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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形成，既是特定时代美国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美国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薄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总体说来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其国家利益和影响力都主要限于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联系主要限于经济和文化往来。与20世纪相比，19世纪世界各地间的联系相对松散，这使美国能够相对独立地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大陆扩张。由于自身实力相对弱小，美国直接介入与欧洲列强的角逐显得力不从心，其首要任务在于发展和壮大自身。19世纪的欧洲是大国林立的场所和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但欧洲大国林立以及相互之间频繁的激烈争斗状况，促使美国政治家们决心远离欧洲政治舞台。对于新生而又相对弱小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只有对欧洲军事和政治纷争保持相对超脱姿态，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欧洲政治纷争的纠缠，避免引火烧身，专心发展和壮大自身，相对不受干扰地进行海外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幸运的是，当时的欧洲多极均势格局和英国的相对优势，也使任何大国都难以独自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也为美国规避战争风险和独立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提供了可能。总之，所谓“孤立主义”是美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基本国策，是美国根据自身国力和利益做出的一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战略选择。但是，到19、20世纪之交，整个世界不再是19世纪的世界，美国也不再是往日的美国，美国保持“孤立”的基本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历史上美国人相对普遍认同的国家利益观念和价值追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世界现代化、全球化全面推进，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遍及世界，这些都是世纪之交世界变化的突出表现。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中，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世界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必然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对外关系。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尤其主要大国，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美国这一参与角逐全球霸权的后来者。
整体世界诞生是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点。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成为整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商业、传教、探险、战争和征服等活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殖民体系的形成，表明世界真正实现了由分散向整体的过渡。整体世界的诞生，必然程度不等地改变各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世界客观上日益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必然要求加强国际间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的弊端，造就了国际社会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尤为突出的是，带来了列强之间规模更大、程度更为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和较量。无论主动适应和平合作趋势的发展，还是被迫应对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任何国家和民族从此都不再能够脱离世界而保持“孤立”。到世纪之交，几乎所有世界大国利益都呈现出遍布全球的特征。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都程度不等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1898年的美国历史学会上，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演讲中说：“各国闭关自守的屏障，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在到处倒塌。今天，每个国家都在挤着别的国家。” [1] 美国政界和军界人物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利益观。1895年，西奥多·罗斯福写道：“我们都在凝视着未来，试图预告本世纪伟大工业革命造成的巨大而无声力量的作用。”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对未来“严重漠视”和“缺乏理解”是严重问题；传统固然重要，但美国人必须置身于正在出现的全球化中，才能正确领悟往日的经验。 [2] 1899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莫尔说，美国已经从“一种对是否卷入（国际事务）相对自由的地位转入一种世界强国的位置……在原来一些我们只有经济利益的地区，现在我们也有了领土和政治利益” [3] 。大西洋曾被认为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安全屏障，但科技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很多美国人转而同意“海上实力论”的提出者马汉的观点：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同样的水域既是进攻的障碍，也可能成为进攻的通道。 [4] 进步主义思想家赫伯特·克罗利强调：“曾使美国在反对外来进攻时具有军事安全的地理上的孤立不应使美国人民对相应的孤立主义产生盲目感。现代海军力量的发展和现代民族政治利益的广泛扩大已经削弱了他们的安全性，并使美国与欧洲在共同利益的接触方面出现多种可能性。” [5]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地位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异和相互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由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统一和“人民主权”的领导者转变成被压迫民族的奴役者和掠夺者，转变成全球范围内相互角逐霸权的竞争者；被压迫民族则走上了争取自身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民族自决和人民解放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遍布全球的时代潮流。不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同时也加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着世界被瓜分完毕，囊括全球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尖锐对立的国际关系格局最终成型，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更加激化。在这样一种截然区别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中，美国似乎与其他大国有所不同。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拥有热爱民主自由和反抗殖民压迫的历史传统，一向自我标榜与众不同，但它本质上同样是一个以垄断资本利益为转移的帝国主义大国，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领先位置，同样以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立场对待落后民族和国家，竭力掠夺和奴役异族，并参与霸权角逐。无论是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还是列强间日益激烈的相互角逐，都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变化，不能不引起美国统治者们的高度关注。
