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威尔逊出任总统之时正值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和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在美国国内围绕外交政策争吵不休、国外相对忽视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情况下，美国第一次直接而公开地介入了被其国人一向视为祸端的欧洲政治舞台，公开提出了美国“领导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并力图付诸实践，这是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作为学者出身的政治家，威尔逊对世界变化和美国扩张都有过大量的思考和论述，对美国如何应对世界变化问题提出了相对新颖而系统的政治主张，以至于他的许多言论几乎成为此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通用术语，这是威尔逊外交受到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政治家，威尔逊总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指导其外交实践，力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革新，建构一种新型的“美国治下和平”秩序，实现其“改造世界”梦想，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任职总统期间并不能实现其理想化目标。于是，其理想和实践既成为人们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又始终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也是相关研究普遍受到关注的原因。
在美国，自威尔逊任职总统以来，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大量研究威尔逊外交的著作。在不同时代，威尔逊外交研究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同一时代，不同作者亦各有不同见解。
国外学者关于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威尔逊总统当政期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国内舆论总体上对威尔逊主义持支持和拥护态度，国际社会也颇多赞誉。但在他任职最后阶段将国联方案付诸实践时，明显地把美国特殊的国家利益诉求奉为圭臬，不仅其他大国的政治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难以认同，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理想主义激情消退的局面，这是威尔逊主义首次遭受重挫。战后，欧洲大国之间频繁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在短短的20年后又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这使威尔逊式“理想”的现实可行性被普遍质疑，威尔逊主义受到进一步冲击。二战前后，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一批以现实主义自诩的学者们，尖锐地批评了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他们认为：理想主义使美国外交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法学家和道德家”色彩，但强权政治是现实政治，忽视这一现实将大大增加战争的危险；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竞技场，残酷而缺乏规则，各国都为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安全”状态而相互竞争，很难达成合作；因此，威尔逊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错误的，其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并不能维护国际关系的稳定，甚至误导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3] 威尔逊主义一度成为“空想”“乌托邦”的同义词。
从当代美国威尔逊外交研究看，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冷战时期形成的三种观点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以阿瑟·林克等人为代表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者”（又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以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以小戈登·莱文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者”。 [4] 自由国际主义者们普遍认为，威尔逊使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传统的束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革新国际政治的角色。他们认为，威尔逊主义不但没有背离现实，而且更好地反映了现实。他们赞成威尔逊关于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的基本观点，认为独裁政治、封闭式经济和对权力政治的追求毒害了国际关系，使战争的危险性大为增加。美国没有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道义上的世界领袖”，世界没有接受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和推进“世界民主”等主张，他们为此感到遗憾。因此，他们把威尔逊视为“20世纪的预言家和中心人物” [5] 。相反，现实主义者们则批评威尔逊主义使美国外交表现出了太多的“学究气”。他们怀疑威尔逊革新国际政治的方案不切实际，断言其努力注定失败，认为威尔逊推进集体安全、世界民主和民族自决等外交努力背离了现实，对维护世界稳定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相对有限。小戈登·莱文则认为，威尔逊外交只有从其经济目标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威尔逊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6]
在冷战年代，威尔逊主义是美国人借以阐释各自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主张的参照轴，这本身就说明了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但是，冷战年代美国学者对威尔逊主义的评价是以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截然对立为特征的。阿瑟·林克等“自由主义者”把威尔逊主义称为“更高级的现实主义”（The Higher Realism），把威尔逊誉为“20世纪的预言家和中心人物”。同时，现实主义者们始终以批评威尔逊主义为己任，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观念在美国的根深蒂固。冷战时期，关于如何评价威尔逊主义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其他观点未引起太多关注。 [7] 由于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总体处于政治现实主义观念占据优势的时代，对威尔逊主义的评价受现实主义影响相对较多，人们对威尔逊主义是否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是否能够起到保持世界稳定、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这是当时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 [8]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奋感，似乎威尔逊力图实现的“改造世界”理想已经或即将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冷战以苏联东欧剧变宣告结束，这又使自由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大感意外。他们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完全是自由国际主义者想象的依靠民族自决或集体安全等手段实现世界民主的结果，诸如军事因素和现实主义战略在结束冷战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超出了现实主义者的想象，并非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美苏彼此始终在地缘政治领域保持竞争，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坍塌。因此，冷战后，学者们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或现实主义对国际外交的看法都不尽如人意，21世纪的美国也许要兼用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从根本上抛弃非此即彼的理念。 [9] 但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忽视威尔逊外交及其遗产是不可思议的。一些美国学者宣布，“威尔逊在20世纪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经历中居于中心地位，他为现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我们这种本能的感受是正确可靠的” [10] 。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历史地位重新获得肯定，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交融，理想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些成为冷战后美国威尔逊外交研究的重要特征。由此，冷战后的美国似乎又回到了“威尔逊的季节”。关于威尔逊外交的新著作纷纷面世，并且都力图做出更加复杂而精细的说明。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威尔逊是一位受长老派宗教观念影响的思想简单的救世主义者，成为一种漫画形象。冷战后，威尔逊被描绘成了深谋远虑且跨越时空界限的国际问题专家、敢于直面现代世界难题的勇士。面对这样的威尔逊形象，有学者不禁惊呼：“伍德罗，我们几乎认不得您了！” [11] 冷战后，过去尖锐批评威尔逊的人们也改变了腔调。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虽然坚持其现实主义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但同时认为威尔逊外交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充满了对威尔逊的赞美之词。乔治·凯南态度的变化更令人惊诧。他说：“如今，我把……威尔逊视为这样一个人，他像许多视野开阔、感觉敏锐的人们一样，走在时代前列，却未及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许多伟大而高屋建瓴的思想主张在本世纪即将过去之前所受到的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时的我不能不修正或纠正我早年关于他的许多看法。” [12]
冷战后重新评价威尔逊主义、威尔逊外交的著作很多。其中，托尼·史密斯的《美国使命：美国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和弗兰克·宁克维奇的《权力与现代性：20世纪的多米诺理论史》两部著作，被认为是冷战后重新评价威尔逊主义的代表作。 [13]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做了重新阐释，并且都给予了高度肯定。
托尼·史密斯认为，“威尔逊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自由民主国际主义”，这一原则是基于一种信念：“在国外推进民主”可能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体现”。他强调，威尔逊提出的思想原则推动20世纪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进展”，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不过是这些原则的遵循者、改造者和运用者。 [14]
宁克维奇对现代世界的变化持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但同样对威尔逊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威尔逊是第一个认识到现代世界症结的“现代政治家”，为人们应对现代化、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有意义的系统化论证。他强调：威尔逊面对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但正是由于相互依存，极小的冲突都可能酿成大规模战争，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由于国家间权力斗争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威尔逊不得不把人们重视权力的观念和对文明、世界舆论的关注糅合起来，其实质是另辟路径以更好地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他认为，“威尔逊主义”远比传统现实主义切实有效，是一种“超现实主义” [15] 。宁克维奇还把“威尔逊主义”称作“危机型国际主义”（Crisis Internationalism），认为20世纪美国面临危机时都得益于威尔逊主义的指导，冷战获胜也是威尔逊主义的胜利，并因此把20世纪称作“威尔逊世纪”。 [16]
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和分析。首先，是立场和价值观的偏颇问题。无论持肯定态度，还是批评立场，他们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作为评判标准，认同威尔逊提出的那些原则、目标和观念，很少讨论威尔逊主义立场和价值观的偏颇性问题。他们大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道德优势”，但他们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其实是“西方化”“美国化”的同义词。从世界其他区域人们的立场来看，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冷战后的美国学者们也未能达成共识。以宁克维奇为例，他把威尔逊主义视为应对大规模战争和国际冲突的理论，把威尔逊外交视为按照美国利益和价值诉求重建世界秩序的尝试，将其视为美国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但同时又以威尔逊主义为依据，奢谈“人类共同危险”，夸大现代性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不厌其烦地论证美国冷战政策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合理性，把威尔逊描绘成阴郁、悲观的地缘政治家。一些美国学者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威尔逊形象。
此外，由于属于本国人研究本国史，美国学者难以摆脱不同时期国内政治的影响。威尔逊主义一直是不同时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借以阐释各自观点的参照轴。冷战时期美国学者对威尔逊主义的评价显然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就是说，带有显著的冷战时代色彩。冷战后美国学者的相关观点也受到冷战后政治氛围的影响。例如：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人一度得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更为颐指气使，这使美国对外战略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毫无疑问，那些竭力肯定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研究者们对威尔逊“自由”“民主”观念的肯定和赞赏，正是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体现了冷战后美国政治的时代特征。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阅读不同时期美国学者的论著时，必须始终注意谨慎辨别威尔逊本人的“理想”与后人的诠释之间的差异，努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能把后人的诠释简单地等同为威尔逊本人的思想。
中国学者对威尔逊的关注也始于其总统任职期间。当时的中国舆论一度对威尔逊主义评价极高，但巴黎和会后，人们由期望的巅峰跌入了失望的深渊。 [17]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学者对威尔逊和美国外交的了解是初步的，所出论著主要限于零星介绍一些资料和信息。随着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学者对威尔逊外交的研究才真正起步。
