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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原先在国际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欧洲观念——“传统均势现实主义”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既不能充分解释20世纪世界的变化，也不能引领新时代的国际社会革新。作为国际政治竞争舞台上的新兴大国，美国围绕如何在全新的世界中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按照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诉求实现“改造世界”的梦想，各界精英们一时难以形成共识。关于20世纪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政策变化，人们或称之为“新扩张”“新扩张主义”，或称之为“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新外交”等。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统称为“新扩张”或“新扩张主义”。但不管怎么表述，美国社会各界都明显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和及时调整扩张战略策略的必要性。而且，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既不能简单沿袭欧洲的旧观念和传统扩张模式，也不能简单重复大陆扩张时代的做法。美国的20世纪新扩张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扩张战略策略，正是在这种分歧和争论中逐步形成的。
19、20世纪之交，大国政治家依然把战争、冲突和领土征服等视为国际关系常态，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世界相互依存与和平合作趋势。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文明史观”以及自由主义的和平合作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政策——重视海外经济和文化扩张，尽量避免与主要大国的军事冲突——也制约着政治家们的行动。因此，尽管强权政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潮在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力量。于是，世纪之交美国的扩张战略策略，在不同力量的冲突、激荡中不断调整。
美国内战前后，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等人就曾提出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构想，主张美国采取军事征服和领土兼并的方式，由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内战结束后，扩张主义者积极谋求建立美国在加勒比海的霸权，修筑了沟通大西洋、太平洋的中美地峡运河，夺取了夏威夷等太平洋岛屿，进而企图向远东扩张。马汉强调，美国应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在加勒比海的霸权，开通中美洲运河，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确保美国的贸易和战略利益。参议员亨利·C.洛奇认为，美国已成为“世界性大国”，带着“19世纪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征服、殖民化、领土扩张的记录”，应参与角逐“地球上仍然荒芜的地方” [32] 。他在国会演讲中说：列强正掀起兼并外国领土的殖民扩张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 [33] 。在洛奇等人看来，美国沿袭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传统模式进行海外扩张是正常现象。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大海军”政策及海外军事征服、领土扩张政策的重要代言人。美西战争前，罗斯福就是由美国扩张主义者组成的“首都俱乐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借此平台宣扬立即吞并古巴、夏威夷等地的个人主张。该团体参与人还包括布鲁克斯·亚当斯、威廉·H.塔夫特、约翰·海、伦纳德·伍德、乔治·杜威等人。罗斯福宣称，“讲英语的民族的各个分支应尽可能地拥有世界上的地盘，这对世界乃是有益的事情” [34] 。他的逻辑是：“支配的本能可以使一个种族变得伟大”；“文明大国崇尚武力的干涉会直接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每一步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世界和平只有通过“文明民族组成的崇尚武力的国家”才能实现。 [35] 他公开宣扬对战争的偏爱。他相信：“一切杰出的种族都是好战的种族；一个种族一旦丧失了顽强战斗的美德，不管它还保留了其他什么东西，……那就等于丧失了跟最佳种族平起平坐的高贵权利；懦怯，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种族，都是难以饶恕的罪过”；“和平中的胜利绝对不如战争中至高无上的胜利那么伟大”。 [36] 这些观点中显然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质。罗斯福曾参加了美西战争。他甚至叹息说：在美国，“唯一的麻烦是没有足够的战争来供人们参加” [37] 。在谈到美国在美洲的地位和欧洲列强的威胁时，罗斯福说：“要将欧洲大国在美洲任何地方取得新立足点的一切努力都作为战争理由对待。” [38] 美西战争爆发前夕，共和党主席马克·哈那曾讥讽说：如果罗斯福是助理国务卿，而不是助理海军部长，“我们会跟半个世界兵戎相见” [39] 。
由于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并不符合美国传统，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在美国影响较大，因此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主张难以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并屡遭抵制。在西华德的策划下，美国从沙俄手中廉价购得阿拉斯加，但这一行动同样备受非议。19世纪末，美国政局稳定，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空前强大，抛弃孤立传统以及加强海外扩张越来越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但美西战争中麦金莱政府表现出的扩张意图，还是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即便在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中，如“首都俱乐部”内部，同样有人持抵制态度。美西战争中麦金莱政府的海外扩张政策，在美国引起了广泛不满，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抢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殖民扩张主义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被称为“帝国主义”。因此，主张通过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建立“帝国”的美国扩张主义者，如罗斯福、洛奇、马汉以及麦金莱等人，就被人们称为“帝国主义者”；反对者成分比较复杂，但都被笼统地称为“反帝国主义者”。1898年，反帝国主义者在波士顿组建“反帝同盟”，发起反帝国主义运动。1899年10月，全国反帝同盟成立，运动被推向高潮。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下层民众参加了斗争。反帝国主义者开展了反对批准《巴黎和约》和反对菲律宾殖民战争的斗争。他们广泛开展宣传，发起了联名签署抗议信活动，并征集到了1896年总统选举80%选民的签字。尽管《巴黎和约》以57票赞成对27票反对，勉强通过参议院表决，但洛奇事后承认，《巴黎和约》的批准是参议院中他所知道的“最势均力敌、最剧烈、最激动人心的斗争” [40] 。可见，反帝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