与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定阶段相适应的是全球范围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20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各国由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社会变革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和人民争取自身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也遍布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相互联结，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们心目中万恶的根源，面临着严重威胁。美国统治集团始终以其自身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为准绳，把美国标榜为民主国家的“榜样”，宣扬美国肩负着引导人类走向自由的“使命”，不仅歧视乃至仇视各国人民革命，而且把德、日、俄等国专制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也视为对“自由”制度的威胁。作为一个自诩具有“道德优势”的“文明国家”和“民主国家”，该如何应对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和武力冲突，不能不成为美国统治阶级忧虑万分的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适应这种变化，仅仅着眼于国内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关注世界变化。
现代化浪潮的全面推进和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大国关系格局的剧烈变动，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出现明显的变化。英、法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国家呈现衰落之势，西欧在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格局中的突出地位受到冲击。美、日等非欧洲国家日益崛起，并呈现后发赶超之势，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原来地处现代欧洲边缘的俄国也走上了加快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在这些变化中，德国在欧洲腹地的崛起，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格局最直接、最严重的冲击。德国的崛起不仅直接动摇了拿破仑战争以来相对稳定的欧洲均势结构，构成了对英、法等现代化先发国家的严重挑战，而且因其特别热衷于传统的军事和领土扩张，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到美国在美洲、亚洲和太平洋等地的扩张。随着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和美国、日本等非欧洲国家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体系真正具备了全球性特征。在世界日益成为整体的背景下，不同区域的联系日益加强。美西战争引发了大国关系的变动，美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需要利用列强在远东形成的均势，以及美国对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阿尔及西拉斯会议以及日俄战争的干预，等等，都彰显了美国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密切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国家影响力的衰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规则和观念也遭遇挑战，但欧洲在国际竞争舞台的中心地位和各大国的国际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美国传统的对欧政策侧重经济、文化扩张并保持政治孤立，但在20世纪之初整体世界初步形成、美国实力迅速上升的新格局下，这一政策自身的内在矛盾性日益凸显。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述，“正是商业的声音在不停地呼唤，美国是属于世界的，它是不可能关在小小的政治匣子里的” [6] 。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阐述了类似观点：欧洲已将美国视为威胁，美欧不是妥协就是战争；要使它们不敢开战，除非美国更加强大。 [7] 西奥多·罗斯福说：“国际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正在增长的互相依赖与复杂性，愈来愈使得坚持恰当地整顿世界秩序成为所有文明的、有秩序的国家应尽的义务。” [8] 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日益密不可分，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20世纪初期，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依然在拉美和亚太地区，但插足欧洲大国政治已成必然之势。参议员亨利·C.洛奇1895年指出：“华盛顿让我们退出欧洲，但是，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真正的前进路线是西方。” [9] 总之，孤立主义传统强调美国要避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卷入欧洲冲突，而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变化表明，美国将不得不主动介入欧洲大国间的军事和政治纷争。换言之，既然“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美国要想称雄世界，就不能不重点处理好与欧洲国家尤其欧洲大国的关系，强调避免卷入欧洲军事和政治纷争的孤立主义传统显然不合时宜了。
到19、20世纪之交，现代化、全球化已把美国造就为先进的世界大国，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事实上已经跃居世界首位。相对于其自身巨大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相对滞后，但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非军事领域的竞争优势十分显著。
在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越来越成为支撑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与同期其他大国相比，世纪之交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异常显著。美国不仅是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中的重要国家，而且是第二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国之一。1885年，美国工业生产超越了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越德国，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相对份额为23.6%，远超紧随其后的英国（18.5%）和德国（13.2%）；其工业总潜力也远超英、德两国，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则美国为127.8%，德国为71.2%。其他发展指标也显示，美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地实现了后发赶超：美国钢铁产量在1890年开始位列世界第一，1900年时约为英德两国之和；到世纪之交，美国的能源消耗超过了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 [10]
