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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一直是苏联关注的国家。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更使苏联最高决策层对中国局势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列宁时期苏联最高决策层就与孙中山保持联系；苏联的革命道路对孙中山的影响越来越大。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他在临终时还留下了《致苏联遗书》，他表示：“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他主张与苏联“合力共作”。孙中山的革命气概使斯大林等苏联最高决策层受到鼓舞和感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苏联的大批顾问在中国活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表明苏联积极介入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孙中山去世之后，中国革命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蒋介石逐渐改变了孙中山的政策，加速了反共反苏的步伐，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兵武装包围了苏联顾问办事处及其住所。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但苏联采取了妥协和退让的政策，并继续支持蒋介石。苏联对蒋介石北伐的真实目的缺乏认真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险性估计不够。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中国问题是斯大林多数派与联合反对派（托季联盟）进行争论的重要方面。双方在中国问题上都有精细的政策分析和战略性的理论概括。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其他高级领导人，他多次就中国问题作专题性报告和论述。
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不能不专门提到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这篇分量极重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在演说中首先声明，关于中国问题，他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须的详尽材料，因此斯大林说他不得不只谈几点带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斯大林是根据以下几份材料对中国问题进行概括的，即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斯大林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斯大林认为必须注意这些缺点。斯大林说他的意见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具有以下自己的特点：“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连接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
上述这三个特点就是“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 [1] 斯大林言简意赅，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本质性问题，论述非常深刻，具有战略家的政治气魄。
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斯大林批判上述提纲和意见书存在着一个缺点，那就是忽略了或者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这是极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对帝国主义干涉的理解显然是深刻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干涉绝不限于军事干涉，帝国主义国家在当时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经带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隐蔽的形式。斯大林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在现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在这里斯大林得出两点结论：“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中国革命也正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这一事实。”“因此，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2] 斯大林实际上从世界局势的角度观察中国革命问题。
关于中国的革命军队问题，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由此斯大林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 [3] 斯大林的这番话意义深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影响很大。
关于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斯大林表示：“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〇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权的性质做了界定。
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斯大林批判米夫提出的立即在中国农村建立农民苏维埃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斯大林的结论是：“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现在应该提出的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问题。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规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种枢轴，使农村中的革命在其周围展开”。斯大林还提出：“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条道路，即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 [4] 这是斯大林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得非常具体的论述。
此外，斯大林还强调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中国的青年问题。
斯大林最后的几个结论：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必须将铁路国有化和工厂国有化作为远景，必须把农民问题推向前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斯大林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5]
托季联盟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
在中国问题上托季联盟与斯大林展开了斗争。托季联盟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托洛茨基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局势表示严重忧虑，批判斯大林的右倾错误和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出现的失误。1926年7月，托季联盟主要分子、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政治局解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基本政策。9月他又给中央政治局发去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信函。9月19日，托洛茨基在一份提纲中表示：“联共（布）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策。现在，中国共产党该以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资格去行动，争取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 [6] 但是，斯大林没有注意到托季联盟的这个警告，在中央多数派看来，当时中国北伐战争正在深入，革命形势逐步高涨，这时提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是犯罪。 [7] 斯大林在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说：“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斯大林还说：“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实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8] 随着党内斗争的深入，托季联盟逐渐失去了控制共产国际的实际权力。在1926年年底召开的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不仅如此，就连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也被取消。这样，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就成为共产国际最高领袖。斯大林作为联共（布）总书记对共产国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并进行土地革命，但实际上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因为武汉革命政府的基础就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军官、地主等阶层，怎么让中国共产党具体实现这个矛盾着的政策？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切实可行的意见，也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时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派在对中国政治力量的估计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仍然支持蒋介石，而托季联盟则主张支持武汉革命政府。1927年年初，拉狄克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最终命运将在武汉而不在上海决定。对革命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直接的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民族革命运动内部阶级斗争的结局。蒋介石到处枪杀工农，准备进行最后决战，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去驱逐右派，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目的，必须立即武装工农，在国民革命军中组建工农部，完成土地革命，用满足工人要求来解决社会问题。” [9] 值得注意的是，拉狄克还提出了共产党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谋求独立的思想。托洛茨基在蒋介石占领上海之后马上表示，国民党有可能成为政府党，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及时地撤出国民党。应该说，托季联盟的这些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激烈争论的条件下托季联盟的思想不会受到重视和采纳。不仅如此，为了“团结”蒋介石，1927年3月16日苏共《真理报》发表了《中国革命和国民党》的社论，驳斥关于蒋介石准备发生叛变革命的“喧嚣”。社论还赞扬了不久前发表的《蒋介石宣言》。为迁就蒋介石，共产国际甚至指示上海工人解散工人纠察队，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苏共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突然发动的反革命事变缺乏必要的准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发动了血腥进攻，这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时莫斯科将希望寄托在武汉革命政府方面。
