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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准备派苏共中央高级官员访华。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米高扬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米高扬来华之后，直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米高扬，向他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有关情况，其中包括解放战争的情况，组成新政府的情况。米高扬细心地听取中共领导人的介绍，不做回答，他表示他是斯大林的耳朵，只是来听的，回去要如实向斯大林汇报。可见，斯大林对中国问题非常关心，亲自处理。
柯瓦廖夫陪同米高扬来华。但他此时的任务已经不是向中共提供技术援助，而是向斯大林汇报关于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和全国的情况，负责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系。 [19] 据柯瓦廖夫回忆，凡涉及中国的一切问题，斯大林必须亲自处理。哪怕是毛泽东提出的最琐细的请求也只能送给斯大林，由斯大林定夺。1949年年初，柯瓦廖夫就某些中国问题请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他们没有下达指示，而是说：“今后凡涉及你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你只能请示菲利波夫。” [20] 菲利波夫是当年斯大林在同中共领导人联系时使用的化名（斯大林在不同的年代使用过不少化名）。
米高扬来华对中苏两党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沟通。米高扬应中共领导人的请求，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在谈判时，双方主要讨论了苏联对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援助问题。据柯瓦廖夫回忆，会谈也出现过争论和意见分歧。毛泽东成功地运用外交手法，借用“国民党革命派某女领导人”的意见说，他们认为必须让苏联实现两个条件：苏联把它占有的中国长春铁路的那一半财产无偿地归还中国；同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到中国来。毛泽东说，只有苏联实现这些条件，国民党左翼才同意同蒋介石决裂，并同共产党建立反蒋联盟。米高扬回答他没有授权讨论这些问题。 [21]
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斯大林到底提没提过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打败蒋介石的建议？这个问题由于缺乏确实的史料支持和论证更显得扑朔迷离。从最近俄罗斯抛出的一些档案材料和当事人一些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致认为斯大林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据柯瓦廖夫回忆，1949年4月，斯大林为了回答中国领导人的问题，给毛泽东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其内容也很重要。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主要论述了如何更好地安排新中国各方面的生活。在电报的第7节，斯大林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即将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同中国接壤的国家的边界，以及蒋介石仍然占领一些岛屿上会出现革命形势。所以，西方国家为保卫这些岛屿和亚洲，会采取一切措施，例如，进行封锁，甚至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长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并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第二，从南方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的军团，把它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备状态，以防御敌军采取行动。 [22]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也撰文指出，斯大林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3] 师哲在一篇回忆录里也明确表示，米高扬来华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过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的问题。他说，斯大林不会那么蠢，毛泽东也不那么软弱。斯大林不会说出“南北朝”这个词，因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24] 中国外交界人士余湛和张光佑撰文表示斯大林没有劝阻我们过长江。 [25]
但是，据王方名回忆，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曾经表示，“直到一九四九，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主席接着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主席说：我们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26]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从谈话内容中可以看出，这显然是指斯大林。斯大林究竟阻止还是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现在缺乏关键性史料来证明这个问题，只能等待未来去回答。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主要是为了同斯大林讨论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希望苏联能派空军和潜水艇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7月11日，斯大林在第一次接见刘少奇时表示，苏联不能这样做。他解释说，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到处是废墟。苏联军队帮助中共解放台湾，将意味着苏联可能同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将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制造借口。斯大林还表示：“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罗斯人民将不理解我们。不仅如此，他们会把我们赶下台。因为对他们太轻率……”斯大林当时建议在有军人和某些部长参加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刘少奇数次同毛泽东通话。待7月27日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27]
7月27日，斯大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当刘少奇授权收回关于台湾问题的请求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高岗发言，他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这样可以保证东北免受美国的攻击，可以将其变成更可靠的根据地，来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最终打垮蒋介石。出于同样的考虑，高岗提出把苏联海军部署在青岛港口，加强大连的苏联海军力量和人数。高岗的发言博得参加会议的苏联官员热烈的掌声，却使刘少奇等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非常气愤。当时苏联共有16个加盟共和国，东北成为苏联第17个加盟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呢？这正好是那些持有大国主义观点的苏联人所梦想的。但是，斯大林作出了与在场的苏联官员不同的反应，他站起来，将坐在第一排的高岗称作“张作霖同志”，使在场的参加者又吃一惊。斯大林严肃地批评了高岗。会后，刘少奇激烈地批判了高岗，指责他背叛，并马上密电毛泽东。而高岗则向斯大林密告中共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的所谓不忠诚和反苏行为。斯大林特地组织宴会希望刘少奇和高岗和解，但一切都难以挽回。高岗离开苏联时中共代表团没有一个人为其送行。 [28] 不过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柯瓦廖夫的这番话值得商榷，指出高岗不会有此胆量说出这些话的，虽然斯大林竭力拉拢高岗，但高岗没有说将东北划归苏联，但高岗确实表示过苏军可以在山东半岛驻军。 [29]
在同刘少奇会谈时，斯大林向中共方面了解了许多情况，并认为中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他还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建立新政府，不然帝国主义分子会利用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借口来干涉中国。刘少奇马上将斯大林的建议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将原来1950年1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立即表示承认。
总的来看，从1945年到1949年，斯大林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由支持蒋介石政府、不相信共产党会夺取政权到不支持蒋介石政府、相信中共会夺取政权。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苏联决策高层的矛盾心理。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最终确立了苏联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了默契，形成了某种均势和利益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斯大林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可以比较好地实现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但中国国内形势的根本变化，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对与中国的关系做出调整。斯大林的意图是，在不根本损害雅尔塔协定的前提下，支持中共夺取政权是非常有利的。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共夺取政权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另一方面，中共掌握政权不会危及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如果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还会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同时，斯大林也注意到，中共夺取政权会使苏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围绕中国问题和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利益实现问题，苏美之间会展开新的较量。
[1] 《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84页。
[3]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5] 参见[南斯拉夫]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8页。
[6]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远东中国》，华盛顿1969年版，第1048页。
[7]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远东中国》，华盛顿1969年版，第844—845页。
[8]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远东中国》，华盛顿1969年版，第847—848页。
[9]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
[10]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远东中国》，第845页。
[11]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660页。
[12] 《最后的遗言》，第374页。这个说法米高扬在1960年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谈到了。
[13] 根据有关已经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整理，参见A.M.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年）》，俄《近代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14] 《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15] [南斯拉夫]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8页。
[16]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7]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上述几封电函，刊登在俄罗斯《近代与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3、4期上；马维先同志翻译的有关材料；参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8] 《中苏关系：1917—1957年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年版，第209页。
[19]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
[20]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
[21]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米高扬1960年向苏共中央的报告。
[22]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
[23] 参见俄罗斯《近代与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期。
[24]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25] 《关于斯大林曾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页。
[26]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27]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语》，《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
[28] 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
[29] 邱静：《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第8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