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优势更为显著。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法、德、日四国总和还要多。美国不仅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领先，而且农业相对发达，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主要大国第一、第二产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困境。1860—1900年，美国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1860—1913年，美国农场数目由200万个增加到640多万个。美国仅19世纪最后20年新垦殖的土地就达到8100万公顷，超过了英、法、德三国耕地面积的总和。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和耕作技术的迅速改进，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高。农业产量迅速增长，以小麦为例，1860—1900年间增加了3倍，占了世界小麦产量的23%。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各领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过剩资本”。美国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市场相对广阔，社会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经济发展推动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大量涌现。美国1783年人口只有300万人，1860年为3200万人。19世纪晚期，美国人口总数从1870年的3900万人增加到了1890年的6300万人。1914年，美国人口约为9800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国民总收入为370亿美元，接近主要欧洲大国国民收入总和。战前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英国与美国接近：英国为244美元，美国为377美元，英国约为美国的2/3。
与科技领先、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财富和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实力和国民财富总量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意义日益突出，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在它与列强的角逐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就有英国人警告说，“胜利的强国将是具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业和科学发明创造力的人民将打败所有其他的人民” [11] 。相对其他先进国家，美国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相对较高，这也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20世纪初，美国形成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八大财团与六十家族。1918年，仅摩根、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就独占了美国全部国民财富的1/3。19、20世纪之交，美国国内兴起了反托拉斯运动，但政界精英对大公司在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中的角色基本上都持赞赏立场。
由于特殊国情和传统，兼之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美国军事力量发展一直相对滞后。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美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位居世界第三的海军力量。美国在18世纪末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历经19世纪，尤其在南北战争、西进运动、进步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经济与政治发展相对协调，国内政治和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社会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相当显著，这些都造就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扩张欲，推动着美国迅速融入密不可分的现代世界体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升。在19世纪80年代前，“外交家和作家们还很少把美国与六个公认强国——英、法、德、奥、俄和意大利——相提并论” [12] 。但到20世纪初，人们谈到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国时已经不再把美国排除在外了。观察家们越来越相信“托克维尔神话”：20世纪世界将成为被美国大老板和俄国皮鞭控制的世界。 [13] 1900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出版了《美国经济霸权》一书，预言：到20世纪中期，世上将只剩下美、俄两大国，美国将拥有经济优势。国际社会一度到处充斥着“美国威胁论”。一位法国外交官在1903年充满忧虑地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国的威胁……旧世界将面对美国而走向失败？”一位法国史学家在1905年写道：“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威胁外别无他物。”一位英国记者认为，未来的英国只能面临两种选择，或与美国联合，“或沦落到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 [14] 。美国舆论也对此前景持肯定态度。鉴于英国正走向衰落而美国日益崛起，西奥多·罗斯福预言：“20世纪仍将是英语民族的世纪。” [15]
美国自立国起就一直梦想以自身模式“改造世界”。他们称美洲大陆为“新世界”，以别于欧洲“旧世界”，称美国不可能重走欧洲老路。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美国政治家也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欧洲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及其对“利益”和“野心”的追求，是导致战争不断爆发的原因。欧洲各国把“势力均衡”视为欧洲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但美国人认为，“旧世界”之所以不断发生战争，根源就在于，“对事实上既不可企求又无法实现的均势状态没完没了的追求” [16] 。在他们看来：“通常所说的势力均衡不过是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的物质表现，是政治反动和宗教蒙昧主义的物质表现，是神圣同盟和卡尔斯巴德法则（the Carlsbad Decrees）的体现，是普鲁士下士军人的藤条，是俄国人的皮鞭，代表的是与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敌的一切。” [17] 在美国人看来，均势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安全，这既表明了“旧世界”王公贵族的“愚蠢”，也是美国人尊崇“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原则的结果。在美国实力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美国要以“榜样施教”，为了不被“旧世界”毒化，要避免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19、20世纪之交，美国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全面领先，他们因此更加相信其肩负着“特殊使命”，相信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舆论认为，美国的迅速繁荣壮大充分证明了“自由制度”的优越性和美国人的“道德优势”。当美国人自我期许的“道德优势”获得国家实力的支撑后，美国政治家们开始致力于以其“理想”和“原则”干预世界事务。
