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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纪之交美国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可以看出，顺应世界变化和尊重美国民主传统是20世纪初期美国统治集团主张走新扩张主义道路的基本依据。在这一背景下，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强调顺应世界变化的“文明史观”与经过重新阐释的、相对独特的自由主义观念的结合，为美国新扩张主义提供了一种相对实用的理论阐释和相对有利的舆论氛围。
19、20世纪之交世界深刻变化之际，正是“文明史观”在西方世界滥觞之时。“文明史观”深受启蒙时代理性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的历史观念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美国舆论普遍相信：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人类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文明进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种“相信进步”的乐观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就是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文明史观”，在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又被称为“进步主义史观”。这一时期美国出版的各类报刊、书籍和社会活动家们发表的言论中，都充斥着这种标榜顺应世界变化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学者就此写道：“美国人对他们的联邦政府充满了信心，坚信未来一定成功。因此，多数美国人只接受正面的赞扬，而对其他言论充耳不闻。我们经常听到美国的公众演讲者质疑上帝与神是否真的存在，质疑基督教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然而，我们从未听到美国人质疑他们心中对美国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听到美国人称自己需要建立某种信念——因为对美国未来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念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信念。” [63] 毫无疑问，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美国人对国际社会革新也持乐观主义态度，对世界变化充满憧憬。他们相信，世界各国最终都将走向文明，“和平”“合作”“自由”“繁荣”将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文明史观被视为能够体现“现代性”的先进理念。美西战争前后，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都自我标榜为现代主义者，并把对手的主张斥为落后观念。这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表明美国的政治精英自我标榜为现代政治家已成为时尚，并常常把对手的主张贬斥为不能顺应时变的落后观念。20世纪初期的三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塔夫特和威尔逊，都自我标榜为现代政治家，都主张把握世界变化、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审视对外战略，倡导美国走出不同于欧洲传统和大陆扩张的新扩张主义道路。虽然他们的观念和主张各不相同并争论不休，但标榜“文明进步”和新扩张是他们的共性。
在文明史观视域下，“蒙昧”“野蛮”和“文明”不仅是衡量历史阶段性变化的依据，还是衡量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标尺。舆论正是以此为标准，把世界各国区分为“蒙昧国家”“野蛮国家”和“文明国家”。按此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国家具备了“文明美德”，美国成为站在“文明进步最前沿”的“文明国家”，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则因其“文明美德”有所“缺失”被归入另类，现代化尚未起步或刚起步成为“文明尚未开化”的表现，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被贬为“野蛮人”或“蒙昧”民族。如美国学者所述，美国舆论对国家关系的理解，“都基于对所讨论国家现代性程度的判断”；那些受欢迎的国家几乎都具备了“文明美德”，而“文明美德”有所“缺失”的国家在美国舆论中的地位下降了。 [64] 这种文明发展阶段和国家类型划分理论，既适应了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相信进步、渴望推进国内外变革的需求，同时也为这一时期美国进行对外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按照文明史观的阐释，资本主义列强都成了“文明国家”，都肩负着开发“未开化”国家和区域的“责任”或“使命”，列强对落后国家和区域的侵略和奴役被美化成了“传播文明”“引领文明进步”的行为。显然，这种所谓“文明国家责任”说，与“白人负担”论等谬论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都服务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活动。英国学者霍布森试图说服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和平地“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把大国之间的和平合作、避免武力决斗以及共同保持落后国家独立或自治等，视为“文明国家的责任”和国际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大国和平合作、避免武力决斗以及共同和平地“开发”落后国家和区域的设想，其实很难真正付诸实施。尽管如此，由于列强在奴役落后国家和民族方面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和追求，“文明国家”联合承担“开发责任”说还是受到了美国政治精英们的重视，为美国作为大国竞争舞台的后来者提供了与老牌殖民国家平起平坐“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依据，也为美国通过主导大国合作、建立美国式的新型霸权提供了方便适用的理论阐释。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扩张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过渡性角色，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现代总统和最后一位传统政治家” [65] 。他崇信权力政治，认同以“权力”“利益”“势力均衡”等概念阐释的“传统均势现实主义”。如美国学者所述，他总是“按照权力观看待世界事务和政策，他谋划的是权力、权力问题和权力之争” [66] 。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传统政治家”。但是，作为注重历史变化的政治家，他同时标榜“文明史观”，强调要顺应“现代性”要求，这又使他获得了“第一位现代总统”的称号。曾担任其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伊利休·鲁特认为，罗斯福总是按照文明发展趋势看待“所有国际问题”，以此衡量某种文明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 [67] 职业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也认为：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文明信念”都是罗斯福“行为逻辑”的关键。 [68] 从文明史观中，罗斯福找到了美国主导“文明国家”合作以共同奴役落后国家的依据。他歌颂“帝国主义”，理由是，各种文明都很少自发地实现革新和进步，文明种族有义务在非文明区域播撒文明的“种子”。他说，“让那些生活在蒙昧中的人们摆脱锁链是我们对他们的义务，我们仅仅通过打破愚昧本身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纵容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菲律宾之类的民族不加干涉将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 [69] 。罗斯福强调大国都是“文明国家”，都有义务承担“国际警察责任”。显然，罗斯福强调“文明国家”的共同“责任”，实际上是美化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活动，试图推动列强按照美国的方案达成共识，共同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服务于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他公开呼吁“文明国家”建立“和平联盟”，共同行使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国际警察责任”。他说：“如果中国和日本一样文明化，如果土耳其帝国解体，而所有尚未文明化的亚非地区都处于英国、法国、俄国或德国统治之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临近了这样一种时代：缔结普遍的国际协议，将陆海军减少到仅仅满足于维持国内和国际治安需要的限度。” [70] 可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列强的共同诉求，在“开发”落后国家和区域方面实现大国联合，这是西方社会早已有之的设想，也是20世纪初期美国政界精英竭力倡导的国际社会革新方案。当然，罗斯福任职总统期间对落后国家动辄挥舞的“大棒”，已足以揭示其所谓“文明国家”和“文明责任”的帝国主义本性。