围绕中国问题党内高层斗争趋烈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苏联最高决策层是如何判断中国政治局势呢？联合反对派显然认为机会来了，在他们看来，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到纠正这些错误的时候了。4月15日，季诺维也夫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交一份《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季诺维也夫的提纲里猛烈地批判了中央在中国问题上实行的错误政策和“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观念”。他提出的对策就是在中国必须建立工农劳动会议，即苏维埃。
斯大林也在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应该说，苏联最高决策层非常关注中国局势，做了一系列指示和判断，其中最主要的判断体现在4月21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斯大林的策略就是共产国际应该支持武汉革命政府。斯大林的判断是：“蒋介石的叛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蒋介石的叛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蒋介石的叛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0]
斯大林在这个提纲里回击了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说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斯大林批判季诺维也夫关于立即成立苏维埃的观点，他说：“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斯大林还说，在武汉政府活动区内部建立苏维埃就是：第一，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第二，就是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另一种任务就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第三，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斯大林的结论是：“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斯大林还批判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斯大林的结论是：“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11]
斯大林的这份提纲对联合反对派进行了批判，但是联合反对派并不接受斯大林的批判。托洛茨基于5月7日发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篇文章，他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仅是机会主义的失败，而且是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的失败，他指出，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路线走下去，如果迷信武汉政府则还会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他重复了必须建立工农苏维埃的观点。
随后，斯大林就中国问题几次表明态度，如1927年5月9日答马尔秋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1927年5月13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表示要支持武汉政府，中国共产党要与武汉革命政府合作。斯大林表示，现在的任务“在于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 [12] 斯大林在这里批判了联合反对派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斯大林说：“当然，成立工人苏维埃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困难。但问题不在于成立工人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不这样做，苏维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维埃的讽刺。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维埃，以致后来又把它们断送，变成空架子，这正是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变成以苏维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属品。” [13] 斯大林表示：“我以为反对派现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要求或暗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正是滚到一九〇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的‘独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只有既在国民党党内又在国民党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这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 [14]
1927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当然是双方斗争的战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斗争十分激烈，双方用词尖刻。斯大林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他说托洛茨基想在这次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斯大林说，托洛茨基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对他的侮辱是正常的，托洛茨基赞扬他才是对他的莫大的侮辱。斯大林认为，反对派的言论“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言论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斯大林从三个方面批判托洛茨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论断：第一，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第二，反击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保持与武汉左派国民党的联盟；第三，在中国不能建立工农苏维埃。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当时存在着两条路线，即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15]
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共产国际向中国发来了“五月指示”。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五月指示”秘密给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看了，本来汪精卫就准备投靠蒋介石，他看完这个指示之后感到有了与共产党闹翻的极好借口。于是，他大规模地掀起了反共高潮，中国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纵观斯大林和布哈林多数派与托季联盟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出，托季联盟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提出过一些正确的看法，做出过一些准确的判断。他们批判联共（布）中央最高决策层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妥协和退让的右倾倾向，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观察有独到之处。但应该看到，托季联盟为同中央多数派进行斗争而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不符合实际的政策，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总体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斯大林和布哈林严厉批判托季联盟“极左”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总体把握和分析要胜反对派一筹，但他们在批判反对派的同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可取之处。还要看到，这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估计过低，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一些右倾错误，过多地强调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展开革命，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交给了国民党。斯大林在指导这时期的中国革命问题上还存在公式化、教条主义的错误。周恩来曾经表示：“所谓公式化，是经验主义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 [16] 确实，斯大林犯了“照搬经验”的错误，他一味地认为蒋介石就是革命派，不相信蒋介石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常常从苏联利益和共产国际需要出发指导中国革命，过多地强调中国反帝国主义内容，过分地强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甚至不惜以迁就和退让的办法维持与蒋介石的合作，使中国共产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出现明显的右倾倾向。斯大林等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问题不太了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失误。
[1]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323页。
[2]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3—324页。
[3]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
[4]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331页。
[5]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4页。
[6] 参见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462页。
[7] 参见《真理报》1926年10月21日。
[8]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329页。
[9] 《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第121、122页。
[10]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5—206页。卡维涅克是法国1842年2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镇压过巴黎工人的6月起义。
[1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5—206页。卡维涅克是法国1842年2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镇压过巴黎工人的6月起义，第241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7页。
[14]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页。
[15]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7—282页。
[16]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