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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是以“理想主义”著称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以提出“理想”、宣扬“理想”和试图实现“理想”闻名于世。在西方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两种视野中，威尔逊是公认的理想主义“最强有力的代言人”。按照美国理想主义观念，威尔逊谴责对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的追逐，并把这些观念斥为“旧世界”专制主义的产物，把按照美国自由主义原则确定的“改造世界”方案视为理想。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十分复杂的，政治活动家们更是如此。作为国际政治理想主义主要代言人，威尔逊在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时，其实并不会完全拒绝以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理念思考问题，其理想主义“改造世界”方案不但不会妨碍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更高级的现实主义”。但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事实是，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理想主义”。
英语中“Idealism”一词兼有“理想主义”“空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两层含义，也就是说，兼有肯定性和否定性含义。我国一些学者囿于自身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认为只要承认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思想主张属于“理想”“理想主义”，似乎就承认了那些思想主张是“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似乎就是我们自身立场出了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学者不愿使用“理想”或“理想主义”概念，甚至根本否认美国外交中“理想”或“理想主义”的存在，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中从来只有现实主义，而不会有什么“理想”或“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分析西方国际政治思想或理论思潮时，又毫不例外地把威尔逊视为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言人，这似乎又在事实上肯定了理想主义的客观存在。从外交实践看，威尔逊总是从美国自由主义观念出发提出系统化的“原则”或“计划”，标榜以“民主”改造世界，并视之为“理想”，希望世界接受其美国式理想化的国际社会革新方案，通常并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权宜的利益考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威尔逊的个性特征及其政府政策考虑，一种以美国自由主义观念诠释的国际社会革新方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使用“理想”“理想主义”概念，能够更准确地体现威尔逊的个性化特征和其主政时期美国外交的时代特色，这是本课题研究中沿用“理想”和“理想主义”概念的基本原因。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威尔逊外交认识的分歧很大，对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的不同理解是形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国内外众多学者均试图对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但似乎从未有人提出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结论。国内外相关成果极其丰富，如一位学者所述，“几乎可以说，有多少本研究威尔逊的著作就有多少种对威尔逊的评价” [2] 。威尔逊的历史地位独特而重要，对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历史认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20世纪世界变化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理解，因此，相关的研究工作依然有待深化。现有成果中侧重阐释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的专题著作并不多，多半还是更关注其政策和实践，对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索仍然是必要的。不论已有成果多么丰富，它们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条件和动力。
国内外关于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评价某种程度的极端化倾向，是促发我们试图重新探讨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的另一个重要动因。美国学者观点各异，但多理所当然地把威尔逊视为爱好和平、自由、进步的现代政治家。即便持批评态度，也是对其理想主义是否更好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表示怀疑。美国学者的立场、价值观偏见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学术界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评价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倾向。威尔逊任职总统期间，我国也一度出现高度评价威尔逊和威尔逊主义的现象，甚至有人幻想威尔逊政府会在国际社会持“公正”立场，帮助中国收回被侵占权益。然而，随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人们的期望落空了，转而把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完全等同于其他大国的殖民扩张主义。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者们仍然主要致力于揭露、批判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扩张性、利己性本质和反苏反共等特性。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客观分析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但对于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按照变化世界中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诉求建构的国际社会革新方案。在这样一种美国式理想化的国际社会革新方案中，推进大国联合和美国主导大国关系变化的构想，是我们客观而全面地理解其国际政治理念及其外交实践的关键环节。对这一关键环节持续开展研究，既是理论建设的需要，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理论上说，进一步加强对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弥补目前相关历史研究的不足，可以进一步为相关领域学者们从理论上客观分析美国理想主义提供历史的视野和必要的分析素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20世纪美国全球战略建构与世界深刻变化、美国特殊国情和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条件。从现实意义上说，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历经时代变化，仍然影响着美国外交和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加强对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当代美国外交的本质和国际关系变化规律，探寻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