文明史观不仅强调列强都具备“文明美德”，宣扬它们共同“开发”落后国家和区域的共同利益和“责任”，为推进大国之间的和平合作提供了理论阐释，而且，还强调美国位于“文明进步最前沿”的“道德优势”，为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扮演“道义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制造舆论。按照美国政治精英群体的阐释，同是“文明国家”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也存在着“文明进步”程度的差异，而美国则处于“文明进步的最前沿”。虽然列强在掠夺落后国家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相互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正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因素。罗斯福清醒地意识到了列强相互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但他把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不同国家“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他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官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发展程度低于我们，俄国低于德国”；德国和俄国作为“军事专制主义”国家，只是处在“野蛮”与“文明”的中间地带；就德国而言，它“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一种“俾斯麦式的态度”，尚处在“文明进步的英国和美国现在已经超越了的”阶段。 [71] 罗斯福表示，他曾经希望“俄国的文明得到迅速发展，以便有可能与它进行合作，并使其得以在亚洲地区逐步发展斯拉夫文明”，但他不久就产生了对俄国的恶感，担心俄国“沿着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进步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发展” [72] 。罗斯福还曾经希望日本成为“文明大国”行列“理想的替补成员”。他曾经认为，如果受到公平对待，日本将“在20世纪世界中扮演一种出色的值得尊敬的角色” [73] 。但是，他也清楚地感受到日本的“好战”特性。他认为：“日本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无论从实力方面看，还是从他们的动机与目的看，都可能做出种种人所不知的事情来。” [74] 最终，他认为俄国和日本都不能成为东北亚的统治者。
由于“大棒政策”不得人心，罗斯福后继者们的扩张思路和策略有了进一步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借助“文明进步”的名义完成的。塔夫特转而强调“以金元代替枪弹”，并以此推动大国间的和平与合作。塔夫特明确支持“文明国家”建立“和平联盟”的设想。同时，其国务卿则试图证明，金元外交只是利用了“过去几十年国际合作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巨大成果”。在“文明史观”视域下，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尤其大国关系的表述，与罗斯福、塔夫特等人如出一辙，同样把资本主义国家美化为“文明国家”，标榜美国位于“文明进步的最前沿”，宣扬美国引领文明进步的“使命”，把落后国家和地区视为待“开发”区域。毫无疑问，威尔逊的大国合作构想绝非来自偶然的灵感，而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借助“文明史观”和“文明国家责任”说主导大国合作和大国关系变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人因处于“文明进步的最前沿”而拥有所谓“道德优势”，这一论点为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提供了理论阐释，为美国主导大国合作和大国关系变化的构想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但是，为什么说美国始终站在文明进步的最前沿呢？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是因为美国人生而平等、具有爱好自由的“文明美德”，并肩负着引领全人类走向自由幸福的特殊使命。这就是说，美国人成为“道义上的世界领袖”，乃是美国独特的自由主义传统观念的产物。作为深自期许的特殊使命，“领导世界”是美国人自殖民地时代起世代相承的梦想。不同的是，与传统观念相比，20世纪初美国人的“世界领袖”梦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18、19世纪的“世界领袖”梦主要强调美国为世界各国做爱好自由、民主的“榜样”，对于主动干预、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则态度消极，甚至持冷漠立场。这一时期美国人强调以自身的“孤立”“自由”“繁荣”等为世界“垂范”，标榜以此“引领”人类文明进步，这与当时美国自身实力相对薄弱和强调发展自身的基本国策是相适应的。但是，到19、20世纪之交，“领导世界”不仅成为统治集团政治精英们共同倡导的目标，而且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不再局限于为世界“垂范”，而是更强调积极地“介入”和“干预”。显然，这与美国综合实力迅速膨胀和实现全球扩张的急切欲望是相适应的。至于如何“介入”和“干预”，统治集团政治精英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例如：西奥多·罗斯福多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崇拜者和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而威尔逊则被视为反对权力政治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代言人。西奥多·罗斯福标榜“文明进步”，但所宣扬的“文明国家的责任”具有更加露骨的崇尚强权政治的色彩，而威尔逊则更多地强调按照美国自由主义理想“改造世界”。尽管关于“介入”和“干预”的方式和手段等意见不一，但都注重“文明国家”的联合和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们的共识。罗斯福、塔夫特和威尔逊都倡导推进“文明国家”的联合，都无例外地竭力宣扬美国人的“道德优势”和美国的“世界领袖”使命。
其次，以自由主义阐释的美国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观更为成熟、完善。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者，莫过于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标榜“文明进步”和美国的“道德优势”，但对权力政治的迷恋、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对落后国家动辄挥舞“大棒”的强权外交表明，其“新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地超越“传统均势现实主义”框架。换言之，罗斯福的国际政治观念和“改造世界”方案，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欧洲政治家的传统认知。当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并急需按照自身利益和价值观重塑世界秩序和确定自身定位时，这种缺乏“美国风格”的观念和方案，难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和全球扩张的主流话语。因此，塔夫特“金元外交”论和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美国主流舆论对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否定。正是在否定欧洲经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威尔逊继承并发展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创建了国际政治理想主义话语体系，按照新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诉求，提出了美国“领导世界”“改造世界”和推进“新扩张”的主张。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国际政治中的最后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的这一著名论断反映了国际关系现实。关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同样不能脱离国家利益的分析。但是，国家利益的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因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国家利益概念。我们对国际关系中任何问题的分析都不能简单地满足于一般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概念。关于20世纪初期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观以及主流价值观的变化，我们都应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做具体分析。只有全面理解世纪之交世界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相对特殊性及其变化，我们才能客观理解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形成背景及其本质特征。当回顾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变化时，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危机加深形成的逆流，如列强之间竞争和冲突的加剧，同时也要看到历史进步的基本趋势，如和平、民主、发展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社会革新的要求。这一时期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美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迅速提升，“文明史观”和美国自由主义观念有机结合，这些都使相信“进步”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的信念，他们更愿意以乐观主义态度对国内变革和国际社会革新有所期待。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主义就是这一特定时空环境的产物，体现着美国政界精英对新时代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世界的变化和人们对国际社会革新的期待。