持反帝立场的上层精英分子在运动的舆论导向和组织领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民主党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麦金莱政府前任国务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领袖马克·哈那、众议院议长汤姆·里德、共和党元老乔治·鲍特威尔、前总统克利夫兰和本杰明·哈里森、参议员阿瑟·戈曼、劳工领袖塞缪尔·龚帕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里奥特、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后来任陆军部长和总统的威廉·塔夫特、全国文官改革同盟主席卡尔·休斯等，都明确表明了他们的反帝立场。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使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为党派政治之争。尽管民主党中不乏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中也有反帝国主义者，但“民主党人一般是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人一般是帝国主义者” [41] 。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及其重要作用表明：不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人民群众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相当的抵制力量，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海外扩张问题上政见分歧的反映。
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尊重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提倡以理想主义“原则”对海外扩张适度施加自我约束。“反帝国主义同盟”在其纲领中宣示：“我们坚持对任何人民的征服就是‘犯罪性侵犯’，是对我国政府的著名原则的公开背叛。……一个自治的国家不能接受对一个不甘臣服的民族实行的统治，合众国不能按照古老的强权即公理的邪说行事。” [42] 由于此时国内社会问题相对突出，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首先解决国内问题。他们担心殖民扩张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希望通过民主改革，优先把国内事情处理好。
然而，绝大多数反帝精英同样支持海外扩张，主张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一些人甚至不反对战争和领土兼并。克利夫兰对兼并菲律宾政策持有异议，但不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霍尔反对批准《巴黎和约》，但又强调门罗主义的合法性，并以此理由支持战争，赞成吞并夏威夷，主张把古巴变为美国保护国。他赞成吞并夏威夷和变古巴为保护国的另一理由，便是所谓“保护”不等于“殖民”。 [43] 霍尔反对立即兼并菲律宾，是因为担心美国自身实力不足，并担心过度介入远东事务会造成利于列强插足美洲的局面，担心由此造成“门罗主义的死亡”。 [44] 当时，相当一部分反帝精英都怀有与霍尔相同的担心。汤姆·里德反对领土扩张，但他的解释是：希望美国充分发展和地方分歧进一步消弭，然后进行领土扩张。他说：“过度喂食会引起消化不良……切勿操之过急……指日可待的帝国必须等待。” [45] 萨姆纳强调尊重美国民主传统，但同时信仰并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地为新时代美国全球扩张摇旗呐喊。卡内基强调尽量不动用武力，但支持领土扩张。他说：“我不是小美国派。我们拥有整个西印度群岛的时刻正在到来。他们会自愿投入美国怀抱。” [46] 乔丹主张，以“贸易”而非“合并”，实现对墨西哥的“和平征服”。 [47] 布莱恩反对吞并菲律宾，也反对占领殖民地，但认为菲律宾有商业利用价值，不反对将菲律宾变为美国的海外“加煤站”。在批准《巴黎和约》投票的最后关头，布莱恩还投了赞成票。休斯、埃里奥特、塔夫特等人并不反对海外扩张，也不会一般性反对领土扩张。还有一些怀有强烈偏见的种族主义精英分子，之所以反对领土扩张，是担心菲律宾、波多黎各等民族加入美国后会败坏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纯正性。显然，反帝运动中的精英们都支持维护国家利益，争论的只是如何进行对外扩张问题。
反帝运动参与者成分十分复杂，他们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不同程度地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但在具体反对什么、如何抵制等问题上缺乏共识。美西战争期间，麦金莱政府不仅直接出兵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和菲律宾，而且疯狂地把古巴和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于血泊之中。美国占领古巴、波多黎各等地的意图显然是，建立加勒比海霸权，控制中美地峡战略要地，实现太平洋战略和大西洋战略的连接，并占据跨越太平洋进入远东的扩张通道。麦金莱政府占领菲律宾的企图，是反帝国主义者们最激烈抵制的。罗斯福等人认为，菲律宾是确保美国海军力量抵达远东的战略基地，占领菲律宾有助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和发挥军事力量的投送作用，强大海军对美国海外经济扩张和走向广阔的远东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洛奇曾解释说：“美国的政策不是像英国那样，动手夺取遍布全世界的遥远的领土。我国政府不宜采取这样的政策，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政策。因为我们在国内有充足的土地，但同时还必须记住这一点：在合众国内，我们控制着我国力量的核心堡垒，并具有作为一个民族的高尚之处，对于保卫核心堡垒至关重要的外围工事，我们必须既不应忽略，也不应放弃。” [48] 他赞成从经济扩张角度考虑菲律宾问题。他说：如果美国放弃菲律宾，“那对我们的贸易、商业和我们的一切企业将是一个不可估计的巨大损失” [49] ；“我们在太平洋那一边拥有的地盘，其价值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50] 。
帝国主义者还从瓜分世界的竞争需要出发，论证了占领菲律宾的重要性。他们担心“危险的德国和正在扩张的日本可能会捡起美国放弃的东西” [51] 。此外，他们还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出发，宣称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适合生存，以此为美国兼并菲律宾的政策进行辩护。当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兼并菲律宾没有得到当地人民同意时，罗斯福反诘说：杰弗逊在取得路易斯安娜时也没有让那里的居民投票表决。帝国主义者更激烈地主张立即实现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变，并通过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实现目标。他们把反帝国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人或“乡巴佬”。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能说服反帝国主义者。