美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强，推动着它对外联系的发展，也刺激着它向世界扩张的欲望。这种扩张欲望与美国传统的以自由制度“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催生了各种新扩张主义思潮，预示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不仅宣扬了海军制胜论，还发起了反孤立主义宣传运动。他断言：“没有一个国家，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大国今后应当保持孤立政策”；美国必须以武力保卫它在全世界的商业利益。 [18] 19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参议员说：“在我们还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时，孤立主义政策很有益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已有65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为了我们未来的利益，应该放弃孤立主义。” [19] 麦金莱总统宣称：“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可行的和合乎希望的了。” [20] 当时众多政界精英，都对孤立主义持否定态度，希望美国人有“远大眼光”，积极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布鲁克斯·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等学界、财界精英也明确反对孤立主义。反孤立主义者往往被称为“国际主义”者。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首次突破了美国固守西半球的地理界限，把美国的利益和影响推向世界。战后，美国得以控制加勒比海和通向中美地峡的通道，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并吞并夏威夷，占领关岛、菲律宾等群岛，打开了向远东扩张的通道。接着，美国在远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力图把“门户开放”变成各国共同认可的国际关系准则。
面对一个发展水平显著领先、综合实力空前强大而声称不走“旧世界”老路的新兴大国，世界各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这一挑战。基辛格在谈到19、20世纪之交美国实力大增和外交政策变化时写道：“任何国家的实力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为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 [21] 但是，如何把实力化为影响力，美国的政界精英有不同理解。虽有综合实力优势，但美国是世界霸权角逐场的后来者，此时的世界已经不再是18、19世纪的世界。从美国自身看，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军事扩张和建立殖民帝国并非主要优势。因此，美国选择不同于欧洲传统的新扩张道路是必然的。
20世纪初期，随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注重国际和平合作尤其大国合作成为现代世界的必然要求，但尊崇强权政治和片面强调国家“集团自私”合理性的“传统的均势现实主义”观念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是20世纪初期世界变化与国际政治传统观念、传统扩张模式形成冲突的突出表现。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联系的加强同时造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影响：更加频繁激烈的国际冲突和更加普遍而迫切的国际和平合作要求。近代思想家对和平合作的呼吁和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国际和平运动的兴起与和平力量的壮大，各类国际合作组织的日益增多，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显著的国际社会对和平合作精神的呼唤。在早期论证和平合作趋势的学者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亚当·斯密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以邻为壑的竞争心理，并得出结论：“邻国的富乃是本国获得财富的原因和机会。” [22] 赫伯特·斯宾塞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国际和平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和平”“独立”“友好”和“诚实”是工业社会“最和谐一致的典型特征” [23] 。如果说亚当·斯密和斯宾塞的观点只是先进工业国家先进人士的看法，那么，到世纪之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情况又大不相同了。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殖民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成为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世界相互依存的趋势更加显著。但是，这不但未能使大国间的和平相处与合作成为事实，反而使战争与冲突更加频繁、激烈，战争目标和手段进一步向着无限化方向演进。日益增加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更加频繁、激烈的战争，使人们愈加渴望国际和平与合作，和平合作与武力争斗两种价值取向间的观念分歧也更为显著。爱好和平和进步人士均感到忧心忡忡。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其实正是世界相互依存的反映。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在社会主义等新兴进步思潮的传播中，传统的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政策都遭到了批判和抵制，这对于推动世界向着和平、民主、进步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平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列宁主义反战理论的形成，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人民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对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势力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统治者的外交思维和决策。1880年，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格莱斯顿以外交政策为诉求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格莱斯顿倡导英、俄、德、奥、法、意六国通过和平合作缓解国际紧张局势。他强调了尊重民意和顺应潮流的重要性。他说：“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之至高无上之权威。” [24] 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英国作为霸权护持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列强之间的大规模决斗，格莱斯顿的言论反映了这种维护现状和既得利益的心态及政策取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世界变化和各国人民反战斗争的影响。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的变化。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推动下，美国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扩张模式，转而重视并积极推动大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平合作，支持“民族自决”，倡导“门户开放”，通过强化自身的影响力，走上了致力于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新扩张主义道路。
