美元,占拉美地区GDP的比重由0.8%升至4.6%, FDI占拉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3.2%升至24.4%;在此期间,拉美地区的FDI存量由412亿美元增至34291亿美元,占拉美地区GDP的比重由5.3%升至62.8%。2018年拉美地区40.4%的FDI存量(12790亿美元)分布在加勒比地区,其中英属维尔京群岛的FDI存量(7454亿美元)居拉美地区首位,英属开曼群岛(5255亿美元)居第3位,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的FDI存量合计(12709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FDI存量的37.1%。南美地区的FDI存量约为14086亿美元,占拉美地区的41.1%。巴西的FDI存量约为6842亿美元,居拉美地区第2位,智利(2693亿美元)居拉美地区第5位,哥伦比亚(1888亿美元)居第6位,秘鲁(1044亿美元)居第7位,阿根廷(728亿美元)居第8位。中美地区的FDI存量约为6332亿美元,占拉美地区的18.5%。墨西哥的FDI存量约为4858亿美元,居拉美地区第4位,巴拿马(547亿美元)居第9位,哥斯达黎加(393亿美元)居第10位。
图1—5 1991—2016年拉美地区农牧产品出口值占农牧业产值比重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FAO统计数据计算。
表1—7 1980—2018年拉美地区的FDI流量和存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STAT)。
拉美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从就业角度关注非正规经济问题。1989年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提出了一个定义,即:一切不受法律、法规管辖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企业的,还是个人的,均属非正规经济活动。 [11] 不登记注册、不签劳动合同、不照章纳税是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三个明显特征,具备其中任何两个,就属于非正规经济。埃尔南多·德·索托等学者认为,依法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较高、税负较重是导致非正规经济的重要原因。
拉美经委会将小微企业、家政服务、自主就业定义为非正规就业。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9年拉美地区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约为48.5%。 如图1—6所示,委内瑞拉、巴拉圭、多米尼加、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率超过50%,如玻利维亚高达64%。智利、乌拉圭、巴拿马、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率介于28%—50%,如智利(2017年)的非正规就业率为28%,在拉美地区属于较低水平。
图1—6 2019年17个拉美国家的城市非正规就业比重
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为2014年数据,智利为2017年数据。
资料来源:CEPAL,“Ocupados urbanos en sectores de baja productividad(sector informal)del mercado del trabajo, por sexo, 2019”, https://statistics.cepal.org/yearbook/2020/electronica.html?statistic=1&lang=es, 2021年10月20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nationa Labor Organization,缩写为“ILO”)的统计,阿根廷(2020年)的非正规就业率为46.4%,玻利维亚(2019年)为84.9%,巴西(2020年)为47.1%,智利(2020年)为25.3%,哥伦比亚(2019年)为62.1%,哥斯达黎加(2020年)为36.6%,多米尼加(2020年)为54.5%,厄瓜多尔(2019年)为63.5%,萨尔瓦多(2020年)为68.5%,危地马拉(2019年)为79.0%,圭亚那(2018年)为58.1%,海地(2012年)为91.5%,洪都拉斯(2017年)为82.6%,墨西哥(2020年)为55.7%,尼加拉瓜(2012年)为81.8%,巴拿马(2020年)为56.1%,巴拉圭(2019年)为68.9%,秘鲁(2020年)为68.0%,乌拉圭(2020年)为21.4%。
[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the World Bank Group,Washington DC,2009,p.60.
[2] CEPAL, Anuario Estat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1985。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3] 1960年数据,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1980 ; 1980年数据,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1985 .
[4] IBGE, Pesquisa Industrial-Empresa, 1997,2017.
[5] Superintendência da Zona Franca de Manaus(SUFRAMA), Indicadores de Desempenho do Polo Industrial de Manaus 2014-2019, Março 2020, pp.7, 28, 98.
[6]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8 Revision — Pop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300, 000 Inhabitants or More in 2018, by Country, 1950-2035(thousands).
[7]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National Accounts Official Country Data, http://data.un.org/Explorer.aspx, 2019年12月。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Table A2,2007, Washington DC.
[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STAT”统计数据计算。Y = -1.9897X +6920.5, R 2 =0.1302, Y为农村人口(万人), X为农业机械(万台)。
[10] Octavio Sotomayor, Adrián Rodríguez, Mônica Rodrigues, Competitividad, sostenibilidad e inclusión social en la agricultura:Nuevas direcciones en el diseño de política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Santiago de Chile,diciembre de 2011,p.47.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11] 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