由于帝国主义者好战成性和热衷于扩张殖民地的倾向，他们的扩张主张显然包含了更多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印记。他们既沿袭了欧洲国家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的传统模式，也保留着大陆扩张时代倾向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的痕迹，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全球扩张转变中的过渡性人物。菲律宾民族解放战争作为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者，表明军事征服和兼并殖民地的传统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落后国家人民民族意识觉醒和争取自身解放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关于海外经济扩张与殖民地的关系，卡内基认为，“‘殖民领地’，或者说附属国，并不是贸易所必需的” [52] 。萨姆纳认为，“以为一个国家在取得适当规模后，增加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错觉” [53] 。关于国际格局变化和世界秩序重建总是伴随着战争的说法，反帝国主义者也多持反对立场。在他们看来，武力建构世界新秩序乃是“时代错误”。 [54] 布莱恩在演讲中警告说：共和党人像正与布尔人作战的英国人一样信奉“君主制”原则，他们实际接受了“欧洲的思想观念”，正在试图“仿效欧洲帝国”。 [55] 事实上，既标榜顺应世界变化，又宣扬维护美国民主传统，是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都把对方斥为“过时”的人。
显然，正是时代变化和相对特殊的美国国情、传统造就了世纪之交的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一种新的扩张主义倾向的兴起。美国内战以来始终存在着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斗争，反帝运动可视为这种斗争的延续和发展。但一些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相对新颖的扩张理念，尤其关于“和平征服”和“非正式帝国”的设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的变化和美国国家利益、价值理想的相对特殊性。当时美国已经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领先地位，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已占据优势地位，但军事力量相对弱小。跨洋越海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既不合传统，也非其优势所在。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美国是后来者，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继续以武力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并非上上之策。美国拥有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优势，最关心的莫过于充分发挥其综合竞争优势，尤其非军事优势。美国是参与世界霸权角逐的后来者，当它加入角逐场时，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保持世界的相对稳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有利于打破已经形成的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画地为牢的排斥性竞争，有利于美国发挥自身非军事优势，有利于抵消老牌殖民大国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的既得优势，有利于美国实现渐进式扩张和在国际舞台的顺利崛起。事实上，保持世界相对稳定，实行“门户开放”，突出和平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对美国来说是最为有利的，正是世界变化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可见，由于时代变化、国情和传统的相对特殊性，美国人已不再满足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和价值观，需要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追求做出重新界定。显然，反帝运动既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也是美国统治集团政见分歧的产物，它推动了美国对外扩张战略策略的广泛讨论和逐步调整，对于美国在新世纪逐步走上新扩张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巴黎和约》批准后，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逐步消退。运动的失败表明：只要利益需要，美国在海外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便不可避免。美国占领的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等领土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但最终或被正式吞并，或被持续占领。这一事实表明，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壮大和全球利益的发展，只要利益需要，美国的海外军事征服和建立军事基地活动便不会停止。反帝国主义者虽然强调维护民主政治理想，强调经济扩张与和平征服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支持海外扩张，甚至不会一般性地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从这种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都是美国扩张政策调整中出现的新扩张主义倾向，它们的争论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重建国家利益与价值理想关系的需要，是20世纪美国一再发生的外交政策大辩论的前奏曲。
美西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争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契机，美国一定程度上告别了传统扩张模式，走上了新扩张主义道路。战后，反帝国主义运动便结束了，但争论仍在继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对外扩张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它一再警醒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外扩张既要顺应世界的变化，又要充分兼顾本国国情和传统。在对外扩张政策的认识上，此后的美国两党出现了趋同现象。两党都致力于海外扩张，并就此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逐步走上了合力推进美国全球扩张的轨道。但与此同时，公开鼓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在美国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两党都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相对稳定开放，标榜“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美国式“原则”，努力克服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