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反映，是其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这是我国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直至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对苏俄政策、对拉美政策、中立和参战原因等领域，侧重于揭露其侵略扩张本质和反苏反共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研究走向深入。王晓德教授所著《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是国内学者关于威尔逊外交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对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强调“理想主义”主要是从美国文化角度说明美国外交方式的术语而已，具有明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18] 此后，新的学术论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继问世，进一步深化、拓展了关于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国内出版了数部关于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研究的专著。在《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一书中，韩莉探讨了威尔逊国际联盟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分析了威尔逊外交与时代变化的关系，侧重分析了威尔逊国际联盟思想与时代变化之间的相互冲突。秦珊的《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一书论证了威尔逊任职总统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不是简单的美中双边关系的反映，而是与在华拥有特殊利益的欧洲列强和日本发生直接利害冲突的多边国际关系的反映”，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美国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对华政治、经济政策” [19] 。高鸿志的《威尔逊与北洋军阀政府》一书探讨了清末民初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梳理了支持袁世凯称帝、府院之争、南北议和、巴黎和会出卖中国权益等多个历史事件。 [20] 任李明在《威尔逊主义研究》一书中，强调威尔逊试图寻找一条与孤立主义、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主张不同的大国之路。作者认为，用多边手段实现美国的世界使命，即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就是威尔逊主义。 [21]
一些学位论文也就此做了探讨。俞沂暄在博士学位论文《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中，承认威尔逊主义是对美国外交的革新和关于国际秩序的新构想，但强调威尔逊的做法既无合法依据，又时常与美国实际政策选择形成矛盾和冲突。 [22] 史晓红的博士学位论文《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及其实践研究》，研究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和外交实践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 [23] 此外，近年完成的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也值得关注。近年来，相关学位论文和期刊公开发表论文数量的迅速增加，表明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兴趣依然有增无减。粗略统计，国内目前已发表百余篇相关论文。
总体说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研究工作的进展非常显著。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选题丰富多彩，分析视角各有特色，研究工作总体呈不断深化趋势，学术观点更为理性。我国学者已逐步摆脱了过去一味揭露、批判威尔逊外交侵略扩张本质的思维定式，转而更加关注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更加关注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不同的探讨，更加关注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本质及其客观影响的分析。
近年部分成果及其研究结论颇为值得关注。王立新教授认为：威尔逊利用世界大战和美国参战动员的机会，以德国作为国家认同中与美国相对照的“他者”，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历史传统与特殊国情，重塑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角色，使美国从“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成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这一阐释不仅解决了战争动员问题，也解决了美国在新时代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身份认同危机，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国家存在的意义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外交话语体系。 [24]
徐蓝教授认为：国际联盟权力极其有限，决策机制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问题，大国强权政治盛行，这些都导致了国际联盟的失败，但国际联盟是一场空前的大规模战争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是主要战胜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它们自身的需要，在吸收了欧洲协调体制及其他国际组织运作机制的基础上，为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典型代表。 [25]
曲升认为，威尔逊的海洋政策构想中存在着海洋自由和海洋霸权两种追求，并经历了政策重心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其中，海洋自由构想与国联计划紧密相连，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付出了真诚而艰苦的努力，目的在于争取国际社会认可其海洋自由构想，但由于国内外的批评，他意识到该构想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定位不符，于是暗自弃之，并把海洋政策重心转向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威尔逊的海洋自由与海洋霸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26]
民族自决原则是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威尔逊政府围绕这一原则开展的外交活动是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体现。一些学者在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深化了人们关于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认知。 [27]
由于学者们对威尔逊主义难以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们描述了不同的威尔逊形象，引发了所谓“两个威尔逊”的“迷思”：似乎威尔逊既是不忌惮单边使用武力的新帝国主义者，又是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有学者认为，威尔逊的帝国主义逻辑并不是什么新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家长式帝国主义”；这一逻辑同自由国际主义的逻辑一直贯穿威尔逊的整个执政过程；尽管两种逻辑的施行对象大为不同，但二者始终并存在威尔逊身上，且皆以推进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为其目标，所以不能否认其内在的统一性。 [28]
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已经涉及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各个主要领域，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均参与其中。但是，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结论各不相同，人们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基本认识依然莫衷一是，一些研究工作在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相关认识的同时，也难免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
此外，关注具体问题是当前我国相关研究的显著特色。避开对一些核心问题或敏感问题的争论，对于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提升认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关于美国主导世界新秩序建构的构想，即关于制止战争、建构美国式和平秩序的构想，当是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最为重要的内涵，也是理解威尔逊外交不容回避的环节。鉴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大国博弈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大国博弈过程中威尔逊应对大国关系变化的构想和实践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