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部书是拙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多卷本著作中，苏联最高决策层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一系列决策的相关章节的结集，取名为《同盟、冲突和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演化轨迹》。这部书主要梳理了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华战略和中苏关系的相关决策背景、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再现了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冲突、再到正常化的曲折历史进程。这对理解今天的中俄关系很有必要。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成熟、最稳定的时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大国关系的范式。中俄关系之所以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邻国充分、客观、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使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成为中俄关系现实发展的丰富的历史养料。所以，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充分总结中苏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讨论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能不提。一是列宁在晚年的几部著作中对东方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惊人的预见和判断。在列宁看来，经过帝国主义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之后，东方就会加入世界革命运动之中，被卷入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的漩涡。而东方的卷入会使全世界进入新的阶段，即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非常广阔的未来。这表明，列宁已经预见到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未来趋势。

二是斯大林是如何改变想法，与中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2020年是该条约签署70周年，其战略意义非常大。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撇下国内那么多事情前来莫斯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与苏联签署新条约。斯大林在考虑与新中国是否签署这个条约时也是颇费思量的。苏美关系的演化态势、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与新中国党和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与新中国签署新条约会不会损害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在“远东”所获得的巨大既得战略利益？这些都是斯大林需要考虑的。斯大林在决策中完全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经过通盘考虑，斯大林认为与新中国政府签署新条约不会损害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是会更加牢固地维护苏联国家利益，之后苏联才与新中国签署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条约。从中国最高决策层来看，签署该条约对新中国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极其重要的。新中国对该条约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苏联，因为新中国需要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与别国签署的平等友好条约。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解密了一些档案材料，但还有一些有关中苏关系的关键性的历史档案材料尚未解密，这就决定了研究该条约的历史价值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2019年，我在《中俄关系70年的多维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个条约的历史价值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三是1989年邓小平同志在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晤时讲话的历史意义。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还需要深入挖掘。邓小平同志精心准备，专门向苏联和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谈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是如何认识中国与沙俄时期的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立意高远，既“结束”了“过去”，又“开辟”了“未来”，将长期萦绕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头脑中的“东西”以最鲜明和直白的语言向苏联和苏共最高领导人当面讲清楚了。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是中国领导人处理对苏关系方面的决策水平极其成熟的体现。毫不夸张地说，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为什么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同志当着戈尔巴乔夫面讲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讲话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奠基性和指导性作用。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加以研究，即戈尔巴乔夫是如何消除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如何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恢复正常化的？他是怎么进行决策的？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

我们在讨论中苏关系时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实际上从1917年到1991年这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是以苏联为基点的。19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元年，出现了苏维埃俄国，1922年苏联才正式成立，1991年是苏联解体的年份。所以，将1917年至1991年这段时期说成是苏联时期，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是可以的，但从准确的历史学意义上说是不确切的。1917年至1991年显然包括苏维埃俄国和苏联两个时期，但从国家政权的性质上看，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1917年到1991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从弱到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逐渐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以“自爆”形式自行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超级大国。从1917年到1991年，中国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新中国时期。不同时期、不同政权性质的中国政府同苏联打交道，给中苏关系留下了很多政治上的深刻烙印。所以，研究中苏关系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苏联高层决策70年》这部专著所涉及的中苏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苏关系研究，而是探讨不同时期苏联最高决策层是如何开展对华外交决策的。换句话说，是以苏联最高决策层为基本视角，来研究苏联最高决策层是如何决策对华关系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他们做出对华这样或那样的决策。

从整个情况来看，苏联最高决策层在考虑对华关系方面，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利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在考虑对华关系方面，都是把如何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考虑和塑造对华关系。三是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在苏联整个外交战略格局中扮演相应的角色。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时期的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决策的基点有所不同，中国在苏联不同时期所占的外交地位也有所不同。

还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在《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中，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外交决策和中苏关系所占分量不是很大。在178万字的篇幅中，苏联对华外交决策也只占14万字左右。而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前半部分对华外交决策写得非常简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这部专著总体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若全面系统阐述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外交决策的脉络，需要一部专门的著作来完成这个使命。

《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于199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距今已过去28个年头。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多次重印，但最终还是脱销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王江同志。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这部178万字的五卷本专著很难面世。后来我得知，他们面临两大压力，一是这本书是写苏联高层决策的，出版规程有一定的要求；二是当时我一分钱的课题经费都没有，撰写这本书没有获得任何资助，更不可能给出版社任何“补贴”，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挑战。好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富有智慧，他们借助工作系统优势之便，请离任的资深外交官审读这部专著，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一部好作品，值得出版。1998年这部作品经过十年的磨练终于面世了。我不仅没有给该出版社任何资助，反而获得了一些稿费。这部作品刚一面世就在社会上获得了好评。第一批书全部卖光了，出版社又开始多次重印。1998年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向各级领导同志推荐这部专著，建议大家读一读。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没有因出版这部专著而亏本。《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2000年此书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该书还被很多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确定为研究苏联领域的教学参考书。这期间我多次准备进行修订，但都因手头有推不开的几项重要研究工作而耽搁下来。2009年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到中国边疆研究所（曾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这期间修订拙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又浮上心头。但没想到，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工作更加繁重，况且我刚到中国边疆研究所工作，先是担任临时党委书记，随后担任该所的所长，研究任务、研究对象都有很大的变化，虽然中国边疆问题与周边国际环境问题有所交叉，但中国边疆学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需要加倍投入很大精力才能胜任工作。因此，修订拙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只能停留在一个“想法”。这期间很多读者和朋友建议我再版此书，但是我没有精力，顾不上做这件事。

2008年，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文库》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我作为“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的入选者向该《文库》提供了《苏联高层决策研究》，这本书于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从《苏联高层决策70年》列宁时期选取几个章节汇集成册的。《苏联高层决策研究》发行后反响比较好。这次应一些读者和学术界同仁的要求，我将《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有关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决策和中苏关系的相关章节汇集成册，结集出版。

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外交决策和中苏关系问题的论述镶嵌在苏联高层决策的总体结构之中，显得比较分散。将苏联对华外交决策和中苏关系问题单独拿出来结集，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此稿将苏联对华外交决策和中苏关系从全书中抽出来，形成苏联对华外交决策比较完整的历史线索，以苏联高层外交决策角度作为切入点，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述了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70多年苏联对华外交决策的得失，从而使读者一目了然。需要指出的是，此稿是1998年出版的。20多年间俄罗斯披露了一些解密档案材料，此稿虽没有进行修订，但其结论和基本历史主线都是站得住脚的，结集出版有其学术价值。

2019年中俄（苏）关系走过了70年的历史进程，目前中俄关系进入了新时代，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当今美国对中国全面施压的情况下，发展中俄关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同时我们还看到，中俄美关系最近有一些战略互动。因此，将该书的苏联外交决策部分结集出版，可以使读者比较集中地把握中俄（苏）关系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这对于总结和汲取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维护中俄关系的发展，巧妙借助中俄美三边关系的战略互动，进行总体外交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伴随苏联解体，中苏关系也从真正意义上退到了历史层面。然而，尽管中俄关系是在充分汲取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中苏关系蕴含的更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还需要在更加充分和客观的基础上加以认识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的研究、苏联最高决策层对华外交决策的得失依然是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也希望读者对这部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
202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