受斯宾塞等人的影响，强调适应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文明史观”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看待世界变化的理论依据。据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说：美国舆论相信，“一个模范共和国要影响世界的唯一办法是避免过去的错误，并为和平的工业主义树立榜样” [56] 。事实上，那些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包括帝国主义者或美西战争中的主战派分子，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变化和反帝国主义的合理性。例如：马汉得出结论：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已是大势所趋。参议员贝弗里治承认商业是美国的竞争优势，并宣称：“共和国的商业优势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57] 罗斯福强调美国具有“文明国家”的“道德优势”，把维持大国权力均势视为保持世界相对稳定开放的基本手段，呼吁实现所有“文明国家”的“和平”与“合作”，希望以此共同开发“非文明区域”。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中，公开呼吁建立大国间的“和平联盟”，以维持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尽管如此，在美国舆论中，罗斯福好战成性的个性特征以及作为“帝国主义者”的印记，还是使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代名词。例如：在1917年的美国军官训练营中，一位成员在谈到其同伴们的精神面貌时说：“有那么多的罗斯福，你只要一转身就会被一个罗斯福绊倒。” [58] 罗斯福本人在晚年的自传中解释说：“我厌恶不正义的战争，……我厌恶暴力和流血。……我宣扬进行战争准备，为的是避免战争；我从不鼓动战争，除非战争是避免荣誉扫地的唯一选择。” [59] 不论其真实想法如何，这番自我辩白表明，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舞台上，公开鼓吹穷兵黩武是不得人心的。
罗斯福之后，塔夫特当选为美国总统。作为一位“反帝国主义者”，他宣布摈弃罗斯福的强权政治原则和“大棒政策”，转而以“金元外交”彰显反帝运动中提出的和平征服设想。塔夫特及其国务卿诺克斯都认为，国际商业联系将促成“一体化观念”和“人类利益团结起来”的现代意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并“显然指向国际联合”。他们力图把国家间尤其大国之间的纷争纳入非战争渠道。尽管“金元外交”不可能脱离为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服务的干系，但塔夫特认为：“发展和平关系与发展贸易关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之处。”诺克斯宣称，金元外交只是利用了“过去几十年国际合作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巨大成果” [60] 。
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国内民主改革的优先地位，以此反对海外的过度扩张。但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进步主义运动，正是以维护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原则为旗帜，通过对新时代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诉求的重新诠释，加速了美国新扩张主义时代的来临。进步主义改革派强调对内实行社会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赋予美国民主制度新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宣扬对外扩张，并把对外扩张视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理想的必要手段。他们都信奉“文明史观”，思想观念都带有“民主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国内舆论和政府外交决策都有很大影响。罗斯福、塔夫特和威尔逊都是进步主义改革的拥护者和活动家，都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保持世界的稳定开放。可以说，大国联合与合作观念在当时美国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
美国新扩张主义冲击了国际关系传统体系和国际政治传统观念。美国国会在通过对西班牙宣战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特勒修正案”：西班牙必须撤离古巴，古巴应获得独立，美国也不得占领古巴领土。特勒修正案使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有所顾虑。麦金莱总统被迫承认，吞并古巴是“侵略罪行”。特勒修正案还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反响。一些被压迫民族因此对美国心存幻想，欧洲大国统治者们则为此感到震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愤怒地表示，希望所有大国“联合反对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她说：“要是宣布古巴独立，我们必须抗议这种先例。他们干脆宣布爱尔兰也独立算了！” [61] 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古巴，但新扩张主义的革命性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但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决心以其“改造世界”方案推进国际社会革新，表明美国新扩张主义原则被引入了大国政治舞台。对此，欧洲各大国既难以容忍，也难以拒绝，这既是美国实力壮大使然，也是世界发展变化的结果。
美西战争是美国从传统扩张向新扩张转变的逻辑起点。美西战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引发的争论，对于美国新扩张战略策略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说来，强调运用国家综合竞争优势的“新扩张”，成了20世纪美国海外扩张的基本特征和符合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这也表明，作为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世界大国，美国统治集团在转变国际政治观念和调整扩张战略策略方面，一定程度上走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从本质上看，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与垄断资本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 [62] 。美国新扩张主义同样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对其历史价值做出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