尽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潮流，并影响到国际外交，但这一时期的各大国统治阶级从其自身立场出发，仍然把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视为异己力量，并不能真正顺应民意。但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间尤其大国间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古典经济学对国际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推崇是从维护先进工业国家利益出发的，但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先进的科技、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社会制度等非军事因素的意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本身足以使它处于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相对和谐稳定的国际社会，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先进国家和平地扩张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然而，残酷无序的国际竞争现实却不断地强化着“强权即真理”的政治逻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争斗中，传统扩张模式和国际竞争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
英国学者霍布森批评说：“一些国家把不同国家之间健康的、鼓励性的竞争变成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生存斗争。”他认为，战争和关税保护是“最天然、最浪费的国家竞争形式”；在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文明进步应该“越来越关心国家资源的集约化或质的发展” [25] 。他强调，要以国际协调代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武力争夺。他说：既然制止个人之间或家族之间原始的生存竞争有助于进步，“我们为什么不能期望以相同方式，先让国际和平扩及文明国家及其附属国，然后囊括整个人类呢？” [26] 他希望“文明国家”（即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他说：“我们应希望与其他国家分担扩张和开发事业。” [27] 为保证国际和平与共同开发殖民地，霍布森还提出了反对领土扩张、维护民族国家生存与独立的主张。他说：“未来国际主义的希望寄托于独立国家的生存和自然成长。没有这类国家，就不可能有国际主义的逐步发展……” [28] 英国国际法专家诺尔曼·安吉尔断言，在工业时代，战争完全是一种时代错误。他说：“真正构成繁荣的各种因素同军事或海军力量没有丝毫的联系，不管我们的政治术语怎么说。” [29] 霍布森和安吉尔等人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渴望改变观念、放弃传统扩张和建立相对稳定开放的国际新秩序的愿望。
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舆论中，放弃传统扩张和通过推进大国和平合作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成了“文明国家”的“道德优势”，成了美国实现“领导世界”目标的重要依据。在19世纪，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乃是天经地义的现象，欧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观念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潮流的广泛兴起、国际格局多元化和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少数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传统格局和欧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因此，就美国人而言，无论强调顺应世界变化，还是强调尊崇美国传统和自身的“道德优势”，他们都拒绝照搬欧洲国家的经验。
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表明了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觉醒，对世界旧秩序构成了挑战。“民族自决”成了西方各国劳动者、社会主义者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共同目标。在国际关系中，德、日等后起的大国仍然致力于以武力扩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落后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不可避免性。美西战争后，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国家，美国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抢占殖民地和兼并他国领土的传统扩张模式。此前，英国已启动了把“帝国体系”转变为“联邦体系”的艰难历程。如马汉所述，殖民地的独立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在谈到英国试图以“帝国联邦”取代帝国体系的意图时，他说：“从‘帝国联邦’一词系统阐明的思想表明，海外属地和宗主国本身已经度过并超越了这样一个时代：即双方都承认它们终究必将分离，就如同儿子离开父亲的家，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一样。” [30] 显然，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们已经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意识到列强肆无忌惮地主宰和奴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时代迟早将成为过去。在这一世界性历史变化的深刻背景下，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甚至认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目的不是扩张，而应代之以提高效率和内部发展。 [31] 显然，武力征服和领土占领等传统的扩张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20世纪初期，一系列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美国、日本等欧洲圈以外强国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推进国际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要求建立更为稳定开放和兼容并蓄的世界新秩序，结束少数欧洲大国按照一己之私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结束以欧洲经验形成的国际政治观念和扩张模式的主导地位。
总之，19、20世纪之交世界的变化是深刻的。19世纪及此前，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少数欧洲列强按照自身利益观和价值观主宰世界，但这一局面正在悄然改变。这种变化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和世界进步的表现。无论是欧洲各国内部的变化，还是世界格局的转换，客观上都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变化。20世纪初期，在战争和冲突日益向着无限化方向演进的同时，和平、合作、发展和民主的潮流也逐步兴起，构成了对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扩张模式的挑战，为美国另辟蹊径实现新扩张提供了可能。处理好变化世界中的大国关系，为其争夺霸权和新扩张开辟道路，成为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