[1]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李庆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2]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4.
[3] Robert L.Beis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Illinois，1986.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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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 Address to the Commercial Club of Chicago，Nov.29，1902，Arthur S.Link，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Hereafter cited as PWW），14，p.232.
[7] 余志森主编：《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8]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288页。
[9]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9页。
[10]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梁于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5页。
[1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28—229页。
[12] Ernest R.May， 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1961.p.6.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27页。
[14] Ernest R.May， 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pp.5-6.
[15]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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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obert L.Beis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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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ichard Hofstader ed.，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1964，pp.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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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J.A.Hobson，Imperialism，p.69.
[28] J.A.Hobson，Imperialism，p.362.
[29]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5页。
[30]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275页。
[3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28页。
[32]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33] 杨生茂等：《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40页。
[34]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5]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
[36]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85页。
[37]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299页。
[38]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0.
[39]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40]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269页。
[41]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269页。
[42]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322—323页。
[43] Albert G.Paterson，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1988，Vol.1，p.191.
[44] Julius W.Pratt， Expansionists of 1898：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John Hopinkins University Press，1936，p.350.
[45] David Healy， US Expansionism：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 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6，pp.55-56.
[46] David Healy， U.S.Expansionism：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p.55.
[47]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268页。
[48]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39页。
[49]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280—281页。
[50] Julius W.Pratt， Expansionists of 1898：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p.267.
[51]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268页。
[52] Norman A.Graebuner，ed.， Ideals and Diplomacy ，New York，1964，p.361.
[53] William A.Williams，ed.， The Shaping of America Diplomacy ，Vol.2，Chicago，1972，p.381.
[54] 韦以希：《美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1年版，第127页。
[55] [美]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56]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1911，p.566.
[57] 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254页。
[58]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李庆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59]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85页。
[60]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2.
[61] Ernest R.May， 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as a Great Power ，p.218.
[62]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8页。
[63] [ ]伊米尔·雷奇：《国家的成功》，转引自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王军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64]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
[65]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0.
[66] Howard K.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New York，1970，p.383.
[67]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
[68]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
[69]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6-7.
[70]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
[71]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4.
[72]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11-12.
[73] 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2.
[74]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