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中央高层基本延续战争后期的对华政策。斯大林是从战后整个世界格局、苏美关系和维护苏联利益的大前提下构想对华政策的。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大连、旅顺口、长春铁路等协定。苏联在战争后期同盟国达成的雅尔塔体制在远东地区逐步落实。“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享有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 [1] 苏联中央高层对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配置比较满意,得到了过去享有的一切,并且可以通过远东问题同美国在欧洲进行利益交换和讨价还价。蒋介石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感到满意,认为这实际上是苏联政府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促进中国军队的统一,而这对中共极为不利。美国方面也同意这种观点,“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 [2]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苏联中央高层对中国的国内局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和了解,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的位置不清楚,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共的实力。斯大林认为,中共势力不会有大的作为,统一中国的只能是蒋介石。斯大林的这些话在战争结束前夕向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过。
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当着莫洛托夫的面向斯大林叙述了莫洛托夫1944年的一段话:“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的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对于新疆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事件极其关心,而且坚持中国政府须制止对苏联人民的歧视。”莫洛托夫同意赫尔利的分析。 [3] 这样,苏联将同蒋介石发展关系放到重要位置上,苏联对华政策也是从这个基点切入的。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反对中共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反对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在斯大林看来,中共也无法通过武装手段赢得胜利。1956年毛泽东总结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4]
苏联中央高层另一个考虑就是担心中共动作太大会引起美国的疑虑,会使美国指责苏联暗中支持中共,从而影响到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斯大林还担心美国会借此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斯大林的态度明显地表现在敦促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和谈建议上。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拒绝这个建议,曾两次给中国共产党、给毛泽东发电,希望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赴重庆谈判。斯大林电报的基本意思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应以和平为本,不要主动挑起内战,要使中国走上一个和平的建设道路。随后,斯大林主动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共同讨论中国形势。斯大林还对中国代表说:“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们应当找到某种同蒋介石妥协相处的安排。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 [5] 中国共产党确实也主张和平建设中国,但准备打内战的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政府。在当时关键时期,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就等于阉割自己的力量,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的拒绝。中共中央认真听取了斯大林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重庆回答苏联驻中国大使A.彼得罗夫关于“怎么看待蒋介石及其政策”的问题时表示:“蒋介石现在没有深刻的思想政治目的,或正如我们所说的,没有带动其余环节的中心环节。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是走独裁的路还是走民主的路。在对外政策上蒋介石不知道朝向谁:是朝向美国或是苏联。由于苏联的国际影响他不敢完全依靠美国,而依靠苏联他又担心。他对待中共的态度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中共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威望,新疆的形势和苏军驻在东北。”毛泽东是在很小的苏联外交人员圈子里说这些话的。
1945年12月,在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上,针对美国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试探,莫洛托夫外长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我们遵循着这项政策。” [6]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就不干涉中国内政及从中国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提出备忘录。该备忘录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苏联政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二是外国军队干涉中国内政效果不好,正在导致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使中国的局势复杂化;三是建议苏美达成谅解,同时从中国撤走自己的军队,这个行动不迟于1946年1月中旬完成;四是中国内部问题,应该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中国人民自己及其政府来决定。 [7] 苏联的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原则性很强,体现了大国的风范。但是,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于是,斯大林和苏联中央高层又进行让步,大国风范形象受到损害。12月2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斯大林询问美国为什么不希望把它的军队调离中国华北?最后,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国希望留下它的军队,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它们只是希望告知一下这个情况。”斯大林转变了态度,同意美国可以作为调停人在华活动。斯大林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8] 由于斯大林在这次外长会议上的让步和后退,实际上就等于苏联默认了美国在华有解决问题的权利和美国对华政策。但斯大林在同中国方面有关人士谈话时明确表示,美国和日本不能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12月27日,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内战。它们重新确认:它们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信守不渝。”在这次会议上美苏外长还表示,完全一致地希望苏军与美军都在可以实行的最早的时机,从中国撤走军队。 [9]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摸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底细,确认斯大林会履行对华条约,不会有意破坏美国在华政策。如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判断说:“目前他(斯大林)打算履行其对华条约,不会有意地去干什么事情来破坏我们为统一中国所做的努力。” [10]
斯大林是一位大国领袖,他当然不能容忍美国在中国动作太大。1946年6月,正当东北战场硝烟弥漫之时,苏联警告美国,苏联已经做到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个承诺,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在中国实行进攻性的政策,则苏联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方面十分重视这个警告,将其视为苏联第一次表示有可能对中国进行积极干预。马歇尔马上要求蒋介石停止向北追击解放军,并达成了6月停火协定。随后,斯大林指示苏联报刊发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进一步警告美国,明确表示苏联不能对美国对华政策漠然处之。苏联的这些动作促使美国在中国的行动有所收敛。实际上,美国也担心它支持蒋介石太露骨,会引起苏联的大规模行动,同苏联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不能说,这时期斯大林对中共一点支持也没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苏联尽可能地支持中共,如将一些缴获的日军武器交给中共,拒绝蒋介石利用大连等港口运兵进入东北,等等。
从种种情况来看,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放心的。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11] 言外之意,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还回忆说,斯大林在一个核心的政治小圈子里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怀疑由来已久。后来斯大林同毛泽东见面,加大了这种怀疑。赫鲁晓夫回忆说,1949年,斯大林见到毛泽东后问道,当时中共为什么不急于拿下上海?毛泽东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急于拿下上海呢?“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600万居民。”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